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美菲「肩並肩」年度聯合軍演的規模創下歷年之最，由於日本首度參演，中國大陸解放軍隨即也在菲律賓呂宋島以東海域，展開對抗實彈演訓。這場美菲南海軍演，看似只是區域安全競爭的常規行動，但美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的縱容，與鼓勵日軍對南海局勢的直接介入，正在成為亞太地區新的不穩定因素，也對區域和平與東亞秩序構成了新的威脅。
這個轉變的背後，其實是日本對自身軍事角色的重新定位，日本已經不再滿足於「防禦性」的軍事政策，而是開始採取更主動的、更具進攻性的軍事姿態。這與1931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期，日本國內長期軍國主義擴張政策、經濟危機、資源需求以及國內政治演變有著高度的相似。
美菲「肩並肩」軍演選擇在巴拉旺島與呂宋島北部進行，這些地點恰好位於南海的前沿，距離中國大陸最近。軍演的內容以反登陸演習、海上打擊演習為主，也明確指向對南海局勢的軍事準備。美國與菲律賓是透過「肩並肩」軍演，向中國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號，美國與其盟國已經做好了在南海進行軍事對抗的準備。這不僅是對菲律賓聲索南海黃岩島領土主張的支持，更是對美國在印太地區優勢軍事武力的展示。
「肩並肩」軍演參與國包括日本、法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共有1.7萬名士兵參與。不難看出美國正在構建一個針對中國的多邊軍事聯盟。這個聯盟的主要特點是，地理上的環繞，參與國分布在中國周邊，形成了一個包圍圈，通過聯合軍演，加強軍事協調與互操作性，這個聯盟的形成，標誌著美國對華戰略的升級，美國想要試圖通過多邊聯盟來制約中國的海權發展。
此次日本參演「肩並肩」演習，日本自衛隊選擇在鄰近台灣的呂宋島北部出動「88式」岸置反艦飛彈進行海上打擊演習。過去，日本的軍事活動主要限於日本周邊，特別是日本海與東海。但現在，日本已經開始參與南海地區的軍事活動，這標誌著日本軍事角色的重要轉變。這個轉變的背後，是日本對自身軍事角色的重新定位。日本不再滿於「防禦性」的軍事政策，而是開始採取更主動的、更具進攻性的軍事姿態。
而且根據報導指出，日本與菲律賓正在加強防務互動，包括出口軍艦與飛彈等武器。過去日本由於歷史原因與和平憲法的限制，對軍武出口有著嚴格的限制。但近年來，日本政府逐步鬆綁這些限制，開始向盟國出口先進的軍事裝備。這不僅是經濟利益的考慮，更重要的是，這反映了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加速。
最令人擔憂的是，日本政治人物對靖國神社的參拜與獻祭，高市早苗向靖國神社獻祭供品、內閣閣員出席靖國神社春日祭，這些舉動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靖國神社供奉著日本在二戰中陣亡的軍人，包括被認定為戰爭罪犯的軍事領導人。日本政治人物對靖國神社的參拜，往往被解讀為對日本軍國主義歷史的美化或肯定。這種參拜，在東亞地區，特別是在中國與韓國引發了強烈的反感與警惕。
（相關報導：
陸文浩觀點：五國11艦船肩並肩「抗中」，共軍18艘進入實戰包圍
｜
更多文章
）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工業化快速發展，但日本本土缺乏工業所需的石油、煤、鐵和橡膠等關鍵資源。隨着 1929 年世界經濟大恐慌爆發，日本經濟遭受重創，為了獲取原料與市場，並將滿洲（中國東北）作為其擴張的基地，軍國主義份子將目光投向資源豐富的中國。日本自 1874 年侵略台灣、1894 年發動甲午戰爭以來，長期存在向外擴張的傳統。日本將自己定位為亞洲的領袖，試圖以「大亞細亞主義」為幌子，將西方列強驅逐出亞洲，進而由日本獨佔在中國的利益。
