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花俊雄觀點：從小布希到川普─美國不忍回首的25年反恐戰爭

25年前的2001年9月11日，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親眼看到兩架波音767撞入世界金融中心紐約的地標性建築世貿中心雙子星110層高樓，經過大約1個多小時的大火焚燒，大樓轟然倒塌，共有近3千人喪生。

美國東部時間10月7日中午12:40左右，小布希總統在白宮[條約廳]宣布向阿富汗展開代號為「持久自由行動」的軍事進攻，宗旨是為了讓阿富汗不再成為恐怖基地，同時對塔利班當局的軍事設施實施軍事打擊。

布希發動了反恐戰爭，但他絕不是最後一位進行這場戰爭的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雖然對美國軍事干預持懷疑態度，而且他的當選部分歸功於他反對伊拉克戰爭，但他發現自己不僅要繼續打阿富汗戰爭，還要擴大這場戰爭—2009年至2012年間，他下令向阿富汗增派近5萬名美軍，使美軍總兵力達到約10萬人——同時把一種致命的無人機2011年5月，美國特種部隊終於擊斃了「9·11」事件的策劃者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但反恐戰爭遠未結束。三年後，伊拉克和敘利亞激進的伊斯蘭組織，也就是所謂的「伊斯蘭國」（ISIS），宣佈建立「哈里發國」，並發動了一場殘暴的殺戮、種族清洗、綁架和強姦行動；歐巴馬最初曾輕蔑地把這個組織稱為恐怖主義的「青年隊」。它的崛起最終導致美國再次領導一場持續多年的區域軍事干預。

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是外國干預的批評者—至少在競選時如此—他於2016年首次當選總統時，希望降低反恐戰爭的優先地位，但與他的前任一樣，他未能做到這一點。 2017年8月，川普表示，他「最初的直覺」是完全撤出阿富汗，但「當你坐在橢圓形辦公室的辦公桌後面時，作出決定就完全不同了」。他接受了軍事顧問的意見，轉而採取「以條件為基礎」的撤軍方式，而正是這項戰略自2011年以來一直使美軍留在阿富汗。同樣，在敘利亞問題上，川普曾兩次宣布撤出美軍的計劃，卻從未徹底執行，主要原因是那些擔憂仍有必要遏制「伊斯蘭國」的體制內人士予以抵制。他的政府繼續在阿富汗、伊拉克、索馬利亞、敘利亞和葉門實施無人機打擊和特種作戰突襲，而且交戰規則往往比過去更寬鬆。

因此，到了2021年1月，喬·拜登（Joe Biden）成為「9·11」事件以來第四位發現反恐—尤其是阿富汗戰爭—闖入自己最初外交政策議程的美國總統，儘管他原本試圖應對其他重大戰略挑戰。拜登從川普手中繼承了一項與塔利班達成的協議，包括撤出所有駐阿美軍的承諾，但執行這項協議的任務卻留給了拜登。他確實執行了，但付出了巨大代價。在失去美國及其他盟國軍隊的支持後，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使塔利班（Taliban）在被趕下台幾乎整整20年後重新接管了這個國家。混亂的美國撤軍造成13名軍人以及數百名阿富汗人死亡，數千名曾為美國工作過的阿富汗人被遺棄，並損害了美國公眾對拜登的看法，而他此後再也未能從這一打擊中恢復過來。 （相關報導： 銀行家觀點》從911倖存─盧特尼克重披戰甲 ｜ 更多文章 ）

美國人已經開始把「9·11」事件之後幾十年的美國政策視為一連串的失敗。而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國從一開始就發動如此大規模的行動，並相信自己能夠利用軍事力量按照自己的意願改造中東。

如今，在川普第二屆政府時期，反恐戰爭似乎正走向終結。川普把自己在加勒比海和委內瑞拉的干預描述為針對「毒品恐怖分子」的行動，並把他2026年2月28日對伊朗發動的攻擊解釋為對「世界頭號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打擊。但在實際政策中，打擊所謂的蓋達組織和「伊斯蘭國」等「遺留」組織，其優先程度遠低於川普的其他戰略重點，而且投入的資源和注意力也比過去25年中的任何時候都少。川普2025年11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非但沒有把打擊全球聖戰主義置於優先地位，反而幾乎沒有提及這一問題，而是強調擺脫「永無止境的全球負擔」。

今年秋天，當美國人紀念「9·11」攻擊25週年時，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威脅當然不會已經消失。但是，作為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美國外交政策指導框架的反恐戰爭，是否會結束，仍有待觀察。

