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國家的政客和中國獨裁者勾肩搭背：《劉曉波─我沒有敵人》選摘（5）

劉曉波二○○六年主張，「維穩」是胡錦濤政權在內政上的第一要務，但「買友誼」成為該政權在應對世界上的第一原則。一如毛澤東主政時，中共不尋求輸出共產主義（在國內它甚至不認真看待經濟意義下的共產主義）。中共的商業模式是允許中國的權貴和外資合作利用中國低工資勞動力的裙帶資本主義。製造業前所未見的急速成長，但其中的工人大都是來自鄉村、工時長且沒有獨立工會、自由傳媒或公正的獨立法院向他們伸出援手的移工。他們被中共政權的規則和警察管得服服貼貼。西方國家和企業與其說是在意識形態上對胡錦濤政權唱反調者，不如說是其夥伴，有時則在追求富強上是該政權的對手。胡錦濤在和西方國家打交道時有時很有彈性——在這方面合作，在另一方面反對，視該政權的權力利害而定。西方諸國政府，在本國商界施壓下，如果有錢可賺，願意姑息獨裁政權。看到民主國家的政客和中國獨裁者勾肩搭背，劉曉波極為反感。

每當中共政權的最高領導人出訪，表面上總會搞得很盛大隆重，但劉曉波能看出，中方暗地裡的真正用意是買朋友。他把出訪說成「刷卡之旅」，交易金額高得嚇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屠殺後，法國是在譴責六四屠殺和援助受害者上表現最好的西方國家，但二○○四年胡錦濤訪問法國，刷卡了四十億歐元的商業大單；總理溫家寶二○○五年也去法國時，另外刷卡八十三億歐元購買一百五十架空巴A320 客機，與法國簽了金融、鐵路、能源、科學方面的另外十五筆交易。法國政府以對中國人權的批評語氣放軟、甚至噤聲，回報中國這份厚愛。二○○七年九月，德國總理梅克爾接待達賴喇嘛，觸怒北京。兩個月後，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奇走訪北京時，中共政權向他提出總值兩百億歐元的商業合同。劉曉波把如此南轅北轍的對待總結為「教訓直率的梅克爾，獎勵圓滑的薩科奇」。

劉曉波特別注意中美兩國的官方關係。得知老布希在六四屠殺後才兩個星期就違反自己立下的不與獨裁者做「高層交流」的禁令，偷偷的——非常偷偷的！——派兩名特使「以朋友身分」到北京，「以重啟我們的重要對話」。後來，小布希總統就要於二○○二年來到中國時，劉曉波擔心他會走他父親的路子，於是寫了〈請小布什自我珍重〉一文。

但到了二○○五年小布希第二次以總統身分訪華時，劉曉波已認為中美兩國政府可能會在特定問題上合作，但在較深的層次上會依舊對立，因為兩者的體制和基本價值觀差異太大。他清楚西方企業對中國低工資勞動力的青睞，係西方欲和中國貿易的主因之一。他也理解美國為何希望藉由將中國帶進全球化世界軟化中共政權，因為經濟成長自然會導致中國人民要求民主化。但他覺得這個戰略恐難奏效，二○○六年一月寫了一篇文章，預言世上首屈一指的民主國家和世上最大的獨裁國家最終會陷入嚴重爭執。 （相關報導： 「我們還是得繼續談劉曉波！」 吳叡人：維繫對他的記憶 民主的理想就不會死亡 ｜ 更多文章 ）

劉曉波喜歡點出胡錦濤政權如何一邊譴責美國預言中國會「和平演化」，一邊竭力予人中國和美國商界和平合作的觀感。二○○六年，胡錦濤訪美前不久，中共政權宣布訂購一百六十二億美元美國貨，藉此給此訪問營造美好的開頭。美國人一直抱怨中國竊取技術領域的智慧財產，胡錦濤把西雅圖列為訪美首站也就絕非偶然。他在微軟就智慧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發表了強有力的聲明，然後去比爾．蓋茲家用晚餐。在華府，人們關注中國的固定貨幣匯率，於是胡錦濤保證讓匯率更為靈活。胡錦濤和其人員把此行焦點維持在錢和市場上，從人權或普世價值方面的問題安全脫身。劉曉波寫道，「美國的波音公司只想多賣飛機，必然遊說美國政府對中共做出某種政治上的讓步；美國的雅虎、微軟、谷歌等頂級網絡公司，只想在飛速成長的中國網絡市場上占據更大的份額，而根本不在乎背棄普世價值和美國政府的人權外交。」就在胡錦濤政權找世上各大民主國跳起令人費解的舞蹈時，這個政權正在力所能及的範圍裡援助世上各地暴君般的統治者（中共政權把他們視為同類，但未道出這點）。他寫道：

「中共政權已經取代前蘇聯而變成其他獨裁國家的輸血機。中共為朝鮮、古巴、緬甸等獨裁國家提供大量經濟援助，多少能夠抵消來自西方的經濟制裁，使這幾個殘存的暴政得以苟延殘喘；中共與蘇丹、敘利亞、古巴、津巴布韋等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權簽署了大量能源協議，展開大規模合作；中共也開始用大手筆投資承諾，拉攏開始左轉的拉美各國；中共更用能源合作來吸引極端反美反西方的伊朗等穆斯林國家。最近，中共與伊朗達成協議，中方不僅向伊朗購買石油和天然氣，還將投入一千億美元開發伊朗亞達瓦蘭（Yadavaran）油田。這是迄今為止伊朗與外國簽訂的最大一宗經貿合同。在伊朗核危機中，中共與越來越獨裁的普京政府合作，一起幫助極端原教旨的伊朗對抗西方。」

