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可能會將「財富」與「富裕」畫上等號，認為財富代表富人擁有的大型企業、豪華宅邸或廣大莊園。然而財富也可以是小規模的。對某些人來說，從微薄的收入中一點一滴儲蓄，也可能意謂有機會買一輛車，或是為一間更大的公寓支付頭期款。事實上本章將會說明，認為財富只與富人相關的觀念早已過時。一百年前，私人財富的主要內容的確是農業部門的大型資產，或者工業與金融業的公司。在一九二○年，有四分之三的資產屬於這些類型的財富，擁有者大多是社會菁英階層。
然而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尤其是戰後時期，財富的結構經歷了重大轉變，主要推手是二十世紀的重大事件與改革。政治改革透過擴大選舉權賦予人民權力，教育機會的增加讓勞工家庭的貧民也能受惠，勞動法規的修訂改善了受薪階層的工作條件。這項發展培養出一批教育程度更高、更具生產力、更具企圖心的勞動力，進而顯著提升一般民眾的所得、延長他們的壽命。再加上金融體系的擴張，個人開始能夠儲蓄並累積私人財富，主要形式為住宅與退休儲蓄。時至今日，這兩類資產占整體私人財富四分之三，遠高於二十世紀初年的四分之一比例。
今日的財富已不再由菁英階層的資本持有壟斷。相反的，在我們這個時代，財富的主要成分是勞工與中產階級擁有的資產。從本質上來說，歷史以這種方式證明了財富並不盲目。財富的性質已經改變，民眾使用與分配財富的方式也受到影響。
我將以本章闡明總體財富成分的變遷，探討不同國家的歷史證據，並檢視財富累積背後的運作機制；這些機制能夠解釋儲蓄與資本利得的不同角色。
這裡有一點要特別提醒：關於個人資產組合中的資產成分，以及整個人口的綜合資產組合，歷史資料的品質未必能夠達到我們期望的完整或精確。資產持有的相關資訊結合了多種資料來源。稅務機關有時會提供某些特定資產的特定資訊，通常是住宅價值或銀行存款。另一些時候，資料則來自家庭調查，民眾會被詢問擁有什麼資產，但這類微觀資料（microdata）調查回溯的時間往往不夠久遠。研究人員投入大量時間與心力，針對不同國家與不同時期的資產持有狀況，建構合理且一致的估計值。在建構最終的資料序列時，採用的資料來源都適用類似的方法體系。儘管如此，這些不確定性仍然意謂對於不同國家或不同時期財富組成的細微差異，在解讀時必須保持謹慎。戈德史密斯與皮凱提等歷史財富研究的先驅，也曾提出類似的警告。
不過值得肯定的是，當我們檢視並分析這些資料序列時，會發現它們在整體層級上以及在各國的發展趨勢方面呈現顯著的一致性，儘管不同的來源資料與學者使用不同的資料序列。這種一致性讓人安心，因為本書涵蓋的每一個國家都經歷過類似的經濟與政治發展。
工業化之前或者工業化初期的國家，經濟活動圍繞著土地及其產品進行。在整個十九世紀的歐洲與美國，大部分人口都是為農業或者支持農業與農民的服務業工作，國家的國民所得至少一半是來自農業產出，導致景氣循環大致上反映農業收成狀況，生產力的成長則微乎其微。
在農業時代，財富的擁有自然與農業息息相關。土地擁有也至關重要；在戈德史密斯的估算中，土地約占全體財富的三分之一。農業財富還包括其他資產：建築物、牲畜、機械設備，以及可能占農業總資產大約一半的存貨。舉例而言，一八九○年代瑞典的稅務紀錄顯示，土地──包括耕地、森林和林地──約占所有農業資產的40％，而農業資產本身則占瑞典總體私人財富近三分之二。農業用建築與設施的價值超過農業用地本身，而牲畜（主要是馬與牛）則占農業資產總值其餘部分的五分之一。
圖3.1顯示家庭財富的組成，細分為農業用地、住宅，以及其他家庭資產，並以國民所得的比重來表示，以便與當時的經濟活動量相對照。一九○○年，法國和西班牙農業用地的價值約為國民所得的兩倍，也就是200％；美國為100％；德國、瑞典和英國約為50％。縱觀整個二十世紀，農業用地的相對重要性迅速下降，這當然反映了工業的擴大發展，而工業化較晚的西班牙則是顯著的例外。我們無法確定，如果將農業建築與存貨一併納入估算，農業用地的式微是否仍然成立。但較為詳細的瑞典家庭資產負債表資料顯示，的確仍然成立。
