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慶瑞觀點：城邦到雲端，民主更新史─過時的牛頓治理思維

楔子

當AI能輕易詐騙大多數人、演算法量身打造虛擬實境時，社會已進入「量子波動時代」，民主制度卻停留在「牛頓時代」的機械定格思維。VUCA時代不僅是資訊爆炸，更是反饋迴路極速縮短的時代——從政策推出到社會反彈，可能已經瞬息萬變，而我們制度仍像恐龍般緩慢運作。這不是民主失敗，而是「作業系統」嚴重過時。我們要嚴肅思考：略加修補後的『民主2.0』，是否仍能有效治理現代社會？

我想先說清楚一件事：我不是政治學家，而是一位物理學家。物理學家最擅長的事情，就是觀察系統的變化，並從中找出共通性——從幾個粒子的相互作用，到整個宇宙的複雜演化。我在這個民主系列中提出的觀察與想法，都是非專業政治的論點，也歡迎專家討論與指教。作為物理學家，我特別喜歡觀察與分析系統的有趣『相變』過程，因為豐富而罕見的現象都在其中。而今天，我們的政治系統正處在『相變』臨界點上：社會的『連接度』和『資訊傳播速度』已多次發生數量級的躍遷，但治理它的政治邏輯仍停留在三百多年前的「牛頓-洛克範式」的『靜止狀態』。

當用「物理之眼」來觀察當代政治時，會看到一個熟悉又令人擔憂的現象，這不是價值判斷，而是現象觀察。我們的民主制度，像一個過時的軟體作業系統，處處卡頓又無法操作嶄新硬體。歷史上所有的民主制度都是適應特定社會技術條件的產物，就像物理定律有它的適用範圍——牛頓力學解釋不了量子現象，經典電磁學解釋不了超導體——民主制度，也有著歷史「適用條件」的賞味期。

當社會結構、資訊流動與人際連結的方式發生根本改變時，原本運轉良好的民主模型，就可能開始「卡頓」、「當機」，甚至產生錯誤。今天，我想用物理學的思維，跟隨著歷史的軌跡尋奇，進行深入探索「民主更新史」的旅程，看看我們為何是站在『民主3.0』與『民主2.0』的歷史『相變』隘口上。

第一站：民主1.0——小城邦的「經典力學」

想像身處在一個古希臘城邦，或是啟蒙時代的小鎮。那時代的社會結構的特色是

• 人口有限：可能就幾萬人。
• 資訊傳播：訊息靠口耳相傳，所有人的行動依賴步行和馬車。
• 公共議題：相對簡單——城牆要不要修？稅收怎麼定？
• 人際關係：大家彼此認識，或至少知道彼此的存在。

在這樣單純的社會裡，民主運作就得像經典力學，一切都要看得到與摸得到，要簡單且可直觀理解。公民大會上，你能清楚看到每個發言者的表情，所有代議士都是你的親朋好友，辯論進行中，你立刻在現場感受到各種支持與抱怨。溝通結束後，所有議題都快速融合出具體執行方案。這種小規模、低速度與可直觀理解的民主模型，最早出現在古希臘城邦與早期市民社會中。在這樣的小型社會條件下，公民直接感知公共事務，公共意志也能在討論中逐步成形。公民大會上的贊成與反對，就是最直接的民意迴路與即時反饋系統。 （相關報導： 劉書彬觀點：當民主成為權力的祭品，憲政軌道正發生位移 ｜ 更多文章 ）

直接民主，也就是『民主1.0』在當時人員稀少與變化緩慢的時代是合理且最有效的——就像在低速變化的日常的物質世界裡，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也足夠解釋宇宙的奧秘。但『民主1.0』適用的前提是：社會規模不能太大，變化不能太快。『民主1.0』的的核心精神，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綜論的很好：人民主權、公共意志、直接參與。值得注意的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雖然誕生於工業革命前夕，但他所構建的「公共意志」與直接參與的民主理想，其精神原型顯然來自古希臘城邦。這使得他的理論面臨一個根本性的實施規模困境：他所設想的道德共同體，在人口稀少、面對面交流的城邦中是有效的原則，但在由陌生個體組成，龐大民族國家的工業社會裡，卻發生難以運作現象。盧梭想的是城邦尺度的道德共同體，但是他面對的是規模即將爆炸的巨大社會，然而他的思想卻像是燈塔，替未來民主指向終極理想的方向。我將盧梭的思想歸類成『民主1.5』，為後人照亮了方向，但邁向那個方向的具體路徑，則需要歷代的政治思想家在現實的荊棘中重新開拓出嶄新操作版本。