同一文章的末尾寫道：

「要消除獨裁中共的崛起對世界文明的負面效應，就必須幫助世界上最大的獨裁國家盡快轉型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對於全球民主化的偉大事業來說，中國是整個布局上的關鍵一環，盤活中國，滿盤皆活。所以，是任由綁架了十幾億人口的中共獨裁繼續腐蝕人類文明，還是將世界上最龐大的人質從奴役下解救出來，不僅是中國人自己的當務之急，也是所有自由國家的當務之急。」

胡錦濤在世界各地刷卡，在易受騙的西方政治人物面前展現笑容，和微軟主管用餐等時，最不希望見到的事，係有個惱人的異議分子緊盯著他的動態，對他所正在做的事發表別種解讀。如果胡錦濤和他的人注意到有這麼個人，他們當時不動聲色，但劉曉波針對此題目寫的最搶眼文章，〈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係三年後他被控「顛覆國家政權」而受審時檢方列為證據的六篇文章之一。

中共的統治始終以意識形態為仰賴的工具之一。這個意識形態是公眾所能相信且篤定認為其他人也相信的一套價值觀。一九五○年代，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建設新中國」、「為人民服務」之類口號被廣為接受並相信。但二十年後，毛澤東對中國的摧殘——大躍進饑荒和文革——已打掉社會主義的公信力，使社會主義淪為只是語言遊戲。一九八○年代的改革開放一度讓人對「新時代」的到來重燃希望，但進步的程度並非各領域一致，六四屠殺則完全打掉那閃現的希望。到了一九九○年代，中共政權已在尋找別的意識形態來代替，某種原始的民族主義雀屏中選，被視為最理想的替代選項。中共政權用媒體、教育、對唱反調者祭出威脅，把這個新民族主義打造為「主流思想」，以建構對中共的支持和打消西方的吸引力。劉曉波是最早注意到這個問題且以不留情的直率撰文探討此問題的人之一。 （相關報導： 「我們還是得繼續談劉曉波！」 吳叡人：維繫對他的記憶 民主的理想就不會死亡 ｜ 更多文章 ）

他寫道，他的中國同胞在一九九○年代時落得幾乎沒什麼可信仰的地步，並非同胞本身的錯。他們對公共價值觀的渴求正當合理，而振奮人心的新民族主義的確有其吸引力。此外，它具有感染力。他知道如果他批評極端民族主義，他將會自惹人怨，但他還是那麼做。不久，網路上的狂熱分子果然高喊：「賣國賊！」「叛徒！」「出賣！」劉曉波的友人為他擔憂，看到他的心情似乎不受這種尖刻話語影響，才放下心來。反倒那正證實他的剖析千真萬確。

二○○六年六月，他把他談民族主義的文章集結成書出版，書名《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那會是他入獄並在獄中度過餘生之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該書扉頁印了他的一段話：「在和平時期，我從不認為『愛國主義』是個崇高的字眼。聚集在愛國主義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顛三倒四的瘋子」。 此書以檢視中國的教科書如何強調中國在一八五○至一九五○年間的恥辱為開頭，那百年間中國既落後，且受西方列強和日本欺凌。劉曉波主張，受害意識升高到生死攸關的恐懼程度，最後產生強烈的雪恥衝動；那衝動則需要即使已不存在外部威脅、仍誤以為存在外部威脅的心態才能維持。他接著說，晚近，中國已變強大但未受到攻擊，雪恥的衝動表現為在國際舞台上的挑釁姿態和網路上喊衝喊打的語言。中國與美國間、中國與日本間的事件——某些真有其事，有些則是想像出來——或者與台灣或香港有關的事件，則引發這種網路上的叫囂。年輕的極端民族主義者未認真看待他們和同胞在中國的卑屈處境，眼睛只看著外頭和他們作對的人；他們反美、反日、反台獨、反達賴的分裂主義等。極端自信的心態脹滿他們的腦袋，使他們無從去思考世上是否有普世價值之類的東西，或國與國平等相待會不會是個好想法。

中共政權挑起民族主義情緒後，樂見人們到處發洩這種情緒，即使那包含暴力威脅話語亦然。不管話語為何，重要的是其產生的作用：提升對中共政權的擁護，降低對把人心拉往別的方向的普世價值的支持。劉曉波注意到中共政權和狂熱分子都有兩個層面：表層和底層。中國的權貴譴責西方，但把自己多餘的錢和上大學的小孩送到那裡；年輕的狂熱分子或許會在白天朝美國大使館丟雞蛋（二○○一年四月中美軍機在海南島上空相撞後就如此），但晚上回家讀書以考托福。 （相關報導： 「我們還是得繼續談劉曉波！」 吳叡人：維繫對他的記憶 民主的理想就不會死亡 ｜ 更多文章 ）

＊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榮休教授，現任教於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吳大志（Wu Dazhi），劉曉波長年友人。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我沒有敵人：劉曉波的生平與遺產》（印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