十九世紀後半期出現工業擴大發展，四通八達的鐵路建設代表一個新經濟年代的來臨。到一九○○年時，農業占GDP比重已經滑落至三分之一。
精確判定農業在何時將經濟寶座讓位給工業，是經濟史學者相當熱中的課題。儘管年代定位仍有差異，但是在我們資料序列起點的一八九○年，所有西方國家都已進入工業化階段。在本書涵蓋的六個樣本國家中，英國、法國、德國與美國依循各自的時程，早早就成為工業強國。瑞典則是遲至十九世紀中葉才加入工業化浪潮；而西班牙更是走慢車道，其小規模的工業化過程一直進行至二十世紀。
工業革命被認為是歷來人類生活最重要的變革之一。它奠定的基礎帶來了更高並持續增進的生活水平，而且一路擴散，全世界的民眾都能受惠。這項重大的經濟發展不僅帶來新的製造技術、促成基礎設施蓬勃發展，也將產品供應與流程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領域。
從工業轉型的起步開始，金融業的發展就是關鍵要素。以金融市場勃興為支柱的貨幣化交易，尤其是一項重要趨勢。工資逐漸由實物（例如食物或住宿）支付轉變為現金支付，從而推動了銀行服務的範圍擴大。來到十九世紀末，銀行存款激增，金融機構林立，為粗具規模的金融體系和金融資產價值上升奠定基礎。
有趣的是，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回顧一戰前後的經濟局勢時，曾經探討當時促成大規模資本累積與成長的力量，那個時代也因此在整個十九世紀獨樹一格。凱因斯指出，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工業家與金融家成功的事業，為工業擴張奠下基礎。凱因斯認為，資本所有權隨著企業蓬勃發展而日益集中，此一現象至關重要。事實上，他認為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正是證明資本主義正當性的根據之一：
事實上，正是財富分配的不平等促成固定資本與資本成長的大規模累積，也讓那個時代與其他時代截然不同。這也正是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正當性所在……在一戰之前半個世紀裡累積的大量固定資本，為人類帶來極大的福祉；如果是在一個財富平均分配的社會，這種情況絕無可能出現。
凱因斯關於財富集中能夠促進經濟成長的觀點，也讓後來的經濟研究者得到支持。有一些經濟模型強調：資本必須達到某種程度的集中，才能夠形成有效的基礎，讓眾人投資獲利的企業或者擴張信用。
企業在募集資金時不僅要依賴銀行貸款，還會發行股票與債券。債券與其他固定收益證券提供穩定的報酬，因此一開始在投資組合中占主導地位。後來企業為了讓自家股票更具吸引力，調整股息發放方式，與債券利息的一致性看齊。監管制度的變革則試圖鋪平資訊場域的落差，克服外界關於股票投資風險偏高的觀感；這種觀感來自股票報酬不確定性高，而且企業可能走旁門左道。西方國家也陸續制定公司治理相關法律：英國一八四四年、瑞典一八四八年、法國一八六七年、德國一八七○年。美國的類似法規於十九世紀在各州逐步演進，為公司治理奠定法律基礎，包括對少數股東初步的保護機制。
＊作者丹尼爾．華頓斯通 Daniel Waldenström，斯德哥爾摩工業經濟研究所經濟學教授，他的研究主要關注財富與所得的分配以及賦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
更富裕也更平等：對西方財富史的新觀點》（春山出版）
＊作者丹尼爾．華頓斯通 Daniel Waldenström，斯德哥爾摩工業經濟研究所經濟學教授，他的研究主要關注財富與所得的分配以及賦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更富裕也更平等：對西方財富史的新觀點》（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