第二站：民主2.0——工業時代的「統計力學」

工業革命後，火車拉近了距離，電報加速了資訊傳播速度，工廠聚集了人口，社會由稀疏而獨立的人，變成互動密切的團體。民族國家開始形成，社會規模從「城鎮級」暴漲到「國家級」。牛頓力學所代表的可預測、可分解與可計算的世界觀，與工業革命及近代憲政民主的形成，共同構成了當代的思想氣候。這時候，古希臘那套直接民主行不通了，於是，『民主2.0』代議制度應運而生。如果說『民主1.0』是『經典力學』的少體直觀世界，那麼『民主2.0』就是『牛頓力學』的多體工程學——它將公民視為可獨立計數、遵循社會運動定律的『政治原子』，並相信通過代議制的『社會機械』，可以精確傳導與實現所有原子的集體意志。

從「直接感知」到「宏觀統計」的轉變，其思想基石正是洛克的主要學說，他的思想用牛頓的粒子世界觀來理解：社會由獨立的理性個體（政治粒子）組成，他們通過社會契約讓渡部分權利給政府，形成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護個體生命、自由、財產等的自然權利。這就為「一人一票」的平等計權，透過多數決產生確定性的執政權威，提供了哲學與科學上的合法性。洛克的藍圖，本質上是一套為大規模、陌生化社會設計的權利保護與權力制衡作業系統，完美契合了工業時代的大型社會對標準化、可預測治理的需求，從而奠定了『民主2.0』的核心理論。

• 代議政治：選出代表替我們發聲。
• 政黨競爭：用政綱與黨紀來約束與整合不同群體的利益。
• 定期選舉：相當於每四年定期做一次「民意大普查」，並依據執行。
• 大眾媒體：報紙、廣播、電視成為公共論壇。

這種民主機制，運作起來很像物理中多體的統計力學：我們不再追蹤每一個「政治粒子」（公民）的軌跡，而是關注宏觀的「統計平均值」——選票比例、民調數字、政黨支持度。在21世紀以前的大部分時間裡，因為社會變化相對緩慢，資訊傳播有滯後期，選舉結果確實能反映一小段時間內的「民意平均值」，這套『民主2.0』也因此在21世紀之前都相當成功。

然而要注意的是『民主2.0』成功的基礎有其歷史上的必然，主要因素是：

• 社會變化速度永遠慢於制度反應速度。
• 資訊擾動是局部的，不會瞬間引爆全國甚至全球變化。
• 「四年一次測量」足以掌握社會平均值的變化狀態。

由於現代社會規模逐漸變大，訊息擴散是透過光速網絡，甚至有多樣的「政治時區」形成，在這樣的民主制度下，如果沒有可靠的迴路反饋，我們無法了解每個代議士，更無法知道他們是否確切執行我們的託付。 （相關報導： 劉書彬觀點：當民主成為權力的祭品，憲政軌道正發生位移 ｜ 更多文章 ）

從「開環控制」到「閉環迴路」的失靈

從工程的控制理論的語言來說，『民主1.0』的版本，本質上是一種「閉環控制」系統，而『民主2.0』只是一種長延遲型態的「弱閉環」的控制系統：四年一次的選舉如同一次性的指令輸入，之後便依賴代議士在任期内執行，期間缺乏持續的民意回饋機制來校正政策方向。這在變化足夠緩慢的社會中是可行的，因為系統的「擾動」很小，一次測量足以預測很長一段時間的狀態。這種有限組織下，絕對時間的結構性限制，正是今日在快速運轉的社會中，所有民主國家出現異常症狀的根源。

現代社會已是一個高頻擾動、非線性反饋的複雜動態系統，社交媒體上的每一個熱點事件，都是一次強烈的「脈衝擾動」。個人化AI演算法的推薦，構成了無數並行的「局部反饋迴路」，並不斷放大特定情緒或觀點，使得『民主2.0』的低頻、延遲、宏觀的反饋機制徹底失靈。許多「反饋斷裂」案例不斷發生，這不是政策錯誤或系統停擺，而是反饋頻率過低而造成的系統反應延遲災難：

案例一（住房）：反饋系統的致命延遲

住房市場在低利率與投資需求驅動下，價格呈指數級波動，變化週期已縮短至數月。然而，從土地規劃、稅制調整到社會住宅建設的政策反饋迴路，卻需要數年立法與執行。當市場變化速度（高頻）遠超政策調節速度（低頻），任何宏觀調控都注定成為「馬後砲」，這是典型的系統延遲導致結構性失靈，這也造成許多無殼年輕蝸牛族永遠買不起房子。

案例二（假訊息）：校正迴路的速度潰敗

在高頻社交媒體中，情緒化謠言的傳播與放大速度（毫秒級）已徹底碾壓事實查核與理性辯論的節奏（數日甚至數週）。這並非公眾理性退化，而是『民主2.0』依賴的低頻選舉與緩慢議程，其糾錯與回饋完全無法處理環境中的高頻噪聲攻擊，導致公共對話的基礎被持續侵蝕而毀壞。