日本高層曾樂觀地認為能通過快速的軍事行動迅速讓中國屈服。然而，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速度超出了日本預期，導致日軍陷入消耗戰。為了持續戰爭，日本不得不發動更多戰爭以掠奪更多資源，東亞及東南亞各國幾乎被日軍侵略殆盡，甚至最後偷襲夏威夷珍珠港，才迫使美軍加入戰場，並以原子彈襲擊廣島、長崎，才終結日軍的瘋狂侵略行動。
日本戰後的和平憲法規定，日本放棄戰爭、放棄軍事力量。但近年來，日本政府正在逐步侵蝕這一原則。日本已經將「自衛隊」改名為「日本軍」，反映了日本對自身軍事角色的重新定位。日本還在不斷增加軍事預算，購買先進的軍事裝備，包括航母、戰鬥機、飛彈等。日本政治人物對靖國神社的參拜、對二戰歷史的美化，都反映了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的抬頭。這種修正主義試圖改寫日本在二戰中的角色，將日本描繪為「受害者」而非「侵略者」。
這種歷史修正主義，對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構成了威脅。它不僅傷害了受害國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它為日本的軍事擴張提供了心理與道德的正當化。日本正在加速軍事擴張，除了增加軍事預算、購買先進武器外，日本還在擴大軍事活動範圍，從日本周邊擴展到南海、印度洋等地區，加強軍事同盟與美國、澳洲、印度等國加強軍事合作，並鬆綁軍武出口限制，開始向盟國出口先進的軍事裝備，這些舉動都指向同一個方向，日本正在努力突破想再度成為一個軍事大國，並試圖在亞太地區發揮更大的軍事角色。
日本國內政治的右傾化，也是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的重要原因，安倍晉三、高市早苗等右翼政治人物的上台，反映了日本國內政治的右傾化趨勢。這些右翼政治人物往往對日本的軍事力量持樂觀態度，對和平憲法持批評態度，對日本的歷史持修正主義立場。他們的上台，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復甦提供了政治基礎。日本軍國主義的復甦，對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構成了直接的威脅。
日本是一個科技、工業大國，也擁有先進的軍事技術與充足的經濟實力，如果日本再度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將對整個東亞地區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國際社會，特別是中國、韓國與東南亞國家，應該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復甦保持警惕，更應該透過外交、經濟與輿論等多種手段，對日本的軍事擴張野心與歷史修正主義進行制約。
日本位處西太平洋東北角，由北海道、本州、四國與九州等島嶼構成，國土面積約三十餘萬平方公里。其歷史發展深受中國文化影響，長期承接漢文化與儒家思想，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體系。進入近代，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迅速現代化，國力大幅提升。其後於甲午戰爭擊敗清朝，並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俄國，使民族自信心急速膨脹，「東亞第一強國」的意識逐漸深入社會。這種自信最終轉化為軍國主義的擴張路線。日本先後殖民朝鮮、侵占中國東北，並全面侵華，最終於偷襲珍珠港引爆太平洋戰爭，企圖主導東亞秩序。
（相關報導：
陸文浩觀點：五國11艦船肩並肩「抗中」，共軍18艘進入實戰包圍
｜
更多文章
）
然而隨著戰線過度延伸，日本最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並接受美國主導的佔領與改造。戰後，雖未徹底打碎日本右翼軍國主義的夢想，美國僅透過日本憲法第九條限制其軍事發展，使日本僅能維持自衛隊。然而，隨著韓戰與越戰爆發，日本成為美國東亞後勤基地，經濟迅速復甦。至20世紀80年代，日本發展達到高峰，其經濟實力甚至對美國形成壓力，進而促成廣場協議，日圓升值，日本經濟隨之進入長期停滯。
