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又天專欄：我回到我，就是祭祀的意義－寫在鄭麗文謁陵後

一　天命人鄭麗文

清明時節，鄭麗文在南京中山陵發表的祭文大獲好評，令人刮目相看。香港陳雲教授於臉書評曰：「得體和大度的演說，近年華人政壇少見。她稱呼中共元首為總書記，深得正名之學。演說裏面寫的是不卑不亢的史實，政客而言，頗為難得。」在大陸工作的台灣記者徐和謙〈從馬場町到中山陵〉也貫通了近代史事和當代兩岸政治文化心理，對此「歷史對表」之舉作了全面細緻的解讀，且評為「從2016年馬英九時代結束以來的國民黨，所從來沒選擇過的路線」。

歷史，的確是在如今現實已無牌可打的情況下，仍能讓國民黨重新拾起一絲戰略主動的唯一資產；這資產，也就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祀」。國民黨再怎麼面目全非，仍然可以算是孫中山的繼承者；中共尊重孫中山，所以當鄭麗文發表了對得起這份尊重的演講，她也就得到了習近平的認可。

又看到新聞報導鄭麗文日前說自己有「天命」，這是個非常有趣的舊詞。雖然看上去像是什麼玄虛的超能力或者神賜祝福，但我們其實從周代就開始給這詞除了魅，拉到人間。《詩經·大雅·文王》曰「天命靡常」，首先告誡大家不要自大；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將這詞的適用範圍擴展到民間；《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再進一步點出：天命就是你的秉性、才性，乘上你的時代的環境，所得出的一條最適合你的路，最該你做的任務。你能接住這天命，順勢而為，那便得道多助；做不好，或逃避，或背道而馳，你就要受到人們的詛咒與懲罰，也就會被認為喪失天命。

報導說鄭麗文戲稱自己是「天命之女」，而若按孔子的說法（而非漢儒以及現代命理家搞的讖緯迷信那一套）。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發見自己的天命，成為「天命人」。當然，這離成功還有九九八十一難，你還會由於性格、能力、各種內外的牽扯，不時犯錯、偏離正確的道路；也很可能，這道路你一輩子也走不完，甚至找不到。然而，你會越來越能與有過類似努力的先人共鳴。

鄭麗文在中山陵發表祭文的時候，數度哽咽，這是表演，還是真情流露？她以往給人的印象，是比較輕佻的，但這次我願意相信她是真情：未必是哭孫中山，或哭當時的台灣漢民，而也可能是哭她自己──以前那些人多大年紀，就做了多少事情；而我這大半輩子，都混到哪裡去了？

孫中山享年五十八歲，鄭麗文今年五十六，已經和國父差不多大了。一百多年前的革命青年，如果你讀過他們的故事，會發現其中很多人的知識、品德與能力，跟現今各個學運世代比起來，也沒有好到哪裡去，空談有之，盲動有之，內鬨更有之；；好一些的，讀書當兵學了個半吊子，卻也就要接起全中國的爛攤子，而孫中山就要想辦法整合這些未必都跟他同一掛的人，去跟滿清遺留下來的舊官僚、社會痼疾以及列強鬥。直到最後，革命也尚未成功。但他們畢竟拚出了一個模樣，一套總算把傳統儒家思想和近代國族主義拼到了一起，讓許多人願意為之獻出身家性命的敘事。 （相關報導： 汪志雄觀點：從「鄭習會」到「習鄭會」賴清德政府的自我矮化 ｜ 更多文章 ）

過去幾十年，我們喜歡挑剔、奚落他們各種不成熟的地方，從眼界格局到實作手段再到私德，好讓我們自己可以恬然無愧地安坐冷氣房裡打嘴炮，同時對能做實事、做出了實績的對手──這裡必須明說，就是中共與大陸同胞──就想盡辦法無視或者「論證」說它因為體制問題早晚還是要崩潰，然後你貌似放心了，實則也沒為任何可能的情況變化作預案，最多就是指責別人沒作預案，人若真做了你又要吐槽。承認吧！我們這些年，已經變成了這樣靠彼此的混帳來原諒自己不作為的廢渣。而今，我們應該受夠了。如果我能抓住機會，如果我能創造機會，不再廢──

時代給了鄭麗文機會，曾經輕佻的鄭麗文抓住了這個機會。她這一刻是真心的嗎？不要緊了。好好繼續談下去、做下去，將來，也許她能對我們有一點真心，也許我們會對她有一點真心。