今年是9·11恐怖攻擊25週年，隨之而來的反恐戰爭也經歷了25個春秋，最近出版的一本書標題為《歷任總統的戰爭：美國反恐戰爭25年》（All the Presidents' Wars—Twenty-Five Years of America's War on Terror）可以作為審視美國關鍵時期歷史的重要參考書目。作者彼得‧伯根（Peter Bergen）撰寫、編輯過8本書，其中包括3本《紐約時報》暢銷書和4本《華盛頓郵報》年度最佳非小說類書籍。伯根的這本書涵蓋了極其廣泛的內容。他從9·11事件前多次被忽視的、關於[基地組織]（al-Qaeda）計劃在美國發動重大襲擊的警告開始，迅速過渡到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垮台，隨後是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再到伊斯蘭國的崛起和塔利班的複闢。

伯根顯然非常適合講述這個龐大的故事。作為一名資深記者、教授和CNN國家安全分析師，1997年初，他作為CNN團隊的一員前往阿富汗，採訪了一位當時幾乎無人知曉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奧薩馬·本拉登，並在CNN上播出。此後多年，他撰寫或編輯了十幾本關於恐怖主義和反叛亂主題的書籍。他也擁有龐大的人脈網絡，往往能夠取得不為人知的醜聞消息。伯根的受訪者超過500人，這不僅體現了他的毅力，也反映了本書所探討的醜聞數量之多。

最終呈現的與其說是扣人心弦的敘事—對於細心的新讀者來說，本書的宏大背景並不陌生—不如說是一系列引人入勝的軼事和內幕細節的不斷積累，這些內容讓讀者從最初的驚訝逐漸轉變為對政府無能規模的奇特驚嘆。

伯根對小布希總統在9·11事件後如何絞盡腦汁尋找入侵伊拉克的藉口，以及隨著美國在伊拉克泥潭越陷越深的情況下，他又如何耗費大量精力試圖將政治後果降到最低，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同樣受到伯根抨擊的還有川普第一屆政府。諷刺的是，川普2017年最初的外交和國防政策顧問團隊中，不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戰功卓著的軍官，但川普卻逐漸棄用了這些人才，寧願憑直覺行事，也不願考慮任何戰略、邏輯或一致性。 （相關報導： 銀行家觀點》從911倖存─盧特尼克重披戰甲 ｜ 更多文章 ）

在伯根看來，川普背叛美國盟友阿富汗政府的行為遠沒有那麼令人發笑。川普急於在2020年大選前宣布所有美軍撤出阿富汗，指使他的代表與塔利班進行和平談判，卻將阿富汗民選政府排除在外，從而使他能夠在大選前宣布最後一批美軍最早將於2021年5月撤離該國。

正如伯根尖銳地指出，當和平談判的一方提出撤軍日期時，談判就不再是談判，而是投降—或者用他的話來說，是出賣。伯根認為川普總統應對這場加速阿富汗民選政府垮台的可恥事件負主要責任。伯根同時也指責川普的繼任者拜登未能撤銷協議。這個決策將一次尷尬的撤退變成了一場真正恥辱和悲劇。伯根認為，美國戰敗的形像或許也助長了俄羅斯總統普丁在隔年入侵烏克蘭的膽量。

伯根對歐巴馬總統的批評較為溫和。誠然，歐巴馬受益於無人機技術的日益精進——這種武器使美國能夠遠程發動戰爭——但他使用無人機的頻率過高，導致成百上千名平民喪生，並加劇了中東地區的不滿情緒。正如歐巴馬本人所言：「事實證明，我真的很擅長殺人。我以前從未想過這會成為我的強項。」

人們或許會希望所有總統發動的戰爭都推遲幾個月才公佈，以便人們能夠充分認識到川普總統對伊朗發動的這場稱之為[史詩狂怒行動]（Epic Fury Operation）的戰爭究竟有多麼愚蠢。然而，伯根的結論卻是在2026年3月中旬寫下的，距離川普這場最新的錯誤冒險僅僅幾週。

正如過去25年中無數次發生的那樣，這場愚蠢的戰爭也被包裝成「反恐戰爭」的一部分，但其考慮甚至比之前的戰爭更不周全。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川普似乎完全沒有註意到，正是無人機的出現，使烏克蘭能夠抵擋規模大得多的俄羅斯軍隊長達四年。他似乎也沒有考慮這項創新可能如何影響與伊朗的衝突，而伊朗可是世界上創造廉價精密無人機的先驅之一。

