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治國不靠法律，靠以群眾運動為基本形式的政治運動：《毛澤東和「新中國」》選摘（2）

土地改革

與任何民主政體的法治傳統不同的是，中共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以群眾運動為基本形式的政治運動來治國的。在毛澤東時代，一切都泛政治化了，它們都是以暴風驟雨般的群眾運動的形式展開的。

這一形態，在《土地改革法》裡還是以最高法令的形式規定的。如果稍稍留意一下該法關於農會的地位和功能的規定，便會發現這一最高法令，實際上賦予這一群眾組織以「公檢法」三者合一的國家機器的職能。如第二十九條規定：「鄉村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區、縣、省各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農民協會委員會，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第十條還規定農民協會將主持一切沒收地主土地和財產的工作。這些實際上都是公安—警察機關的職能。第三十一條規定「農民協會」將具體主持「階級劃分工作」；第三十四條又規定「農民及其代表有在各種會議上自由批評及彈劾各方各級的一切工作人員的權利。侵犯上述人民權利者，應受法律制裁」—這實際上又賦予了農會以國家機關的監察—檢察的職能。

在上面所述的「人民法庭」的條文（第三十二條）中，我們又看到了農會的法庭功能。這樣，中共的土改法實際上有意混淆國家機器和群眾組織的功能，創造了一個平行於正規的國家機器外的、又集公檢法大權於一身的第二權力中心。

那麼，這一第二權力中心是否能夠或應當履行超越各社會階級和階層的比較公正的國家機器的職能呢？實踐證明是大相逕庭的。我們不妨引用一段山東省一個叫莒南的不太有名的縣在土改群眾運動中的場面：

在對地主、富農不加區別地進行殘酷的肉體消滅的同時，各種違背農村風俗習慣甚至人倫的事情也發生了。許多地主的祖墳也被刨開，墓主被曝屍，隨葬品被分配；部分地主的妻女也被當成浮財分給雇貧農中的光棍漢。莒南路鎮區分了三十多個地主女人，坪上大坡村有個年輕的地主老婆分給一個貧雇農老頭，年齡極不相稱，女的不肯，後村幹部硬逼去。到了晚上，群眾聽窗的，見了老頭睡在床上，女的蹲在地上，一夜沒說一句話。……由於一切權力交農會，而農會中個別雇貧農本身又是流氓或自私自利分子，操縱農會，趁機報復，導致一些中農、貧農和村幹部、黨員也受到打擊。

應當說明的是：這種姦淫擄掠的暴行極為普遍地發生在全中國的土地改革中。同時，它們也引出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被中共賦予「公檢法」大權的群眾組織—各地農會的骨幹構成，最初基本上是一些鄉村的地痞流氓。更為令人驚訝的是：中共對此早有充分的認識，但就是有意放任不管。把中共對於這一問題的政策講得最坦率但也最令人驚訝的還是《土地改革法》的主要制定者之一的劉少奇。面對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不少民主人士的質疑，他竟然這樣說： （相關報導： 傅柯描繪的「新自由政治」合理性：《消解人民》選摘 ｜ 更多文章 ）

至於流氓問題，在解放一個地區的時候，流氓的膽子大，不怕什麼，敢出來和我們接頭，但等到廣大人民起來以後，對他們的行為不贊成，一改選就要選掉的。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流氓都是壞的，有些是好的，這些人過去受壓迫，受欺侮，不得不幹壞事，今天不受壓迫欺侮了，也就改變過來，所謂「浪子回頭金不換」，這些人一旦回過頭來，表現得最堅決、最勇敢，就變得正派很好，對於這樣的人就是金子，應該加以珍惜和愛護。這是一個領導和教育的問題，只要我們教育得好，領導得好，就可以成為很好的幹部。賀龍同志自己就講過，他過去無所不幹，可是一旦覺悟就徹底革命。我們要使其成為好的幹部。至於那些貪汙腐化的分子，當然要加以去掉。要區別，不能籠統地說流氓都要不得。如果不加區別就要和流氓對立起來。

……如果把流氓問題提出來，就會引起大麻煩，估計在農村中流氓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這不算是少數吧，必須打擊的地主，加上流氓，就要占到百分之十四的人口，這樣一來，必然引起大混亂。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採取這種政策，而應該採取教育改造的方針，區別地看待，好的應加以改善、教育、培養；壞的，則把他從領導機關拿下來，但不是開除農會。

這一個問題，我認為是一個對於流氓的看法問題，對待的方法問題。

劉少奇的講話清楚不過地表明中共對這些流氓地痞的看法和政策：1. 他們的惡行是無辜的：「這些人過去受壓迫，受欺侮，不得不幹壞事」；2. 他們在土改中「表現得最堅決、最勇敢」，因此是「浪子回頭金不換」，完全「可以成為很好的幹部」；3. 這些人大約要占農村人口的10％（三、四千萬左右），對他們不應打擊，而是「應加以改善、教育、培養」。即便是「壞的」，也「不開除農會」。否則，「就會引起大麻煩」。一句話，這些地痞流氓是中共土改的主力軍，中共是絕不會對他們進行法律懲處的。

記得中共的《土地改革法》的第三十二條曾明白無誤地表明：「為保證土地改革的實行，在土地改革期間，各縣應組織人民法庭，用巡迴審判方法，對於罪大惡極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並要求懲辦的惡霸分子及一切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審判及處分。嚴禁亂捕、亂打、亂殺及各種肉刑和變相肉刑。」現在，這些「罪大惡極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並要求懲辦的惡霸分子及一切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就在眼前，劉少奇卻只是要通過含情脈脈的「加以改善、教育、培養」，來解決這些窮凶極惡的地痞流氓的問題，這不是天大的矛盾嗎？不懲處這些罪犯，又怎麼能制止得了他們所製造的「亂捕、亂打、亂殺及各種肉刑和變相肉刑」呢？