真心對大局的影響不大，但我們珍重真心。

二　成為歷史的同擔

同在清明時節，有一則趣聞：中國大陸的年輕人，近年開始流行給歷史人物上墳，而且半開玩笑半認真地給他們送東西，如給曹操送布洛芬（鎮痛藥），因為曹操晚年苦於頭風；給諸葛亮送一張成都到西安的高鐵票，以償其北伐未果之志。

也有正經的：近兩年漢服運動大興、漢民族主義崛起，又有或被辨認為「滿遺」的不明勢力一直在使手段與之作對（但其實就是他們激起了漢人的對抗意識），網友便倍加大張旗鼓去祭拜曾有抗胡事蹟的民族英雄，如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冉閔、南宋的岳飛，還有南明兩度重創清軍的李定國──網友發現雲南勐腊的李定國祠很是殘破，自發集資向政府要求修繕、立銅像，當地害怕引動「民族團結」敏感神經不敢答應。聽說他們現在還在爭。

還有一些，比較不搶眼，但意義更重：一些之前離開了原生家庭，到天南地北去打工創業的青壯年，自發地越來越重視返鄉祭祖，並且積極同各路親戚聚會，聯宗敘譜，相約保持聯絡。他們在網上分享自己的心得感悟，得到許多共鳴。我看他們的帖子以及評論，說為什麼忽然變得這麼「傳統」呢？最廣泛的答案是：隨著年紀增長，察覺到了現代社會中孤立無援的「原子人」是如何缺乏保險；加以當前經濟未見曙光，未來的人口危機更在一直來一直來，環顧四周，還有什麼可靠的？還是血緣。

我想，送曹操頭痛藥，並不只是「打卡」玩鬧；要給李定國立像，也不只是呼群保義；祭祖聯宗，更不只是一種功利的行為。多多少少，他們不約而同地接近、達到、體現了「祀」的原始精神，就是審視、整治、敞開自己的性命，和先人、親人連結起來，確認彼此是這歷史長河上宗族、民族的一份子。是謂「刻骨銘心」

禮儀，原本也是為了引導人們進入這個狀態而設計的，只是當人們並沒有那刻骨銘心的誠意時，禮儀就不免流於形式，行禮也不免流於「拿香跟著拜」。現代化後，我們這一兩代的漢人，甚至生來就沒有體驗過真正進入那個狀態的祀禮，哪怕是最簡單的家祭；我讀老一輩的書，提到再老一輩是如何按「老規矩」祭拜祖先的，我都很難想像那精神狀態，是真通過了身體記憶的重複，達到某種內省，或者只是借用儀式，加固自己的外殼？

我家祭祖很簡單，除了鞠躬，也就燒紙或獻花；我小時候也就是聽大人指揮，行禮時也心不在焉，其實在想遊戲或小說之類。長大以後，我成了親戚裡讀歷史和經典最多的、最有資格做傳統意義的「儒生」的了，行禮時，我偶爾也想，我是不是應該再虔敬一點、沉浸一點，或者說難聽的，入戲一點，想些念些什麼，像那些宗教信徒，或者巫風尚存的原住民……？有幾次參加公祭，我也是盡量把樣子做了出來，但腦中思緒還是轉呀轉的，也不知該想些什麼，然後就禮畢了。 （相關報導： 汪志雄觀點：從「鄭習會」到「習鄭會」賴清德政府的自我矮化 ｜ 更多文章 ）

我原本也接受了，自己大概就是進入不了「那個狀態」的人吧。直到2021年4月，我去河南旅遊，在安陽羑里城遺址的文王廟，看到了那尊蠟像。

相傳周文王姬昌當年在此被商紂王囚禁了七年，如今作為古蹟，館方在院內西側說是「演易臺」的地方塑了一尊蠟像。蠟像本身並不特別，但當我看到裡面有遊客給他獻了香菸、紙牌、瓜子、零錢，立時就覺得親切起來了。

將心比心──「當時如果文王有菸抽、有牌玩、有瓜子啃、有錢賄賂看守，大概也就不會那麽苦悶了吧」，就和現在送曹操頭痛藥、送諸葛亮車票一樣，而文王這裡也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可能很早就有了。

我又想到許多關於鬼神的傳說，例如中國和日本都有的民間故事：幾個小孩把廟裡神像拿出來玩，大人看到了訓斥他們不可以不敬神明，小朋友不歡而散，大人回去以後，晚上夢到神明跟他生氣：「我難得出來玩一下，你幹嘛打斷」。

