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選戰還沒進入最後衝刺，網路卻已經出現值得警惕的怪現象。10月3日晚間，蔣萬安一篇反毒臉書貼文，不到一天竟湧入超過40萬則留言，蔣陣營質疑機器人與網軍介入，對手則反批不要把不同意見都叫網軍。
在文革中國時期，真正可怕的除了政治暴力，還有社會慢慢形成一套獎勵機制，告密受到鼓勵，批鬥得到掌聲，懷疑別人的動機變成政治正確，最後人們學會「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要善良」。
把這個觀察放到今天台北市長選舉的網路世界，竟有幾分令人不安的相似。例如錢怡君說出對沈伯洋訪問後的真實感覺，就被網軍出征，現在「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要觸怒網軍」。
台灣有言論自由，也沒有國家機器強迫人民批鬥。但如果社群平台獎勵憤怒，政黨獎勵攻擊，支持者獎勵羞辱，那麼最後生產出來的，自然不是理性討論，而是更激烈的敵我區分。
目前台北選戰最有趣的現象，就是「聲量」逐漸被誤認為「民意」。社群監測顯示，蔣萬安與沈伯洋的網路結構差異很大。近幾個月蔣萬安約三分之一聲量來自新聞媒體，沈伯洋則有超過一半來自Threads。換句話說，兩個候選人雖然競選同一座城市，網路上卻可能活在兩個不同世界。
更怪的是，同一個候選人在不同平台甚至像不同的人。如果一個人每天只看Threads，與每天只看新聞網站，他們腦中的台北市長選情可能完全不同。
於是選舉開始出現一種「平行宇宙」，支持者不再問：「我的候選人市政能力如何？」而是問：「對方到底有多可惡？」演算法也非常合作。溫和分析通常沒有人轉傳，一句嘲諷、一張迷因、一段斷章取義的影片，反而可能一夜爆紅。候選人的政策白皮書有幾千人看過就算不錯，一篇挑釁貼文卻可以得到幾十萬則留言。
極端的政治環境會訓練人們先判斷「他是哪一邊的人」，再決定他值不值得支持。人的身分先於事實，立場先於是非。
這種現象已經悄悄進入台灣網路政治，看到對自己陣營不利的新聞，第一個反應就是網路出征留負評。看到對自己有利的，就說「這一定是民意」，反之「這一定是網軍」。事實還沒查清楚，答案早已由政治立場決定。
另一個怪現象是「負面聲量也被當成聲勢」，被罵得越兇，聲量越高；聲量越高，媒體越報；媒體越報，又創造更多聲量。最後候選人最有效率的網路策略，就是製造一個足以讓全民吵架和媒體炒作的事件。
民主政治本來應該獎勵說服，社群媒體卻可能獎勵偏激。選舉本來應該比較治理能力，演算法卻鼓勵比較誰更會製造浮誇。久而久之，候選人也會學習，提出住宅政策不如嗆對手一句，談交通改革不如剪一支罵人的30秒短影音，承認錯誤更可能被支持者視為軟弱。
要拒絕讓政治吞掉全部的人生，台北市長選舉也該回到這麼簡單的問題，誰能讓台北交通順一點？房子負擔得起一點？都市更新快一點？老人照顧好一點？孩子安全一點？
40萬則留言很壯觀，Threads聲量也很熱鬧，但投票日走進投票所的仍是一個個真實的人。民主最危險的時候，不是大家吵架，而是我們已經不在乎事情是真是假，只在乎這件事能不能傷害自己討厭的人。
選舉的真正價值，在於讓人民選出有能力改善生活的市長，而非製造仇恨的政治明星。如果選民只看聲量、不問政績，只辨敵友、不論是非，民主終將淪為情緒競賽。台北需要的是能解決問題的市長，而非最擅長攻擊敵人的網紅。當仇恨比善良更容易得到掌聲，民主便已悄悄走上歧途。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蔣萬安的松山機場「驚異大奇航」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