案例三（議題癱瘓）：單點過載與系統僵死

單一極化議題透過線上連署與媒體放大，可瞬間湧入代議機構，要求立即表態與處理。傳統議事程序（委員會審查、黨團協商、三讀）的處理速度與承載能力，完全無法應對這種「脈衝式」議題流。這不是程序瑕疵，而是系統的輸入頻率已超過其處理能力，導致核心決策功能被單點阻塞而整體癱瘓。這就像系統當機的過程，使用者不添購新系統，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以上這些簡單現象，已清楚表明現在的『民主2.0』，完全無法處理現代大型而複雜的社會中的資訊流速與反饋強度，就像一台老式CRT映像管，是絕對無法顯示UHD的8K影像解析——它不是壞了，而是根本不在設計規格內。

民主 2.5：從公共意志到統計群體的短暫過渡

在民主思想的演進中，人們往往習慣將歷史簡化為兩個階段：一端是以盧梭為代表的「公共意志」，另一端則是現代成熟的代議民主與選票政治。

盧梭所處理的政治問題，本質上仍是城邦尺度的問題。在人口有限、社會結構相對單純的情境中，公共意志被假定為一種可被直覺把握的整體方向。然而，隨著人口成長、分工擴大與資訊不對稱的出現，這種假設開始動搖。洛克的思想能夠解決部分盧梭不足之處，但當「人民」不再是彼此熟識的共同體，而是由大量陌生個體構成的集合，公共意志這一整體性概念，與代議政治所依賴的個體偏好與聚合機制，在面對超大規模陌生人群時，再度遭遇了難以操作的現實困境。

正是在「公共意志」及代議體政治觀念，與現代大型社會現實的碰撞中，新的民主思考範式逐漸浮現。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民主2.5』——它不再將人民視為具有單一意志的道德整體，而是開始將民主理解為一種集體決策的機制。 （相關報導： 劉書彬觀點：當民主成為權力的祭品，憲政軌道正發生位移 ｜ 更多文章 ）

• 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引入了數學與機率，將「多數決」從道德宣稱變為一個可計算的理性工具。孔多塞的數學探索，也觸及了在理想條件下群體判斷優於個體的可能，這已隱約指向統計的「集體智慧」觀。
• 邊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義，則將政治目標從抽象的「正義」轉換為可量化的「最大幸福」，為政策評估提供可量化的計算空間。
•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通過實證觀察，展示了民主作為一種社會形態的動態與風險，多數意見如何形成，以及產生的社會後果。

這些思想家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試圖在一個無法退回小國寡民的現代社會中，為民主尋找更現實的新規範。然而，他們的理論仍建立在一個相對靜態的社會假設上：社會變化相對緩慢，群體狀態可以被近似為穩定分布。無論是機率收斂、幸福加總，或多數行為的平均化，它們都隱含著「絕對時間」下的「時間足夠長、變化足夠慢」假設。正因如此，這些思想雖然增加統計與制度的基礎，卻尚未能預見高頻波動、即時回饋與強烈非同步的現代社會。

這條試圖深化群體理性設計的路徑——『民主2.5』雖然不斷被嘗試，卻始終未成為近代民主制度的主流發展方向。另一方面，隨著民族國家與政黨政治迅速制度化，『民主2.0』在實務上被收斂為容易操作的選舉與代議機制，而對群體理性本身的『民主2.5』制度性設計，則長期停留在實驗性與邊緣化的位置。這並非理論上的退化，而是制度在可操作性壓力下的必然選擇。『民主2.5』是粒子民主框架內部的自我批判與複雜化嘗試，但因技術與認知局限，未能突破「統計平均」的根本範式，但卻為未來的範式躍遷到『民主3.0』的過程埋下發芽的種子。表一在突顯各版本背後的主導隱喻與時代約束，3.0並非更進步，也不是對2.0的全盤否定，而是在社會基礎發生『質變』後，對如何形成集體意志的民主核心功能重新定義。

今天的我們按下手機的刷新鍵，資訊浪潮便以光速重新刷新世界，社會已不再是一條緩慢流淌的河流，而是瞬息萬變且密切糾纏的系統。當「四年一次」的民意測量，趕不上「四秒一次」的輿論反轉；當穩定的政黨認同，被演算法餵養出的碎片化身份取代——我們便不能再將當下的困境，簡單視為修補『民主2.0』，甚至回顧『民主2.5』，就可以解決，我們面臨是一場作業系統的世代更迭。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像意識到沖天炮無法驅動太空船一樣，是一個工程學上的客觀事實。

在 Part II 中，我們將轉向一個更根本的提問：當觀測本身會改變政治現實，社會共識呈現高度波動時，『民主2.0』這套源自低頻社會的粒子制度架構，是否仍能有效運作？這不僅是系統延遲，更是政治『世界觀』的迷惘與錯置。我們即將進入的，是一個『觀測即干擾』的社會，這將從根本上動搖『民主2.0』的統計學根基，這個現象，正是接下來討論『民主3.0』的起點。 （相關報導： 劉書彬觀點：當民主成為權力的祭品，憲政軌道正發生位移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