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生：當房價吃掉薪資─台灣正在發生的不是市場問題，而是制度問題

五一勞動節剛過，關於低薪與過勞的討論再度浮現。​但若只停留在薪資或工時，恐怕仍然抓不到問題的核心。​對多數台灣人而言，真正的壓力並不只來自收入，​而是來自一個更現實的事實：房價，正在系統性地吃掉薪資成長。​這不是感受，而是結構。過去，勞動被視為改善生活的主要途徑。​只要穩定工作、逐步累積，便有機會購屋、成家。然而，​當房價長期脫離所得成長軌道，這套邏輯已逐漸失效。​對年輕世代而言，努力工作與能否負擔基本生活之間，​出現了明顯斷裂。問題在於，這種斷裂並非市場短期波動，​而是制度運作的結果。

The Economist所稱的「台灣病」，其中一個關鍵現象，​正是成長與分配之間的脫鉤：產業持續擴張，但薪資停滯；​資產價格上升，但勞動報酬無法跟上。房價，​正是這個矛盾最直接的呈現。

​當住房不再只是居住需求，而成為資產配置的一部分，​其價格便不再由生活需求決定，而是由資本流動所主導。​在這樣的體系下，擁有資產者與未擁有者之間的差距，​會隨時間持續擴大。

Thomas Piketty早已指出，當資本報酬率長期高於經濟成長率，​財富不均將自動擴大。這樣的機制，在台灣的房市結構中，​已經具體發生。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不只是分配結果，​而會反過來改變整個社會的行為。

​當青年發現，即使長期投入勞動，也難以跨越購屋門檻，​便會重新評估人生選擇：延後結婚、降低生育意願，​甚至選擇不進入某些高壓但報酬有限的產業。換言之，​房價不只是價格問題，而是一種「預期壓縮機制」，​壓縮了對未來的想像。這也使得少子化，不再只是價值選擇，​而是一種理性回應。同時，​資產價格上升也正在改變金融資源的配置方向。​當銀行資金與投資資本持續流向不動產市場，​而非創新產業與人力資本投資時，​經濟的成長動能將逐漸偏向資產累積，而非生產力提升。​這種資源錯置，不僅壓抑薪資成長，也削弱長期競爭力。

​因此，若只透過補貼或短期政策處理人口或勞動問題，​往往難以奏效。只要制度仍將風險集中於個人與家庭，再多的誘因，​也難以改變基本的經濟計算。問題的核心，在於台灣逐漸形成一種「​以資產為中心」的分配體系。在這樣的體系中，​勞動不再是主要的回報來源，而資產持有則成為關鍵門檻。​當這種結構固定下來，社會流動性將持續下降，​經濟活力也會隨之削弱。

​因此，真正需要討論的，並不是房價是否過高，而是：​我們是否接受一個讓勞動難以翻身的制度？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政策焦點就不應只放在市場調整，​而應回到制度設計本身：稅制如何影響資產分配？​金融資源流向何處？住房是否仍被視為基本生活條件？這些問題，​才是決定未來的關鍵。當房價持續上升，而薪資無法跟上時，​社會的不滿並不會立即爆發，而是以更沉默的方式出現：延後成家、​降低生育、甚至選擇退出競爭。這些選擇看似個人決定，​但累積起來，便是整個社會的方向。如果勞動無法對應基本生活，​那麼問題從來就不只是薪資，而是制度本身。​

＊作者為​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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