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第二次國共合作」——伐也蔣介石，潰也蔣介石

眾所周知，「國共合作」自形成之日起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需之不可或缺的「上層建築」與「下層基礎」，其任何一方的軍政覆滅或經社潰散都會引發突如其來的地緣戰略式「泰坦尼克號效應」，堪稱現代「中華」國族建構之第一命運共同體，以及支撐近代雙反式「大亞洲主義」（即反胡與反洋）的兩大主心骨，乃當代華屬「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核心，更是其未來成功與否的關鍵，彼此可謂桃園結義式「孿生兄弟」，一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共命鳥」。

簡言之，「國共合作」的根基乃捍衛「中華命運共同體」，即孫蔣式「一個中華」與毛鄧式「一個中國」彼此交融的海內外一併式陸海型「華夏新千年大業」。其中，精通「變臉之術」與「雙簧之藝」的蔣介石既是孫中山所屬之「國父思想」的最終「法定繼承人」，又是其「三民主義」的最後「法統續用者」，更是「正史」所載之國共兩次合作的的實踐人兼履行者，即統一成功的「華夏英雄」及一統失敗的「中原敗寇」，一個表面強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實則暗中奉行「國共一家坐打天下」的國際型兩面人。

從吳越士大夫到「中華急先鋒」

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孫蔣兩人永遠都是「中華民國」與「國共合作」的核心與關鍵，其重中之重分別乃永不分離的「中華民族」及「華夏大地」，即以「救中振華」和「忠華報夏」為核心與關鍵的「國共同心」與「國共協力」。但不同於孫中山的是，年齡相差廿一歲的蔣介石出生于滿清末年之百日維新前後的吳越江浙地帶，而非兩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的南粵兩廣地帶，其目睹的是鄰近東洋的傳統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及現代式「西有蘇杭，東有上海」，而非鄰近南洋的新興式「北有京師，南有廣府」和近代型「上有閩粵，下有港澳」。

換言之，孫蔣兩人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的一身始終都緊緊圍繞永無止境的「驅逐」和反復無常的「光復」四字，根除地緣人文層面上與生俱來的「誰都不是」乃終身使命，其人生目標與動力均源自於「不變中的萬變」與「萬變中的不變」，即曇花一現式的「人上人」及永世不變且心照不宣的「人下人」。

相比之下，後者人文社會地位雖處於滿蒙秩序之「既是又不是」的矛盾地位，但其本人依照前朝之宋明慣例，比任何一方都更加深信自己與生俱來的天圓地方式「人上人」地位，參與三反大業（反滿、反清、反胡）的實際目標僅是昭告天下「皇權復古」，而追隨孫中山的實質目的則是告知黨內外各方勢力「逆我者必亡」，即中華南北及長城內外唯我獨尊。 （相關報導： 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第一次國共合作」─成也孫中山，敗也孫中山 ｜ 更多文章 ）

從江浙地頭蛇到「中華行道者」

反觀孫蔣二人不難看出，兩者均是在逾弱冠之年開始「小鬧地宮」。其中，孫中山是在一八九零年珠三角地帶開啟自身所屬反清第一論，蔣介石則是在一九一一年長三角地區開響自身所屬反清第一槍，即孫蔣廿四載之「南文北武」。相較于孫中山，具有吳越本土文堂生、直隸外地武堂生及在日清國留學生背景的蔣介石，如同李鴻章般更加關注于東北亞之整體政局演變，清楚日清戰爭後的東亞巨變不僅在所難免，且必定自北向南席捲整個東南亞。

準確講，孫蔣兩人表面看似乃天衣無縫式的同路人，實則為尚未相識就早已分道揚鑣的陌路人。究其原因，兩者的「中原觀」及「華夏觀」均不盡相同，蔣介石所屬吳越地區地緣經濟層面上雖與閩粵兩地同屬一岸，但在地緣政治及人文層面上卻與齊魯兩地同屬一脈，是一個以自身為獨立中心的多角銜接式利益共同體。蔣屬「江浙秩序」在陸海方面雖能北連燕晉胡漢，南接華洋兩漢（即中原系客家人和河洛人），但始終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粵人所屬之中原外圍者地位，南粵等同于滿洲，而孫中山則是他眼裏「唯一一個值得真心尊敬的廣府人」。