地痞流氓並不是勤勤懇懇地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他們對於分田、分地其實是不感興趣的，因為不努力耕種，地是不會長出糧食來的。那麼，是什麼激起了他們最卑劣的燒殺擄掠的潛藏惡欲呢？那就是中共《土地改革法》第二條所規定的：農會除了執行沒收地主的土地以外，還執行沒收地主的「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雖然這一條的結尾說明「地主的其它財產不予沒收」，比起1947年的《中國土地法大綱》的「鄉村農會接收地主的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它財產」有所進步。但是，當地主及其家屬的住房被沒收，完全掃地出門後，他們又怎麼可能保得住「其它財產」呢？另外，追逼地主的「多餘的糧食」這一條顯然又給了他們敲詐勒索財物的機會。以下是一段有關蘇南土改時有些縣在追逼地主餘糧時的記載： （相關報導： 傅柯描繪的「新自由政治」合理性：《消解人民》選摘 ｜ 更多文章 ）

有些地方藉鬥爭敲詐勒索。例如，句容縣戴亭鄉三村村幹部與部分群眾，找一些稍有剝削的人家及過去放高利貸者（多是富農、中農及頑偽人員）鬥爭清算。他們帶著敲竹槓的口氣說：「過去你們放高利貸剝削人家，現在要你們將這些剝削的糧食退出來，不退就要鬥你們，捆你們起來。」段鳳生（偽鄉長）、田慎元（中農）怕遭到鬥爭，首先拿出稻子來，其他5戶受此影響也仿效，計有富農賈海拿出600斤（被要2000斤）、中農段元才400斤（被要800斤）、段鳳生1200斤、田慎元1312斤，7戶共拿出8198斤。該村幹部又將過去曾放高利貸者，不論富農、中農共十餘戶的田契都收走。太倉縣雙鳳區在少數積極分子包辦下，普遍以剝衣、跪、在身上放冰塊、毆打等野蠻辦法，強迫地主承諾多交糧食，不承諾鬥爭會就不結束。太倉縣太平鄉地主王呂生被吊後自認140擔，顧清道被剝衣後承諾52.6擔。太倉縣一些地方選擇鬥爭對象時主要看誰家富裕，能拿出糧食來。

不僅如此，在「動浮財、挖底財」的口號下追逼出來的餘糧和財物，還常常是工作隊、村幹部和農會同流合污地揮霍浪費的對象。在中南地區，情況已經嚴重到由中南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向每一個基層單位發出〈關於不准浪費土地改革鬥爭果實的指示〉，指出：

據《長江日報》反映：江西上饒某區第二十五村鬥出一千多斤糧食，全部吃光，並且超過（估計必有貪汙者）。弋陽某村沒收一百多隻雞，全叫幹部及積極分子吃光了。群眾不滿地說：「我們誤了工鬥出來的東西，你們都吃了。」湖南湘潭回龍鄉吃了14石穀，4個豬，105隻雞。寧鄉某重點土地改革工作組要走，農會送行就吃了1石多米等等。

這種大吃大喝現象，可以肯定都是由少數分子倡導的。或者是他們脫離群眾，包打天下，因功而驕，自己大吃大喝；或者是群眾沒有起來，消極被動，認為鬥爭果實是意外的恩賜，而不是自己的血汗得來，因而跟著大吃大喝。因此，各地在發現這種現象的時候，必須切實糾正，而不要認為是小毛病，放任不管。必須……由農代會做出禁止大吃大喝的決議，切實貫徹，並在當地報紙公布。至於脫離生產，幹部大吃大喝，都是違背土地改革幹部八大紀律的，更應加以禁止。

《土地改革法》的第三十一條提出了一個「劃定階級成分」的問題。作為土地改革主要內容之一的劃分階級成分，是中共為了策動農民之間的相互鬥爭，尤其是挑動大部分貧苦的農民對小部分較為富裕的農民的無情鬥爭、進而消滅中國廣大鄉村的自治文化和鄉紳政治而製造出來的議題。經過劃分階級，中共在中國農村人為地製造了一個政治賤民階層—地主、富農（及其子弟）。

必須要指出的是：中共文件和法令中對所謂「階級成分」的規定是非常含混和矛盾的，它們很快在各地的實踐中造成不小的困惑和混亂。但我們又必須注意到：中共對於如何劃分階級成分的步驟卻一直沒有變，一直是《土地改革法》第三十一條所提出的「按自報公議方法，由鄉村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在鄉村人民政府領導下民主評定之。」這不僅造成了所謂的「評議會」，一般都開成煽動階級仇恨的群眾性的鬥爭會，又給了農會中的「積極分子」以極大的權力。他們可以輕易地操縱群眾大會，把一般的農民有意地劃成「地主」和「富農」，而進一步沒收他們的個人財產，用來供他們本人揮霍和浪費。在中共的土地改革中，由錯劃成分造成的「亂打亂殺」的問題到處發生，上層一而再、再而三地「糾偏」而屢禁不止，其背後的經濟誘因就在於此。而這一非法暴力現象所產生的誘因，竟也是最高法令的具體規定所提供的。 （相關報導： 傅柯描繪的「新自由政治」合理性：《消解人民》選摘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現任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毛澤東和「新中國」：延綿不絕的政治運動與其深層的戰爭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