清初的「華夷共存」與士大夫的屈服：《焦灼的時代》選摘（2）

在中國本土，由於滿人與漢人相較之下占壓倒性的少數，因此他們理所當然地必須對族群的共存問題採取謹慎的態度。誠如在前一章裡，我們根據《明實錄》、《清實錄》的統計所做的論述，在清代的前期，也就是從一六四四年入關到一七三〇年代，對異民族所使用的「夷狄」、「外夷」等蔑稱，可以看出前後時期不同的特色。

由於各個朝代的長短和篇幅大小各異，因此很難做單純的數量化比較，但首先比較明代與清代，「夷狄」、「外夷」等帶有負面評價的異民族相關用語，在明代使用得很頻繁，但在清朝卻消失蹤跡。若看清代期間的時期性差異，在這邊先不提入關以前，大致可分成順治到雍正年間（一六四四 一七三五年的九十二年）、乾隆到咸豐年間（一七三六 一八六一年為止的一百二十六年間）、同治到光緒年間（一八二六 一九〇八年為止的四十七年）這三期，在順治到雍正年間，幾乎沒有使用「夷狄」、「外夷」等用語，但到了乾隆到咸豐年間，雖然沒有「夷狄」，但「外夷」就使用得相當多，在同治光緒年間，西洋列強的壓力逐漸增強，「外夷」又再度消失。

順治到康熙年間，之所以完全沒有使用「夷狄」、「外夷」，原因很有可能是因為禁止使用「夷」這個字，或者臣子們為了避免觸犯清朝的忌諱，因此自我克制。但是乾隆年間，包含上諭在內，都經常會出現「外夷」的用語，因此在這個時期，之所以不使用「外夷」，其中一個原因或說是為政者自身對於族群問題有所意識，因此對於使用「敏感」的詞語採取慎重的態度。

不過，清朝面對族群問題的這種態度，在康熙年間為止，看起來都只停留在不讓它變成理論化的消極應對。之後在《大義覺迷錄》27 當中，雍正帝有關清朝統治正當性的獨特論述，擺脫了這種曖昧不明的狀況，廣泛地顯示出邏輯一貫的基本方針。雍正帝在《大義覺迷錄》當中曾說：「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諱」，這番話廣為人所知。在這裡要舉出四年之後，相同內容的上諭（在前一章頁二〇二 二〇三引用的文章）： （相關報導： 慈禧一生最怕她！歷史課本沒說的晚清真相：手握朝廷最終決定權、「她才是真老大」 ｜ 更多文章 ）

本朝人刊寫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為彞，以虜為鹵之類—殊不可解。揣其意，蓋為本朝忌諱，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義，不敬之甚者也。夫中外者、地所畫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內而直隸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極邊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納貢，異域遐方，莫不尊親，奉以為主。乃複追溯開創帝業之地目為外夷，以為宜諱於文字之間，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謬已極哉。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聖帝。」而孟子以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為夷。然則夷之字樣，不過方域之名。自古聖賢。不以為諱也。……夫滿漢名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並非中外之分別也。若昧於君臣之義，不體列聖撫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猶泥滿漢之形跡，於文藝紀載間，刪改「夷」、「虜」諸字，以避忌諱，將以此為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犯大不敬之罪矣。嗣後臨文作字、及刊刻書籍，如仍蹈前轍，將此等字樣、空白及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

這一番「『夷』、『虜』等表示周邊民族的用語，原本並不帶有負面價值」的論述，克服了藉由不使用這些用語，避免發生問題的消極態度，以更原則原理的角度否定了華夷之間的上下關係。收錄於《大義覺迷錄》當中的上諭，引用了蒙古的例子，敘述如下：

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義存心。若僻處深山曠野之夷狄番苗，不識綱維，不知禮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獸無異之名。至於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爾喀等，尊君親上，慎守法度，盜賊不興，命案罕見，無奸偽盜詐之習，有熙皥寧靜之風，此安得以禽獸目之乎？

此外，在《大義覺迷錄》刊行的同一年，有人上奏「回民自為一教，異言異服，且強悍刁頑，肆為不法，請嚴加懲治約束」，雍正帝對此做出的回覆如下：

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遺，家風土俗，猶中國人之籍貫不同，嗜好方言亦逐各異。……要亦從俗從宜，各安其習，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誣民者比則回民之有教，無庸置議 也。……且朝廷一視同仁……朕念萬物一體之義，豈忍視回民與眾民有殊。

我們可以輕易地看出，對回民這種「寬容」的態度，與在《大義覺迷錄》當中所顯示出的邏輯相同。上述雍正帝的方針，可以總結如下，也就是從「正確」的基準當中，去除族群的文化性內容，甚至抽象化至「尊君親上，守法不行惡」這樣的基本道德，企圖讓擁有各種宗教、風俗的集團能夠共存。反過來說，所謂普遍的「正確性」，去除了特定文化內容，逐漸往維持公共秩序之課題收斂。