現在的中國大陸，會那樣敗興地說「不可以跟先人開玩笑」的老古板，大概很少了。如今網路世代，對古聖先賢，已不把他們看作高高在上的神仙，而就是當成自家的長輩，可以開玩笑，該尊敬的也真尊敬；曹操之類有爭議的梟雄，以黑色幽默解嘲；至若尚可喜、施琅等為異族屠戮本族的漢奸居然還有「紀念館」，便口誅筆伐，一體視為淫祠。

華夷之辨，愛憎分明。毛澤東說「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皇漢進一步說：在那之前，更重要的問題，是「誰是『我們』？」「『我們』是誰？」其答案，如果要抽象地列出條件一二三四、定義甲乙丙丁，那也難免又陷入眾說紛耘；但如果具體看祭祀誰、敬拜誰、什麼態度，共識便會逐漸凝聚。

我感到，這些不正經的「祭品」，比什麼莊嚴隆重的儀式、頌歌都真誠地體現了「祭如在」的精神。不是硬當先人還活者或硬當神明真的存在，而是如常、如戲，亦莊亦諧；旁人只要知道相關故事，皆可會心，而我們也就確認彼此是同一個圈子的了。──或者，用同人圈的術語來說：「同擔」（喜歡同一個或同一批角色的人）。

我不再為自己的「不能入戲」感到缺憾。現代漢人毋須仰望難以想像的老輩，也毋須乞靈於宗教的神性或原住民的巫性，因為我們有了互聯網。你不知道先人或神明能不能收到你的心意，但是，拍片在網上發圖文，其他人可以看到，然後你就可以收到來自天南地北的迴響。

通過不拘一格的祭祀，網友成為歷史人物的同擔。這是正在進行的華夏文藝復興，或者我更願意稱它「典範重構」：他們，不，我們正在重構「禮義之邦」。

如果說2000年代喧騰一時的「國學熱」是在「找回文化認同」需求上摻雜了各種「精神勝利」式營銷與盤算，而被炒作出來的「虛火」，那麼，現在這一波真由民間一個個人彼此串連，積累傳遞出來的，應該算是「實火」了。

而這跟台灣能有什麼關係呢？

答：如果兩岸再開自由行，可以預期，會有許多青年陸客，前來尋訪近代名人和國軍名將的墳墓，獻上各種創意供品，特別是在抗戰有出色表現，或在國共內戰中有被《大決戰》這些經典電影、電視劇拍出來的。腦筋靈活的朋友，應該會從這裡面看到地方旅遊和文創的商機了；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想到這麼淺。 （相關報導： 汪志雄觀點：從「鄭習會」到「習鄭會」賴清德政府的自我矮化 ｜ 更多文章 ）

會特來尋訪兩蔣及國軍故跡的陸客，不會缺乏心懷異志者，最起碼，多少都會想過，歷史如果走了不同的路線，中國會不會更好；現今的他，和現今的我們，如果在本朝的環境下不能得志，又能否抓住或創造什麼機會，走出更好的路。

於是，你可以發現，先人仍然庇佑著我們，因為他讓我們願意彼此聯絡，聯宗敘譜，也在各路「同擔」的旁觀之下，建起基本的互信。

這或許就可以算是「心靈契合」。

當然，那種為了反中，從西班牙荷蘭到日本美國什麼鬼都拜的戀殖台派，是肯定要打入另冊的。但也好：漫畫、遊戲、小說要爽起來，就該有一批夠蠢、夠壞又強弱適中的共同敵人，給主角們打個合作愉快；如果現實中正好有，那就再好不過。

三　我回到我　就是祭祀的意義

本文的標題，改編自陳綺貞〈旅行的意義〉歌詞：「你離開我，就是旅行的意義」。「我回到我」──回到構成「我」的家庭、歷史與民族之中，我們可以調校自己的心，乃至如鄭麗文在南京中山陵那樣，調整國民黨的方向盤，向海內外同胞以及世界政壇打出信號。

〈旅行的意義〉這首歌，以「我」的視角，寫了一個去過許多地方、讀過不少書，但一直不說自己想要什麼，也說不出為什麼還跟我在一起、到底愛我哪裡的「你」。他過得飄飄忽忽，她也唱得迷迷蒙蒙，最後來一句結論「你離開我，就是旅行的意義」，聽起來也不像定論，而是感覺，覺得大概、或許是這樣吧，算了也罷不多想了，就這樣吧。

