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安全」在台灣？讓人難過。例如總死亡與人口比率、18～歲初獲駕照傷亡人數和大專生肇事率等等，都名列國際後段班，讓人慚愧！久之，交通管理機構信心低落，面對似是而非的怪論，都不敢據理力爭。
交安的選舉假期
逢到選舉，ㄧ切順從民意。各樣奇怪主張，只要是減少民怨，都有可能獲得主管機關採納。近兩年為了洗雪「行人地獄」，零星部署的小防線，為此恐會前功盡棄。
兩周前立委質疑超速照相機太多就有這個隱憂。上星期又有人連署要全面停辦區間測速。再往前，去年修法把危險駕駛中「嚴重超速」從超速限60公里降為40，也有民眾連署。這些抗議都繞著同ㄧ個訴求：減少處罰。
為了開快車遭罰而抗議。抗爭者不好意思說違規免罰，就以擾民的苛政為名，選前收攬民心為實，要求簡政減少執法。針對超速取締再放水，完全不見在「行人地獄」熱潮中罵官員不重罰的嘴臉。
為什麼民代這樣善變，行政機關又慣於退讓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民眾對交通安全的風險不夠警覺，不夠自我要求。民代以為在代替庶民發聲，行政部門感覺民意浮動難料，政治顧慮就沛然難擋了。
交安權責不明
但是民意改正的教育，何其困難，不可能在主政者猶豫中推動，只能在執行中堅持方向，勤於溝通，累積小例成為共識。如何可以有方向有累積呢，首先得要主管交安的權責要明確。
依法規，交通主管是交通部，大半工程和教育經費都會歸它；但安全所賴的執法能量在警政署，交通事故多在市鎮，都歸內政部。碰上質詢或連署，到底是法制和經費不當，還是執行有偏差？長期以來兩部典型反應就是推諉避戰。該辯駁的話不當下說清楚，任由不真確的數字被有心人渲染，積非成是，轉成政治壓力。
據理力爭向社會溝通
謹以這一波要求減少超速測站的論點為例。立委說：1）台灣測站比日本、新加坡平均密度高很多倍；2）開罰沒有幫助交安；3）超速不是肇事主因（第24名？）
其實，交通單位大可以明確辯駁。
首先，取締超速需要多少器材？當然是應需求而來，比較相機總數量，不如追問罰單數？如果我們違規不降低，密集發生在人多的都市，那不單要準確配置，甚至該增加科技設備。怎麼會要追求漂亮的平均設置密度呢？（又不是設置路燈，用平均密度代表服務水準。）
何況各國對設置器材協助交安的道路定義不同（如：市鎮街道和產業道路列不列入？），道路總長的基礎不一樣，算出平均數毫無意義。歸根結底還是要問：「計較照相機密度，和交安有什麼關係呢？」
其次，我們交通違規開罰總數十年來年年升高約3%，超速者佔總量20%約400萬張，年成長大致和總單數同步。但去年（前三季）超速罰單卻罕見下降6.11%。對照去年全國總肇事和傷亡人數，居然有15年來首見減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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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應該是前年六月罰則提升，對超速尤其加重處罰（罰款加5成，並擴大處罰，超限40公里就視為嚴重超速！）可見得重罰，「以價制量」，不得已，但會有效果！去年破天荒交通死亡降低，低於3000人！很可能就來自重罰，違規減少，死亡人數下降。
那又為什麼肇事原因排名，「超速」卻那樣低呢？這就涉及執行現場的為難。車禍常發生在繁忙時地，事故現場的紀錄匆忙中難求完整，除非有明顯煞車痕或攝影記錄，否則不易判定超速是主因，就含糊歸為「未注意車前狀況」或「未依標誌標線」等常見肇因，超速頂多附記為次要原因。結果，超速對交安的傷害反而被隱藏，被統計數字忽略，大家忘記「十次車禍九次快」的殘酷現實！
以上這些解釋基於事實，並不複雜。但若是長官不在第一時間論理，錯過媒體報導時機，少了大是非的社會溝通，日後遇到個別爭議，少了上級明確立場，處理所花精力ㄧ定事倍功半。
交通管理要轉向人本
當然，政府不能因為重罰減少違規，自以為是能吏良政。速限本身的合理性，違規的罰度，都該動態檢討。
民意追蹤的不僅是合宜的執法，還希望人本。
「人本」的對照是「車本」。當交通人心中追求暢流時，車行只在乎速度。公路設計中，車流和路況都簡化為小客車當量pcu。省道所經過聚落升級成市鎮，公路變成市區道路時，前述簡化的車本設計準則就有許多地方要修改。甚至，以往公路工程師只在乎車道本身，都市道路卻更重視路旁/路外的使用性質。例如商家的停車，行人密度和公車站牌等。路況因環境和使用者而複雜得多，道路工程傳統中數學化和標準化的設計必須退讓。
省道轉為街道大不容易
台灣經濟繁榮，都市化幾十年來，大片農田變住屋，最大的公共工程就是道路。全台上千公里的省級公路變成市鎮街道，坦白說，因地制宜，或未盡合宜的配置確實不少。有些違規者據此不服裁罰，有些團體主張政府應該全面檢討街頭交通工程，才可以開罰。這些論調，結合民意不甘認罰的私心，形成一股抵抗多罰和重罰的呼聲。這類法外有理有情的質疑從民代提出，行政機關很難招架。
平心而論，我們的交通工程是比較簡陋，往往忽略行人和多樣車種的需求。我們的交通教育也沒有當真，甚至取得駕照中的知識和技術考驗都徒具形式，ㄧ切都等上了街頭重新體悟、養成習慣。偏偏我們的機車使用量大，難以執法，許多機車習慣會影響開車行為，例如行車間距、急換車道、忽視速限等等，這些驚險畫面編織了人人指責的虎口和地獄！
這些台灣交通安全先天後天的缺憾，是交通工作者的共業。單獨詬病執法部門，反對重罰並不公道。何況此時高舉重建工程和教育的說法，不單緩不救急，甚而有容許僥倖，模糊執法的偏差。
罰單不該是執法目標，但是事故減少應該作為檢驗整體交通管理的指標。事故和連帶死傷沒有降低前，交通部機構沒有退讓的理由。如今，交通安全好不容易有去年的轉機，應該用力分析原因，工程改善有效者，推廣為設計準則；重罰制量者，追蹤犯行的客觀環境，避免非駕駛因素。更要向不懈的交通前線諸君致敬，敬請把握趨勢逆轉，趁勝追擊，共建交安新防線！ （相關報導： 賀陳旦觀點：怎麼拿開政治那雙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前交通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