這算是對各種文化的認同，但又不同於賦予各個文化集團特權的文化多元主義。無論是喀爾喀或回民，其行為或信仰是否違反秩序都憑皇帝的判斷。有必要的話，其淳良無害的個性會受到強調，但是反過來也隨時都有被定罪為破壞秩序之集團的風險。根據谷井俊仁所言，「一心一德」之語是清朝初期的皇帝們喜歡的口號，其中又以雍正帝對「一心一德」的喜好最為突出。 除此之外，還有「萬物一體」、「中外不分」、「天下一家」、「一視同仁」等表現出君主與萬民之間透明的共同性之語句，也經常出現於雍正帝的文章當中。這些由於缺乏客觀的基準和抑制，因此算是屬於為政者恣意的邏輯。「承認清朝的威權，遵從其威權的人就是正確的」、「清朝之所以正確，是因為在進行由萬民所支持的統治」，在這種封閉的循環論當中，清朝統治的正當性不斷地獲得確認並逐漸強化。 （相關報導： 慈禧一生最怕她！歷史課本沒說的晚清真相：手握朝廷最終決定權、「她才是真老大」 ｜ 更多文章 ）

和康熙帝的「寬」相比，雍正帝的政治被稱為「嚴」。的確，誠如雍正帝的朋黨批判和文字獄瑣事，他積極地介入（被看作是）擾亂政治秩序的行為，並實行嚴罰。但是我們不能忘了，他在政治上的不寬容，與他在文化、風俗層面上的寬容，是互為表裡的。我們其實不清楚近世歐洲知識分子有多麼地瞭解清朝這種「寬容」的狀態，不過伏爾泰等人對這種連結宗教寬容與政治不寬容的核心有很確切的理解。看在近世歐洲知識分子的眼裡，清朝的這種「寬容」政策與存在他們自己社會當中「以國家理性為依據之宗教寬容」的動向，可說是不謀而合。清朝的寬容論雖然讓近世歐洲的非自由主義寬容論感覺很親切，但同時從近代的自由主義寬容論來看，也能被看作是反面教材。

儘管國家政策採用「基於國家理性的宗教寬容」，但社會如何應對又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整體社會的「寬容」風氣？根據蘇珊・門德斯（Susan Mendus）指出，寬容的概念包含一個悖論。這個問題就是如果所謂的「容忍、寬容」，是容許自己相信並不正確的人的存在，那麼該如何正當化「接受自己認為不正確的事物」？從這一點來看明末清初的變化，十八世紀中葉江南的知識分子黄卬比較明末和清代中期的士風，發現清代的士大夫不再像明末那樣蠻橫，但是他認為清末也沒有像明末那樣「勇於發表正確的主張，接受仗刑、流刑等刑罰」、「反抗權力，為民所苦而發聲，直言不諱而不退讓」之人。這種士風的變化，被認為是清代人們共同的認知。比起明末，清代的士大夫較為溫馴，唯唯諾諾地接受清朝的異民族統治且專治的統治―若是如此，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思考其中的意義？清朝的士大夫為什麼失去了凜然追求「正確」的氣概？

井上進對清朝士大夫的鎮壓，以及士大夫對其的應對，做出了以下的陳述：

清朝對江南紳衿的態度，其實是相當嚴厲的。對此，人們不可能都沒有不滿。但江南人士的應對方式並不是反抗，而是迎合、諂媚等，企圖討好政權，來保全自己的利益—非整體利益，而是個別的利益。……過去如此興盛的黨社運動，之所以實質上會如此輕易、乾脆地敗北，主要就是因為紳權，也就是「黨人」自身的脆弱，因此他們所能獲得的支持也很薄弱。……〔誠如從顧炎武批判生員中所能看見的〕過去復社的少壯，到了今天卻宛如清朝政權的代言人。……明末最尖端的士人，早已讓自己的運動方向進展到可能總括出新政權構想的地步了。但是就算想要讓這個構想成為現實，他們的力量尚太貧弱。因此為了要強力拴緊已經遲緩到底的政權束箍，清朝的統治就此登場，成為現實。……士人乾脆地就接受清朝要求的絕對服從，但是這只停留於形式上，而清朝最終也並沒有更進一步的要求。這呈現一種閉塞狀態，儘管清朝靠力量成功達成統治，但是同時也可以說並沒有靠著力量成功統治。 （相關報導： 慈禧一生最怕她！歷史課本沒說的晚清真相：手握朝廷最終決定權、「她才是真老大」 ｜ 更多文章 ）

＊作者岸本美緒，御茶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焦灼的時代：明清之際的中國焦慮與東亞秩序重組》（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