實質上，蔣介石自始至終不間斷追隨孫中山的目的極為簡單，即最終名正言順地取而代之且將一切地緣遺產兼政經成果毫不保留地占為己有。正所謂：「鳩不自行築巢而強居鵲巢」，蔣介石在孫中山面前全身心地扮演「絕對忠誠之堅實後盾」及「絕對可靠之左膀右臂」的原因有二：一是「中華」誕生於南洋，其核心支柱分別由贛皖閩粵四地外遷之嶺南系粵人、中原系客家人與河洛人所構成，而河洛人又可根據其地緣人文特徵進一步細分，即福建閩南人和廣東潮汕人。南洋華人既是「中華」建構之主心骨又是根基，乃排他性極強的群體，中原上下唯有廣府出生且在人口比例上佔據少數的粵人孫中山方可能被其接納，任何形式的事前取而代之都會讓「中華」隨之土崩瓦解，一切努力都會因操之過急而一併付諸東流；二是孫中山所屬之個人特徵與粵人特性是決定「中華」構思能否植入中原的關鍵，在此方面可謂無人能及。漢地十八省中，唯有出生廣東的孫中山才願意不計後果地為個人尊嚴、理想及命運持續不斷地相抗爭，若其本人一旦被取締或根除，一切都將不可避免地回歸至原先之正軌。

從閩粵錦衣衛到「中華鬼谷子」

為獲取南粵人孫中山的絕對信任，蔣介石延用了淮湘兩軍之首李鴻章與曾國藩的軍政慣用之術，即在鞭長莫及之地「手染同類之血」。面對「倒孫暗流」，借「辛亥之變」得以立足江浙的蔣介石，為使孫中山保持「不倒翁」形象，開始採用自己一身最為擅長的「族內清洗」，在法國人的眼皮底下使同為老鄉的光復會元老之「華東反孫急先鋒」陶成章提早歸天，自此開啟了身不離孫的反袁大業，最終一併前往廣東，在陳炯明的屋簷下持續為孫「出謀劃策」。

事實上，袁世凱死後所開啟之「護法運動」表面看似是南北傳統式兩漢之爭的延續，但實則乃非傳統型南北兩漢之爭的開啟，即南粵陳炯明與東越蔣介石之間的公開暗鬥。面對隨叫隨到且俯首聽命的蔣介石，陳炯明心知其所作所為充其量只不過是利用孫中山所屬之無比澎湃的「中華心」，以「革命」或「護法」之名借用異鄉人的頭顱與鮮血鑄出僅屬於自己的永恆式「中華夢」，因此須早日除之，否則將後患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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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陳炯明看來，吳越出生的蔣介石是一個本質上與袁世凱並無明顯差異，但實際上卻更加陰險狡猾的江南型「北方佬」，不僅心高氣傲且狂妄自大，其唯一特徵乃精通「變臉」之術，即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一個源自于漢地大江南北及上海公共租借的「看家本領」。正因如此，陳炯明事事都先提防蔣介石，生怕「一隻老鼠壞一鍋湯」，擔憂南粵各族最終會淪為其邁向權力核心與頂端，以及境內外利益交換所需之炮灰或犧牲品。

自孫中山南下入粵以來，陳炯明就已敏銳地察覺到孫對蔣的信任遠超於自己，甚至高過於故土與鄉親。令陳炯明難以接受的是，這一在廣府人看來「誰都不是」的蔣介石竟會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借用孫中山之決策大權偷換了「中華民國」的根與本。換言之，蔣介石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一方面如同詭計多端的「江浙蛇」成功且緊緊拿捏「國父」之行為舉止，另一方面又如毒性十足的「吳越蠍」有效且全方面地對「國父」所屬思想方針進行了引控。

陳炯明最後選擇炮轟總統府的原因並非是眾所周知的「驅逐國父」，而是鮮為人知的「震醒國父」，一個以決裂為代價所提出之衷心警告，即慎防身邊小人。歸根結底，陳炯明身為老鄉只希望通過接納與留住的方式讓孫中山徹底醒悟，明白其所屬「中華」不僅無法在漢地十八省中真正落根，甚至無法在文化更加多元的南粵萌芽，一個連一省（廣東）四族關係（粵人、潮汕人、客家人、汕尾人）都無法協調鞏固及捍衛強化的「中華」註定無法團結大江南北，「中華」誕生於南洋因此須先落根于南粵。反之，無根「中華」若持續飄蕩且最終散落于北平或江寧日後必會「蒲公英化」，既經不起歷史的風吹雨打，又扛不起民族的浴火重生。

從中原新漢節到「中華紅孩兒」

後續發展表明，北伐成功前後的孫蔣關係乃名副其實的三國演義式「主僕關係」，前者乃「開國皇帝」，後者則是輔佐其問鼎天下的「開明丞相」。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身為「吳大帝」的孫中山最終是在「蜀丞相」蔣介石的指引下成功跨江北上且一舉征服戰無不勝的「曹賊舊部」，即北洋政府。可見，蔣介石身為諸葛亮式的「蜀漢丞相」，其戰略目標並非是讓「東吳」持續割據一方，而是借「東吳」之新身軀實現「蜀漢」之舊使命，反向恢復中原秦漢之千年大一統。

