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大權獨攬下裝裝察納雅言的門面：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選摘（3）

李世民十八歲慫恿父親李淵發難，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業大部由他策畫。並且他自己作戰時身先士卒，弱冠時已經能指揮十萬人以上的部隊，擔任獨當一面的軍事政治工作。說他毫無差錯，未免過當，但是從各種資料看來，他籌算周密，並且自己經常在最危險的地方出現，例如以數騎在陣前與敵將答話，因之樹立了他個人的威望，能夠高度發揮他的領導力量。

七世紀初期是帝王將相樹立功業的黃金時代。「第二帝國」的粗胚胎，胡漢混血，以小自耕農做基礎的範疇業已創建就緒。即算楊隋將之濫用，從技術的角度看來其高壓政策仍在長期的歷史上有組織的功效。況且經過煬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廝殺，人心望治，有如魏徵所說：「譬如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飮也。」李世民在這時候勤於聽政，勇於就諫，是以徹底的運用了機緣，而達成歷史上的「貞觀之治」。據稱「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最為歷史家豔稱。西方的漢學家對中國的皇帝向來批評的多，但是對於唐太宗李世民，幾乎一致的恭維。公元六二八年，李世民出宮女三千餘，令之「任求伉儷」。六三三年縱獄囚應死者三百九十人歸家，命令他們秋後自來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詩，歌頌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後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然則李世民被人恭維，並不是完全一致。「死囚歸獄」早就被傳統歷史家指責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製造名譽。近人呂思勉則更指斥太宗「其人究係武夫，且家世漸染北俗，故驕暴之習，亦難盡免」。明朝的萬曆皇帝被指責為昏君，卻對臣下稱：「唐太宗脅父弒兄，家法不正，豈為令主？」於是在經筵（文學之臣在皇帝面前講解經史，事後設筵的節目）時不許進講《貞觀政要》；也就是將唐太宗李世民二十二年御宇的事蹟全部剔出於歷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來，公元七世紀，歐洲進入中世紀舊稱「黑暗時代」的期間不遠，日本也剛受大陸文化的影響，貞觀之治牽涉一套政治上的組織力量，當日在世界上無出其右。然則這種組織沒有確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與唐代的影響，容以下各節述及。

現在就從太宗以道德成就為標榜這一點來看，可以窺見李世民的眞實性格；並且這史實也使我們看淸中國政治體系，雖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點，因此一千多年後不能保持它的領導地位，而為西方及日本占先。 （相關報導： 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戰事不斷而豪傑輩出：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選摘（2） ｜ 更多文章 ）

李世民是李淵的次子，他與長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參加唐初討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戰事，只是功勞與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淵稱帝後，立建成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這樣就造成兩方的隔閡與猜忌。中國傳統寡頭政治的弱點，基於統計無法著實，將民間無數的爭執公平處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統技術能力之所及。於是只能使皇權極端化，事實上的靑紅皂白不問，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諸「聖旨」，又有「天命」做背景，則不公平亦為公平，不合理亦為合理。這樣操生殺予奪的大權，並且動輒以至善及極惡的名義獎懲臣下，使皇帝的寶座成為一個極危險的位置。一到繼承發生問題，更是變亂的淵藪。本書已經前後敍述父子叔姪姻親自相殘殺的事例多起，有時候當事人為從屬黨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歷史重演的悲劇。

李世民與長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構隙，牽涉到這樣的背景。他自己交結朝士，後來又控告他兄弟「外結小人、內連嬖幸」謀害他，見諸《舊唐書》（《舊唐書》在五代時根據唐朝文獻編撰，近於官方歷史。《新唐書》成於宋時比較客觀）。事實上他與他的僚屬在玄武門設伏，謀殺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親自張弓發箭射死，元吉則死於他部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建成與元吉各有子五人，也「並坐誅」。這事發生的時候，太宗李世民自己才二十八歲，他的十位姪子，很可能多少尙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攬獲一併處死，則沒有在史書內詳細敍述。兩個月後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於東宮。

用傳統道德觀念闡解這段歷史，常有不著肯綮之感。例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時，就指斥李淵不對，李建成不對，而李世民也不對。並非他的見解謬誤，只是這種意見今日看來，已算卑之無甚高論，用不著歷史家著書辯說。而且這「玄武門之變」業已發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尙不整個掩蓋事實，一千年後萬曆要避免貞觀一朝的往事，也是不著實際。況且又四百年後，萬曆皇帝在歷史上的地位更不能與唐太宗相比擬。

近代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學者認為，一個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謂謂id者，可稱為「生理之自我」，在這種原始的條件下，饑渴則需飮食，見異性則望狎幸，有爭執即動手廝殺，不較分寸，也無忌諱。只是這中國人所謂之「禽獸行」不能在群眾生活中適用。所謂super-ego者，也可稱為「社會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時受父母之教養，就範於社會的習慣，對本身欲望加以各種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縛，這種控制的力量出自社會自我。所謂ego者，則可譯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觸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尙有某些原始的欲望，一方面則對自己賦予一種社會價値。這種種構成各人個性的程序複雜，包括壓制、轉變目標、自然其說、品性昇華等等離奇的方式，多時其本人雖經過各種機械作用而不自知，或雖知而不願剴切承認。

唐太宗及貞觀之治，最便於用這種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釋，李世民是一個容易性情衝動的人物。他曾要盧祖尙任交阯鎭撫，盧已答應就任，回頭又向皇帝推辭，李世民邀請再三，盧堅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謂，我對你還不能驅使，如何能夠駕馭天下，當時斬盧於朝堂。所以呂思勉說他「驕暴之習，卒難盡免」，不是沒有根據。可是他既有弒兄脅父的行為，又曾讀聖賢書，不能無愧於中，且受良心譴責，因之更要表彰他種種行為無非自衛。至於他和兄弟間要走此極端，則是他總戎律，「惟以撫接賢才為務」。既登九五之尊，則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捲入悲劇的漩渦，只因為他有做堯舜之君的才華和能力。是以魏徵係前太子洗馬（祕書及顧問）據說有教唆李建成圖世民的策畫，他也將魏徵接收過來，倚為顧問，才表示他始終寬宏量大。以後魏徵在貞觀一朝向皇帝諍諫二百餘事，多時違犯太宗意旨，反被優容。《資治通鑑》有這樣一段記載：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死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庭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可見得太宗之受諫，不一定是以受諫為目的，而是表揚自己虛心明察做好皇帝的門面。而魏徵也說太宗「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也與這追逐名譽的動機有關。魏徵也自知處境的危險，他曾對太宗說：「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因為忠臣沒有好結果，良臣則「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彼此共存共榮。

將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經病醫生（（psychiatrist）的臥榻上，不是本書的目的，敍事過於瑣碎，尤與縱談「大歷史」的宗旨相違。只要有了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們知道唐朝之設尙書、中書、門下三省，仍去三權分立之理想至遠。太宗仍是大權獨攬。而且下層機構不能構成選民區（constituency），皇權凝聚於上，中國亦無分權（separation ofpower）之可能。唐太宗恰遇時會，七世紀之初第二帝國之組成時，既有北魏以來之均田、租庸調、府兵，又有隋朝開設的南北運河和考試制度，上下都是草創，內外的威脅既除，皇帝的行動比較自由，太宗將他執行專制皇權時，稍微參酌眾議，因之其皇權比較合理化，對唐宋間保持其繼續開放。 （相關報導： 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戰事不斷而豪傑輩出：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選摘（2） ｜ 更多文章 ）

＊作者黃仁宇（1918~2000），歷史學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