伯根這本書的一個重要主題是美國領導人屢次未能為軍事行動「隔天」做好準備，但在伊朗問題上，他明確指出，川普甚至連「行動當天」都沒有做好準備。結果，現在幾乎可以肯定，美國將在「反恐戰爭」中再次遭受重大失敗。

在伯根這本書中，讀者很可能很快就會得出結論：過去25年主導中東衝突的美國官員都是一群白痴、傻瓜或惡棍。隨著閱讀這本充滿批判性且研究嚴謹的著作，這種評價似乎越來越被證實。

前白宮中東、北非與波斯灣地區協調員、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國家安全顧問菲利普·戈登（Philip Gordon）在8月18日發表於《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的一篇題為《反恐戰爭究竟是什麼？四分之一世紀的恐懼與幻想》(What Was the War on Terror?A Quarter Century of Fear and Fantasy)的評論文章，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了不少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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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認為，伯根對政策制定者所做決定的許多嚴厲批評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記錄了大量一廂情願的想法、代價高昂的錯誤、不誠實行為以及意想不到的後果。同時，伯根有時也落入了一個常見的陷阱，即暗示反恐戰爭的主要問題在於戰術誤判或執行失誤，而不是那個根本性的戰略錯誤：向一種戰術手段宣告一場無所不包的戰爭，並試圖利用軍事力量改造整個地區。事實上，伯根一再抱怨政策制定者未能「為戰後做好規劃」，這本身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在政治真空、教派分裂、鄰國干涉以及敵對外國干預、民眾心懷怨恨的環境中，他們究竟怎樣才能有效地做到這一點？

正如多屆政府所發現的那樣，在一個政府被推翻之後，如果美國投入的軍事力量過少，就可能使各種敵對矛盾不斷惡化，並讓恐怖組織發展壯大；但如果投入的軍事力量過多，又可能導致當地抵抗、因平民傷亡而產生的憤怒以及無法長期承受的代價。一旦政府被趕下台，幾乎沒有任何「戰術」或「計畫」能夠確保建立穩定。儘管過去25年出現了種種失誤，但大多數美國政策制定者確實是在努力做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以保護美國同胞免受真實存在的威脅；沒有任何人擁有預知未來的能力，而且幾乎在每一種情況下，那條沒有選擇的道路同樣會付出嚴重代價。

戈登指出，這種現象最近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拜登在其總統任期初期決定全面履行川普政府關於2021年撤出所有駐阿美軍的承諾，不留下任何剩餘部隊。伯根對這項決定提出了嚴厲批評，並認為，即使只留下2,500名美軍，再加上人數為其兩倍的歐洲軍人、承包商以及阿富汗國家安全部隊，也足以「擋住塔利班」。但是，這種批評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塔利班之所以一直沒有襲擊美軍，只是因為川普在2020年已經承諾要把他們全部撤走。如果拜登放棄這項承諾、繼續留在阿富汗，塔利班幾乎肯定會重新發動軍事攻勢，而從長遠來看，阿富汗軍隊仍然可能最終崩潰。這將意味著要把美國的阿富汗戰爭延長到第三個十年，並在美國還要面對歐洲和中東其他重大衝突之際，繼續消耗稀少資源。而到了那時，拜登的繼任者又將面對那個熟悉的選擇：要麼下令進一步增兵，要麼冒著遭受軍事失敗的風險。

戈登認為，《歷任總統的戰爭》更多是一部歷史綜述，而不是一部試圖開闢新研究領域的著作，但伯根確實為人們全面理解反恐戰爭中的一些關鍵事件作出了寶貴貢獻。他令人信服地論證說，儘管小布希政府官員聲稱無法確定，但2001年末，本·拉登幾乎肯定就在阿富汗東部托拉博拉山區的洞穴群中，而美國未能投入足夠兵力——部分原因是軍事和政治注意力當時已經開始轉向伊拉克—使他得以逃入巴基斯坦。伯根也檢視了有關沙烏地阿拉伯與蓋達組織關係的新證據，並得出結論：儘管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沙烏地阿拉伯政府直接參與「9·11」攻擊，或事先知曉這些攻擊，但蓋達組織的關聯人員或同情者對沙烏地阿拉伯政府機構的滲透和利用程度，比人們通常所了解的更加嚴重。最後，與人們通常認為賓拉登相信「9·11」攻擊會把美國拖入一場血腥的中東戰爭這一說法相反，事實上他的想法恰恰相反：他認為，對美國本土發動襲擊將促使美國從該地區撤軍，就像1983年貝魯特美國海軍陸戰隊軍營遭襲，以及1993年摩加迪沙的「黑鷹計畫」行動，事實證明，就像美國官員一樣，恐怖組織領導人也可能做出嚴重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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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說，如果這場持續25年的反恐戰爭真的已經結束，那麼它造成的影響卻遠遠沒有結束。它在某些方面使美國變得更加安全，但也使美國變得更加貧困、更加分裂、不受尊重、對世界更加厭倦，也更加缺乏自信。每位公民—尤其是那些未來將制定美國政策的人—都應該認真面對《歷任總統的戰爭》所揭示的首要教訓：正當的恐懼以及對絕對安全的追求，可能導致一個大國過度擴張，而由此產生的後果，沒有人能夠預見，也沒有人能夠輕易扭轉。