──這正是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我們這一輩許多文藝青年喜歡的某種不作承諾、不受束縛、不被定義，說難聽點就是不負責任的調調。厭棄一切讓人聯想到威權與規訓的「中華」或者漢族的標籤，而就像歌詞中的「你」，愛把自我建立在異國旅行與異文化遊學所能引發的想像之上，但就不愛落實。

我不喜歡這個調調。但它為什麼會有很多人喜歡，我又是為何不喜歡呢？

最簡單的思路就是看成長背景。

陳綺貞生於1975年，她青少年時就迎來台灣解嚴，自由的空氣瀰漫在社會與大學校園上，但中小學猶存威權遺緒，直到我這幾屆，大約在1985年前出生、2001-05年國編本退出中小學教科書編輯前後畢業的人，應該都還有一些對體罰、髮禁和各種煩人校規的記憶。人天性愛好自由，社會風氣也已自由化、民主化，這樣成長起來的青少年，考上大學以後，當然要反彈。反彈可分兩大類：喜歡政治的，和討厭政治的；兩種人都可能成為所謂的文藝青年（或至少消費一些），但品味和取向的差別一看就看得出來。

陳綺貞是那種「政治絕緣體」，不是不碰政治，而是，你就算把絕緣體丟到電磁風暴裡，它也不會「通電」，頂多就是任電流從表面流過去，不入腦，不上心。我們獨立樂壇與藝文圈雅好社會運動與政治哲學的思辯，流風所及，陳綺貞的創作也碰過一些議題與命題，後來也參與過反核，但她只願停留在「感覺」的舒適圈，徜徉於那些風景的想像和想像的風景，絕不深挖，絕不至「刻骨銘心」，絕不與人衝突辯論。 （相關報導： 汪志雄觀點：從「鄭習會」到「習鄭會」賴清德政府的自我矮化 ｜ 更多文章 ）

而我就屬於「政治電磁鐵」，我最愛哪壺不開提哪壺，最愛看泡泡被戳破，最愛煞風景。我腦海裡平常就十七八種意識形態在打架，我不跟別人打都會跟自己打，我當然不可能喜歡她那種調調，或者後來流行一時的「小確幸」（這詞來自日本）、「小清新」（這詞來自大陸）。但我也明白，這是天性，不能強求。她打不出我這種人很輕鬆就能Ｎ連發的嘴炮，我也很難像她將那樣游離的生活情調，和底下掩蓋的一些惘惘的不安，渾然地表露出來。也不是不能摹擬，但那種純出自然，又確實流行了許久的，才適合作為時代註腳。

我們愛講政治，那就該我們把政治搞好，讓討厭政治的人可以少碰；如果我們搞不好政治，還要在他們偶爾過界的時候批評取笑人家及其粉絲不夠「硬核」，那即使你批得對，也實在沒什麼意思，也改變不了什麼。

改變還是會改變的，但不是因為誰的批評，而是我們能夠感覺到，這游離、游離再游離的路子，已經走到盡頭了。

人要想過得舒服，必須依賴穩定的文明秩序，而「政治絕緣體」的活法頂多只能消極的配合秩序，很難積極的建設秩序；「政治電磁鐵」或許有積極的主觀作為，但客觀成果卻可能是加速消耗秩序。我們知道，這些年來我們秩序是在消耗、崩壞的，我們應該要心慌。我們沒慌，是因為覺得慌也沒用，而選擇了麻木、擺爛。近十年獨立樂壇的歌曲，情調是愈來愈負面、虛無、犬儒；再回去聽二十多年前〈旅行的意義〉那樣在迷蒙中還頗為怡然的調調，你還歡喜得起來嗎？

文化左派透支了文明秩序，世道右轉，人會開始重新嚮往負責任的行為主體、權責對等的社會契約，即使要犧牲一定的自由，即使它不那麼民主、不那麼進步、不那麼體面。過去我們就是被那些叫牌叫太高的「體面」價值搞亂了。雖然也還不能確定未來要如何才好，但現在，我們可以向先人看齊，與歷史對齊，調整自己，回到自己，重構「我們」，重構我們的典範、我們的文明。

我們在做，我們在探索。我們可以悲觀預期各種問題還是會層出不窮，但是這裡有真心。 （相關報導： 汪志雄觀點：從「鄭習會」到「習鄭會」賴清德政府的自我矮化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碩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