然而，制度約束並未完全消除日本社會內部的戰略思維轉變。日本右翼政客伺機等待掙脫美國夾在脖子上的枷鎖，試圖突破戰後體制限制。以安倍晉三為代表的路線，持續推動修憲與強化防衛能力，使日本逐步走向軍事角色擴張。近年來，高市早苗被視為此一路線更為鮮明的代表之一。其公開主張強化國防能力、推動修憲，並多次強調「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顯示其在安全議題上的強硬立場。
對支持者而言，這代表日本面對區域風險的必要回應；但對批評者而言，則可能被解讀為戰後體制逐步鬆動、甚至帶有軍事擴張傾向的訊號。日本加大國防預算，強化西南諸島防衛，並提升長程打擊與反艦能力。其軍事部署範圍，已涵蓋中國沿海、朝鮮半島與俄羅斯遠東地區。
對此，一種觀點認為這是因應安全壓力的正常調整；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這可能帶有歷史延續性的軍國主義傾向。同時，歷史認知問題仍持續影響區域關係，例如對南京大屠殺的分歧，以及靖國神社的政治象徵爭議，皆使日本與鄰國之間的互信基礎長期脆弱。在國際層面，美國戰略重心調整與全球介入模式變化，例如在俄烏戰爭中的有限支援方式，也使外界開始重新評估其對盟友的實際軍事承諾。這種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劇東亞安全格局的複雜性。
若從傳統「大國條件」來看，真正同時具備廣大國土、龐大人口與豐富資源的國家，主要仍集中於中國、美國、俄羅斯、印度與巴西等國。至於所謂的「金磚國家」中之南非，嚴格而言並不完全符合上述條件，其被納入更多具有象徵意義，使原本的「BRIC」由單數概念轉為複數體系。筆者曾於1987年在巴黎求學期間，與一位日本留學生有過一段對話。當時正值日本經濟巔峰，國際聲勢如日中天。
筆者曾直言指出：日本國土僅三十餘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一億餘人，且資源高度依賴外部供應，在客觀條件上並不符合傳統大國的基本要素。當時的觀察是：日本或許能在特定歷史階段迅速崛起，甚至一度逼近世界頂端，但其發展模式存在結構性限制。換言之，日本可以成為強國，卻未必能長期維持大國地位，最終仍可能因內在條件制約，而回歸其相對穩定的發展定位。強國可以靠制度與努力打造，但大國往往取決於先天條件；當兩者出現落差時，歷史終將回歸現實。
因此，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日本是否具備大國條件」，而在於其選擇走向何種國家路線。從傳統標準來看，大國通常需具備廣大國土、龐大人口與豐富資源，而日本在這些方面確實存在結構性限制。然而，現代國力已不僅取決於硬條件，日本在科技、產業與制度上的優勢，使其仍具備重要國際影響力。
真正的分水嶺，在於戰略選擇：若日本走向「正常國家」路線，在維護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避免對外擴張，如瑞典等國模式，則可在國際體系中穩定發展；但若將軍事力量作為實現「大國夢」的工具，則歷史已證明，其風險極高。從地緣條件來看，日本亦面臨明顯限制：國土狹長、戰略縱深不足，能源與資源高度依賴海上運輸，且位於中國、俄羅斯與美國之間。在高強度衝突情境下，這些都可能轉化為關鍵弱點。
此外，現代戰爭型態已與二戰時期截然不同，今日中國與二戰時的中國今非昔比，如兩國爆發戰爭，對中國而言是新仇加舊恨，必然算總帳，日本難逃亡國之災。精準打擊、供應鏈中斷與經濟制裁，使全面衝突的代價遠超過去。任何區域戰爭，都將牽動全球體系，難以局部控制。
日本未來的關鍵，不在於「大國夢能否實現」，而在於是否選擇以「理性約束權力」。若以軍事擴張追逐大國地位，歷史可能重演風險；若在現實條件下穩定發展，則仍可長期維持重要國家地位。真正決定國家命運的，不是夢想的大小，而是對現實的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