哈佛大學教授、防禦性現實主義理論代表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秋季一期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什麼美國總是輸掉戰爭》（Why the USKeeps Losing Wars）的評論文章，提出了精闢的見解：儘管幾十年來，美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擁有無與倫比的軍事預算和實力，但它在冷戰結束後，大多數 行動都是失敗告終這其中就包括目前與伊朗的戰爭，這場戰爭至今尚未實現川普政府的任何既定目標，而且很可能最終導致伊朗的戰略地位顯著增強。

沃爾特教授指出，為什麼勝利對美國如此難以企及？並非美國軍隊缺乏勇氣，他們仍然願意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中，而且往往英勇無畏。當然，也絕非美國士兵缺乏足夠的男子氣概，無論哪個倒楣的（正在輸掉）戰爭的國防部長怎麽想。

相反，美國屢戰屢敗的真正原因在於戰略和結構性問題。美國一直在進行一場選擇性戰爭，這場戰爭將美國自身的有限利益與極為雄心勃勃的目標結合起來，例如試圖以美國的模式改造外國社會。結果是，他們往往比華盛頓更堅定決心，因為他們的利益攸關更大，他們是為了生存而戰，或至少是為了維護自身的獨立和自主權，而美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為了實現一些或許可取但最終並非至關重要的目標而戰。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國家比美國更願意做出犧牲也就不足為奇了。正如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非對稱衝突一樣，弱勢一方的勝利並非來自戰場上的徹底勝利，而是來自不戰而勝，並等待強權意識到將更多的士兵和金錢投入泥潭毫無意義。

沃爾特教授認為，在阿富汗，無知、理想主義和戰略重要性不足的綜合作用最終導致美國在那裡的戰爭努力失敗。華盛頓有充分的理由追捕奧薩馬·本拉登及其塔利班盟友，但試圖將阿富汗變成西式民主國家的做法卻引發了阿富汗社會的強烈抵抗，而阿富汗素有「帝國墳場」之稱─名副其實。最終，叛亂分子更關心的是如何讓美國撤軍，而不是美國是否真的能夠擊敗他們—即便這有可能—最終，川普在其第一任期內，以及後來的拜登總統都結束了這場早已毫無意義的衝突。

然而，對於一個超級大國來說，要使其利益和目標保持一致並非易事。因為美國實力雄厚，客觀上也相當安全，所以真正關乎自身重大利益的衝突並不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人所做的那種重大犧牲也很容易被合理化。同時，美國的實力和技術優勢也使其能夠輕易地干預各種事務，並讓決策者相信這些衝突很容易取勝。簡言之，問題不在於美國不擅長打仗，而是它通常為了錯誤的目標而打錯誤的仗，這削弱了盟國對美國判斷力的信任，也使其更難與中國這樣的真正對手抗衡。

為什麼這種情況即使在一位聲稱發動無休無止戰爭，並堅稱自己是「和平候選人」的川普總統領導下仍然屢屢發生？，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美國外交政策菁英們始終不願意承擔責任，也不願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歷史學家、專欄作者、外交評論員、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自稱是一名「自由干涉主義者」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3月30日，在《大西洋月刊》（The Atalantic）刊載的題為《美國已變成一個流氓國家》（America Is Now a Rogue Superpower）評論中已經顯大但卡根一直以來都是美國強硬外交政策的擁護者，也是伊拉克戰爭最著名的公開支持者之一。如今，他公開批評川普對伊朗的戰爭。卡根在接受「昆西負責任治國理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採訪時，對於外交政策精英對不當的外交政策造成美國屢戰屢敗不負責任一事，進行了完整的詮釋，並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沃爾特教授總結道，只要不願承認錯誤和承擔責任的風氣在外交政策圈內——包括目前許多「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的支持者在內—仍然普遍存在。美國人就得習慣失望！ （相關報導： 銀行家觀點》從911倖存─盧特尼克重披戰甲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旅美學者，曾任職聯合國三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