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賴清德閃飛史瓦帝尼是權宜之計還是國格折損？

5月2日賴清德總統以低調方式完成對非洲邦交國史瓦帝尼的出訪。此行原訂於4月進行，惟過程中傳出多國飛航許可受阻，行程取消，後改採搭乘史瓦帝尼國王的私人專機抵達。政府對外強調此為靈活應變、成功出訪，然而，若從外交實務角度審視，此舉恐難簡單定性為「突破」，反而更接近在結構性壓力下的權宜安排，甚至折射出台灣在主權展現與外交操作上的深層困境。

首先就外交規範與國際禮儀而言，國家元首出訪通常涉及一整套制度化程序，包括飛越空域許可、降落權協調及公開行程安排。這些做法長期體現於國際慣例之中，並與《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所強調的國家對等與外交可辨識性精神相互呼應。相較之下，搭乘他國元首私人專機完成出訪，無疑模糊了國家行為與個人安排之界線。這種「去制度化」的操作方式，已然落入外交規範的灰色地帶，使原本應具高度公開性與正當性的元首訪問，轉化為近似私下協調的行動。長此以往，恐不利於建立穩定且可信的國家形象，甚至讓外界質疑台灣是否具備正常外交運作的能力。

其次外交部將此行比附為所謂「ATA模式」，亦有值得商榷之處。一般所稱的ATA（Arrive then Announce)訪問，多見於高風險地區的突訪行動，其核心特徵在於安全考量與戰略必要性。例如，拜登於俄烏戰爭期間突訪基輔，雖行程低調，仍由美國自身的軍事與安全體系全程支撐，並搭乘如空軍一號等具完整通訊與防護能力的專機。換言之，ATA的本質在於「低調但不失主權控制」。反觀此次出訪，台灣並非前往戰區，亦非基於即時軍事需求，且交通工具與安全條件仰賴邦交國提供，顯然與ATA模式的原始意涵存在顯著差距。若將兩者等量齊觀，不僅削弱政策論述的嚴謹性，也可能讓外界解讀為一種過度包裝的外交敘事。

再者從主權象徵與安全風險角度觀察，此行更凸顯出台灣能力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元首專機在國際政治中向來不僅是交通工具，更被視為國家主權的延伸，其所承載的通訊系統、防護設備與指揮功能，象徵國家在任何情境下維持治理能力的決心與實力。當元首需依賴他國專機完成出訪時，無可避免地在象徵層面產生主體性弱化的問題。此外，私人或他國專機是否具備與本國專機相當的加密通訊、即時指揮與安全防護能力，亦引發合理疑問。特別是在突發危機情境下，是否能維持與國內決策中樞的穩定聯繫，將直接影響國家運作的連續性。這些問題未必立即顯現，但其潛在風險不容忽視。

進一步而言，此次出訪並未因「成功抵達」而結束，其回程安排同樣反映台灣所面臨的外交壓力結構。理論上，可能存在兩種主要路徑：其一為原機返台，雖程序相對簡單，卻意味著持續依賴邦交國安排，強化外界對台灣自主性的疑慮；其二為經由第三地轉機，增加彈性，但需再次面對飛航許可的不確定性，抑或搭乘民航客機，從歐洲等地轉機返台。無論採取何種方式，皆顯示台灣在國際航空政治中的受限地位。

綜合而言，賴清德此行或可被視為在困難環境中完成既定外交任務的一種應變，但同時也暴露出台灣外交策略的多重侷限：一方面是制度化外交管道的不足，另一方面則是政策敘事與實際條件之間的落差。若將此類操作視為成功範例並加以常態化，恐使台灣逐漸被定位為依賴非常規手段維持國際存在的行為者，進而削弱其長期參與國際體系的正當性。

面對此一現實，政策上或應更審慎思考未來方向。與其過度依賴少數邦交國所提供的彈性空間，不如強化制度化、多邊化的參與策略，並提升外交決策的透明度與國會監督機制，以增強對內外的說服力。唯有在制度與能力上同步強化，台灣方能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逐步擴展其行動空間。

此次專機事件所引發的問題，已不僅止於一次出訪安排，而是關乎台灣如何在現實限制下界定自身的主權展現與外交定位。當國家元首的國際行動需仰賴非常規手段方能完成時，這究竟是靈活外交的展現，抑或是結構困境的警訊？這一問題，或許正是當前台灣外交政策最需要正面回應的核心課題。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出不了國門的總統─賴清德失去的是什麼？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