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安全」在台灣？讓人難過。例如總死亡與人口比率、18～歲初獲駕照傷亡人數和大專生肇事率等等，都名列國際後段班，讓人慚愧！久之，交通管理機構信心低落，面對似是而非的怪論，都不敢據理力爭。
交安的選舉假期
逢到選舉，ㄧ切順從民意。各樣奇怪主張，只要是減少民怨，都有可能獲得主管機關採納。近兩年為了洗雪「行人地獄」，零星部署的小防線，為此恐會前功盡棄。
兩周前立委質疑超速照相機太多就有這個隱憂。上星期又有人連署要全面停辦區間測速。再往前，去年修法把危險駕駛中「嚴重超速」從超速限60公里降為40，也有民眾連署。這些抗議都繞著同ㄧ個訴求：減少處罰。
為了開快車遭罰而抗議。抗爭者不好意思說違規免罰，就以擾民的苛政為名，選前收攬民心為實，要求簡政減少執法。針對超速取締再放水，完全不見在「行人地獄」熱潮中罵官員不重罰的嘴臉。
為什麼民代這樣善變，行政機關又慣於退讓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民眾對交通安全的風險不夠警覺，不夠自我要求。民代以為在代替庶民發聲，行政部門感覺民意浮動難料，政治顧慮就沛然難擋了。
交安權責不明
但是民意改正的教育，何其困難，不可能在主政者猶豫中推動，只能在執行中堅持方向，勤於溝通，累積小例成為共識。如何可以有方向有累積呢，首先得要主管交安的權責要明確。
依法規，交通主管是交通部，大半工程和教育經費都會歸它；但安全所賴的執法能量在警政署，交通事故多在市鎮，都歸內政部。碰上質詢或連署，到底是法制和經費不當，還是執行有偏差？長期以來兩部典型反應就是推諉避戰。該辯駁的話不當下說清楚，任由不真確的數字被有心人渲染，積非成是，轉成政治壓力。
據理力爭向社會溝通
謹以這一波要求減少超速測站的論點為例。立委說：1）台灣測站比日本、新加坡平均密度高很多倍；2）開罰沒有幫助交安；3）超速不是肇事主因（第24名？）
其實，交通單位大可以明確辯駁。
首先，取締超速需要多少器材？當然是應需求而來，比較相機總數量，不如追問罰單數？如果我們違規不降低，密集發生在人多的都市，那不單要準確配置，甚至該增加科技設備。怎麼會要追求漂亮的平均設置密度呢？（又不是設置路燈，用平均密度代表服務水準。）
何況各國對設置器材協助交安的道路定義不同（如：市鎮街道和產業道路列不列入？），道路總長的基礎不一樣，算出平均數毫無意義。歸根結底還是要問：「計較照相機密度，和交安有什麼關係呢？」
其次，我們交通違規開罰總數十年來年年升高約3%，超速者佔總量20%約400萬張，年成長大致和總單數同步。但去年（前三季）超速罰單卻罕見下降6.11%。對照去年全國總肇事和傷亡人數，居然有15年來首見減少2%！
發生了什麼好事？ （相關報導： 賀陳旦觀點：怎麼拿開政治那雙手？ ｜ 更多文章 ）
主要原因應該是前年六月罰則提升，對超速尤其加重處罰（罰款加5成，並擴大處罰，超限40公里就視為嚴重超速！）可見得重罰，「以價制量」，不得已，但會有效果！去年破天荒交通死亡降低，低於3000人！很可能就來自重罰，違規減少，死亡人數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