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把交通執法罵成搶錢，是台灣交通最危險的迷思！

台灣的交通安全問題，從來不是單一政策失誤，而是長年治理結構累積的結果。經濟快速發展、都市化數十年間，大量農地轉為住宅與商業使用，道路成為最密集、也最複雜的公共建設。全台上千公里的省級公路，逐步轉化為市鎮街道，但在歷史包袱與治理能力限制下，確實留下不少未能因地制宜、配置未臻完善的空間。

然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近年社會逐漸出現一種危險的論述轉向：只要道路工程「還不夠好」，政府就不該嚴格執法；只要科技執法「拍得太多」，就等同於「跟人民搶錢」。這類說法表面上訴諸制度缺失，實質上卻將公共風險治理，簡化為對裁罰的不滿情緒，甚至在選舉文化助長下，演變成對專業治理的系統性否定。

工程不足，不能成為放棄執法的藉口

平心而論，台灣的交通工程確實相對簡陋，長期偏重車流效率，對行人、多元車種與街道使用情境的整合考量不足；交通教育亦未真正落實，駕照制度中的知識與技術評量流於形式，許多行為習慣是在上路後以試錯方式形成。再加上機車高度普及，部分機車行為模式外溢影響整體交通秩序，使道路風險更加複雜。

但正因如此，執法更不該退場。工程與教育的改善需要時間，風險卻每天都在發生。在工程尚未全面到位之前，若以「應先改善工程」作為鬆綁取締的理由，實際效果只會是放大僥倖心理，讓最脆弱的用路人承擔代價。這既不符合風險治理邏輯，也不符合公共利益。

科技執法的正當性，不在罰單，而在行為改變

科技執法的本質，不是為了增加罰單，而是在有限警力下，建立一致、可預期的規則執行機制。大量國際研究早已證實，穩定的取締制度能透過一般預防效果，降低違規行為的整體發生率，進而減少事故與死傷。政策評估的重點，從來不在「設了多少設備」，而在「違規是否下降、事故是否減少」。

因此，近期以「科技執法平均密度高於他國」作為批評依據，本身即存在方法論錯置。交通事故風險高度集中於特定路段與時段，執法與工程資源本就應向高風險熱點配置，而非追求形式上的平均。忽略都市密度、道路型態與事故集中度，單純比較設備密度，不僅無助安全，反而模糊真正該被討論的風險來源。

選舉文化下，民粹不能凌駕專業

不可諱言，這類反對科技執法的論述，往往在選舉前夕特別高漲。民代順應情緒並不意外，但行政部門若也隨之退讓，等同放棄專業責任。長期以來，主管機關面對質詢與連署，習慣避談方法論、避免正面論理，錯失公共溝通的關鍵時機，讓錯誤比較與情緒性指控逐漸被視為「常識」。

交通安全的改善，從來不是討好選民的政策，而是需要承擔短期不受歡迎的公共治理選擇。當事故與死傷尚未明顯下降之前，交通主管機關並沒有退讓的本錢。

罰單不該是目的，但事故減少必須是標準。工程要改、教育要做，但在此之前，執法不能鬆手。科技執法不是與人民搶錢，而是確保規則真正存在的最低限度治理工具。若因工程尚未完善就選擇放棄執法，台灣的交通安全，永遠只能在悲劇之後被短暫檢討，而無法真正前進。 （相關報導： 測速照相機是「政府斂財工具」？加拿大1省將全面拆除，反觀台灣近年大擴張成強烈對比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