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中讀歷史：黃仁宇的大歷史《關係千萬重》選摘（２）

敏宜：

過去我們總以為寫歷史無非根據眞人實事再加以書刊上的資料，連綴而為一個大故事，再加以作者賦予道德上之評語，也就適應了前人之所謂「褒貶」。殊不知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我們面臨著一段空前的考驗。你家裡由大陸而至朝鮮而入台灣，我經日本而至美國，其後面即有一個人類歷史中規模最大、牽涉最廣的大變動。如果我們不把這背景看得明白，則作史者本人的立場有問題，縱算其所寫局部上符合情景，其所發議論亦難避免管窺蠡測的指摘了。

也總算我們運氣好，活躍於二十世紀的末季，有了歷史之縱深，倒看回去，就領悟到我們所臨變亂，有似魏晉南北朝時的經驗。亦即舊體制業已崩潰，新體制尙未登場中的摸索，這中間過去的道德標準（不是道德之精義）已不適用，所以陳琳稱「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曹操更提倡「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這中間也與元朝的矛盾情形有些類似。元朝前承唐宋帝國財政帶擴充性，以後又下接有明淸帝國財政帶收斂性（今日情形則相反），當中免不了一段尷尬局面。

更因為我在海外幾十年，也不得不學外國歷史。我第一次教書在南伊利諾大學。因為地方小，每一個歷史系的教授都要擔任西方文明的兩組課，起先也免不得依樣葫蘆，只能和其他同事一樣照著書本朗誦一遍。日子久了，才突然融會貫通，領悟到新世界的現代化，無不有促成各國從農業管制的方式，進而採取以商業習慣作管制之方式的趨向。又因為商業重交換，所以社會內各種經濟因素，都要具備公平而自由的交換之可能，如此一個現代型的國家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說來容易，要進入這樣的境界，等於脫胎換骨。自此我再循著西方文明史的教科書作線索翻看各國史料，更了解到凡近世紀各國之重大變故，如荷蘭之獨立戰爭、英國之內戰、法國大革命等無不與這改組有關。這樣看來，中國的長期革命流血縱橫也不是世界史上突出例外的事故了。

有了這樣的了解，我才領略到問題之大，牽涉程度之深，再回想起來，記憶到一九三○年間和一九四○年在國軍和內地裡的實際情形，才更覺得我們的缺陷是時間上和體制上的不如人，有全面性。據說當日我們之對日抗戰，確如螳臂之當車，怪不得日本軍閥報告他們的天皇可以在六個月內解決中國問題，也怪不得汪精衛要前去投降。敏宜，你已知道我於最近六年以來在各處寫作和講說，提及當日在國軍裡當下級軍官的情形，就半像乞丐，半像土匪。這絕不是故意減自己的志氣，揚別人的威風。只不過把整個社會幾個世紀落後的情形揭穿，才能確切的欣賞著抗戰之勝利是一種劃時代的奇蹟，因之我也更相信領導人蔣先生的偉大，他是否是聖賢，我無由分辯，因為在這種靑黃不接的期間，道德標準之本身已在更變，而革命者自己即是促成這樣改變之工具。只是他蔣介石、蔣先生胸襟氣魄之雄偉，我已無法置疑。 （相關報導： 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第二次國共合作」——伐也蔣介石，潰也蔣介石 ｜ 更多文章 ）

如果有人說他是機會主義者，並沒有精明的計畫，只是戰敗而不求和，又說他並沒有打敗日本，充其量不過將對方拖垮。或者說他是倚人成事，中途巧妙的處理使美國加入戰事，以後坐收勝利之成果。這一切都無不可。看樣子他確是不擇手段，竭盡各種不同的方法，包括上述以德國斡旋作緩兵之計，以黃河決堤阻撓日本的軍事計畫，去遂行民族解放的目的。倘使我們想把這最基本和眾目睽視的事蹟都要一手包辦，那也難怪自己就不能取信於人，也更難抵禦人家稱我們的組織為法西斯，而我們動員幾百萬至千萬人的群眾運動為歷史上的反動，永不能脫離貪汙無能之譴責了。

你也知道，我在美國居留數十年後，於一九七四年為美國公民，因為我已覺悟到茲後的教書與寫作，不會與我之身分有衝突的地方。余英時先生說費正淸教授所寫中國歷史純以美國之利益為依歸。我倒覺得僅是如此，尙不足為費教授之病。我既已入美籍，孩子與內人也為美國人，也沒有在教書與寫作時有意留下一個對美國不利的心腸。在我看來，費正淸和他的高足白修德（Theodore White）共同之毛病，則是眼光過淺，只看到刻下門面之利害，所以容易感情激動，這一點我已在《地北天南敘古今》書內各篇提出。

我所敘及蔣介石自北伐至抗戰，替新中國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是有眾目睽視的事實根據。

例如在抗戰期間，國軍不少的高級將領尙為軍閥後身，很多部隊猶為軍閥部隊，自此之後軍閥割據之局面才永不在中國重現。北伐之前，中國猶為外強之勢力範圍，抗戰之後，不平等條約才全部廢除，使中國逐漸列身為四強之一。此外毛澤東因藉著土地革命而翻轉中國內地之低層機構，刻下之經濟改革除了存積資本，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之外，尙有一個敷設上下之間法制性的聯繫之任務。此三個段落的接連關係，則不能由這些動作之中單獨的看出，而必須參對中國古代史裡朝代興亡之事蹟，並且比較西歐諸國進入在數目字內管理之程度才能隻眼看透。綜合起來，再與台灣的情形歸納，則其他各節尙不過是洪流中之渦漩，這近百年的歷史總之就是中華民族圖生存求解放，並且實踐現代化之一段悲喜劇。起初我提出這種觀點，還不過像是作史者個人之意見；以後局勢的發展則已一步逼一步，將這理論現實化。

說這是作史者個人之意見也好，說這是證據確鑿的史實也好，總之則中國自一九二○年間至一九九○年間前後已呈現著顯明的區別。除非我們把當中各種不同的群眾運動之積極性 格搬出來，我們已無法解釋此中奧妙。有了這樣領悟之後，我和我在美國之編輯都覺得要將這段結論抑而不揚，對美國之讀者亦為不利。目前即有不少華盛頓之眾議員與參議員根據過了時的中國觀，一到台北或北京即對著他們尙不能了解的事務恣意批判，不僅不中肯，而且危險，這樣對美國也並無好處。

這也就是說，我們來自宏觀的立場，對於近五百年的歷史或近百年的歷史，已有了大概的輪廓，其骨骼間架業已在位。次一步的工作，則是「賦予血肉」，也正是西方人士所謂 flesh out。當中過去尙有不吞不吐的地方，現在即已百無禁忌。因為作史的目的，不是替我們和比我們前一代解釋開說，而是像大公司記帳一樣將業已虧失的數目一筆勾消，使你們和比你們年輕的一代了無記掛與時代更始。

說到這裡，我也感觸到刻下最大的困難仍是時間上的匯集。亦即是前面提及的東西兩個世界，新舊之間，已開發及待開發國家間和贊成繼續突破的人士與主張保衛環境的人士間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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