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錯誤掩蓋錯誤的代價─從大災難走向大浩劫：《毛澤東和「新中國」》選摘（3）

在當代中國人所經歷過的許許多多苦難之中，最大的苦難，莫過於「人相食」了。而所有發生在「新中國」的這類人間慘劇，又莫過於大躍進—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了。在中國傳統的修史中，「人相食」時一定要上史書記載的。大躍進—大饑荒期間「人相食」現象，至今還被中國的執政者有意的掩蓋和千方百計地迫使大眾忘卻。然而，歷史是一個不息的流程。它是無法被割斷的。凡是想人為地割斷和掩蓋歷史及真相，倒行逆施，一定會使一個民族從一個錯誤走向另一個新的錯誤；甚至從一個大災難走向一個更大的浩劫。可悲的是：從大躍進—大饑荒到文化大革命「新中國」的歷史，正是在這樣一個惡性的怪圈中循環。

這一怪圈之所以會形成，是因為獨裁者為了掩蓋自己的錯誤所造成的災難性的後果，會常常以一個新的、更大的錯誤來掩蓋那個舊的、相對比較小的錯誤。鑒於毛澤東是靠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來治國理政的，他的「中國特色」自然是發動一場新的、更為錯誤的政治運動來掩蓋過去的政治運動的錯誤所造成的災難。其結果是小災難變成了大浩劫；大災難演化為史無前例的人間慘劇。

我們在1958-1962年的大躍進—大饑荒期間就目睹了這樣的先例。毛氏的大躍進發動於1958年，因為當年是一個歷史上難得的大豐年，荒誕的「趕英超美」的大煉鋼鐵和「吃飯不要錢」的公共食堂運動仍得以在中國大地上流行。但到了1959年上半年，人為的大饑荒已經初見端倪了。毛澤東也看到了這一點，因此準備該年7月初在江西廬山開一個中共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基本肯定大躍進的前提下，糾正大躍進中政策的一些「左」的偏差。正是出於這樣的動機，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彭德懷上了廬山後給毛澤東發了一封私信，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躍進」的方針是正確的，但接著彭指出了「大躍進」的問題：「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彭在信中說：「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1959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最後他指出：「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 （相關報導： 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戰事不斷而豪傑輩出：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選摘（2） ｜ 更多文章 ）

應當說，彭德懷的信寫的是十分得體，是很溫良恭儉讓的。在毛擅自把私人信件作為大會文件討論時，得到了會上許多耿直之士的贊同，大躍進的錯誤和荒謬大白於天下了。但是毛惱羞成怒了，為了掩蓋他的大躍進的決策和政策錯誤，便把彭德懷等人公開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這是一場比大躍進甚至反右運動更大的錯誤。按現任中共常委王滬寧當年的話來說，這是毛澤東時代的「三大人禍」之一。「1957 年反右，打了三百多萬右派；1958-1960 年高舉三面紅旗打了三百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餓死四千多萬人」。為了一己的偉大領袖的威信，掩蓋本來自己也認識到的「左」的錯誤，毛澤東硬生生地把原來急需的反「左」變成了更為荒唐和極端的反右，其結果是必然的全國上下的「五風」盛行，民不聊生。荒誕不經的大躍進就這樣很快演變成了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對於這一轉折，荷蘭著名學者馮客（Frank Dikotter）在他研究大躍進—大饑荒的專著中有這樣的痛心疾首的分析：

在一個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倫理世界裏，很多人甘願成為主席的工具，昧著良心，但求自保。如果領導層1959年夏天在廬山扭轉局面，餓死人的數目應該可以控制在七位數（百萬）以內不再蔓延。但實際情況是。整個國家繼續向災難進軍，因為勞累、疾病、懲罰和飢餓而死亡的生命，達到了八位數（千萬）!

毛澤東在1959年對自己所犯下的大躍進錯誤的掩蓋，是以一個大饑荒，即餓死數千萬中國老百姓的生命為代價的。作這一如是觀，我們還會發現毛澤東進一步對大饑荒（包括「人相食」）的掩蓋，還給向他善意的面諫者劉少奇帶來了殺身之禍。那就是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一場比大躍進—大饑荒更大規模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的深層原因所在。

在始終掌控著黨政軍大權的情況下，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這一場「革命中的『革命』」來打倒劉少奇？對此，學界已經、也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解釋。但是其中的一種，無疑和劉少奇和毛在面對大饑荒和餓死數千萬人這一中共執政史上的最大敗筆的態度有關，甚至可以說很可能和他們如何面對史無前例的「人相食」的慘劇的不同態度有關。本章的開篇筆者曾提到：劉少奇向毛澤東做「人相食」的面諫是1962年初夏。就在此之前，中共於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開了著名的「七千人會議」。在這一會議上，國家主席劉少奇將大饑荒成因歸結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則被迫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據專門研究這一會議的中共黨史專家透露，劉少奇就是在這一會議期間就「人相食」的發生下了他作為國家元首的「罪己詔」：

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劉少奇這些感受很深的話脫口而出，令當時在場的人十分震動。

由此可見，後來他在中南海游泳池邊對毛澤東的面諫已經是第二次了。即便是劉在七千人會議中的「罪己詔」，毛也可能得到了匯報，然而，毛澤東並沒有下「罪己詔」來面對這一歷史。相反地，他想掩蓋，就此恨上了劉少奇。按目下一種頗為經典的文革研究的觀點：正是在七千人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中央高層對大躍進的錯誤存在分歧，成為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最初伏筆。」這一觀點是有歷史文獻支持的。首先，在毛澤東向劉少奇進攻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裏，他公開譴責了劉的「1962年的右傾」，71顯然指的是劉少奇在「七千人會議」前後對大躍進—大饑荒問題下的「罪己詔」。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卡博、巴盧庫等領導人時談及和劉少奇的分歧的由來，說了這樣一段話：

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裡面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

毛所講的「已經看出問題來了」，顯然是指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的問題。至於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則在文革中的多次講話中提到：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是劉少奇等人使得毛很不高興。

為什麼毛會對劉少奇耿耿於懷？顯然是劉少奇關於大躍進—大饑荒「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論斷揭開了大部的歷史真相，而劉在七千人會議中對「人相食」所下的「罪己詔」更使毛惱羞成怒。為了掩蓋住這一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敗筆。毛只能發動一場新的、更為錯誤的政治運動來掩蓋過去的政治運動的錯誤所造成的災難。於是，新中國就在短短的數年內從大饑荒走向文化大革命，從一個大災難墜入一個更大的政治浩劫。 （相關報導： 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戰事不斷而豪傑輩出：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選摘（2）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現任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毛澤東和「新中國」：延綿不絕的政治運動與其深層的戰爭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