歸根結底，蔣介石政治思想觀與軍事戰略觀起始於志學之年並成型於而立之年，其重心是以滿洲為「十字路口」的東北亞，而非華僑華裔所聚集之東南亞。源自于先祖的歷史經驗及自身所目睹的事蹟現實均告知蔣介石，古近兩代之東亞地緣政局演變永遠都是以滿洲為巨變之新起點，「中華」若無法落根於此輕則失去關外之「滿蒙回藏」四地，重則使漢地十八省之沿海七省（翼、魯、蘇、浙、閩、粵、桂）與邊疆五省（晉、陝、甘、川、滇）成為胡洋縱橫之聯合緩衝地或交叉勢力範圍，其餘內陸六省（豫、皖、贛、湘、黔、鄂）則會在此國際秩序中不可避免地淪為毫無價值可言的新型邊陲式外圍板塊，進而催生「聯省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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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對蔣介石而言，構建以西洋正統思想之民主為核心的「中華」，基本等同于讓中原大地四分五裂，「聯省自治」乃「各省獨立」之先決條件，若一旦真正開啟則無回頭之路，「辛亥革命」也將隨之突變為與秦、漢、隋、唐、宋、元、明、清之帝式一統毫不相干的「辛亥獨立戰爭」，可謂大逆不道。為此，蔣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國父之名」開啟並推動劍指北洋政府與滿洲清室的「第二次革命」與「第三次革命」，即使連續戰敗也在所不惜，其目的就是盡最大努力及最快速度碾碎阻礙「中華實質統一」之《清室優待條件》。

本質上，《清室優待條件》是袁世凱用來壓制以孫中山為首之「南洋賊」與「東洋匪」的如來佛式「五指山」，以免日後持續不斷地「大鬧天宮」，其寓意乃「世界上只有一個中華民國，以袁世凱為首之北洋政府是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除此之外，袁世凱終身捍衛《清室優待條件》的另外兩個主要原因分別為：一是合法繼承滿清與世界各國所簽署之國際條約，以履行承諾與義務的方式延續並鞏固自身國際地位與全球地緣政經之正統國格；二是修正慈禧所犯之敵對海權的反滿反清式陸權聯合政策，以便日後能夠與日本聯合遏制俄國的再度崛起或持續南下。

但在蔣介石看來，《清室優待條件》的存在就是剝奪或架空「中華民國」所屬之對「滿蒙回藏」四地的控制權與統治權，若長期延續將持續不斷地削弱其在漢地十八省的主權和凝聚力，可謂名副其實之毒瘤，須果斷且徹底「摘除」並永久「銷毀」。為此，長期以上海公共租借為「根據地」的蔣介石開始努力說服孫中山「聯俄容共」，以中原千年慣用之「以夷制夷」之術徹底實現十年如一日的「驅除韃虜」與「恢復中華」。對此，遭同鄉驅逐且流落上海的孫中山委派其堪稱「得力助手」的蔣介石以「全權代表」之名，在北洋政府尚存且還依舊合法代表「中華民國」的前提下，率領由四人組成之「孫逸仙博士代表團」開啟中國國民黨史上首例以「學術科研」及「文化交流」為名的裏應外合式顛覆型黨際之實質軍政外交。

從支那孫行者到「中華第一寇」

可以肯定的是，「聯俄容共」只是《孫文越飛宣言》的表面，「聯共滅洋」才是「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問蘇聯的實質內在。在蔣介石看來，蘇俄本質上與滿清並無二異，乃外洋裏胡之金髮碧眼型「歐陸韃虜」，認為事後僅需借古近中原所慣用之「四反經驗」（即反蒙、反元、反滿、反清），並結合東西兩洋之「四方博弈」（即英俄、法俄、德俄、日俄）就可將其隨意棄之並斷後，即中西結合之新型華夏式「螳螂捕蟬」與「黃雀在後」。

準確講，蔣介石眼中的「聯俄容共」是建立在前期之「聯俄滅洋」與「聯共滅胡」，以及後期之「聯共滅俄」及「聯洋滅共」的戰略構思之上。應勿忘孫中山臨終前一年所提之「大亞洲主義」，其成功與否完全取決於「聯俄容共」能否按部就班地得到實施。其中，「聯合蘇俄滅北洋」及「聯合中共滅胡虜」乃此戰略規劃之早軸與中軸，而「聯合中共滅蘇俄」和「聯合東洋滅中共」則是其壓軸及大軸，缺一不可。

但令蔣介石萬萬沒想到的是，日本如同半路殺出的程咬金般反向充當了捕殺自己的「螳螂」，而蘇俄最終卻出乎意料地扮演了將自己與日本一併吞食的「黃雀」。正如列寧所言：「堡壘須從內部攻破」。共產國際在遠東所需要的並不是「文化交流使者」或「科研學術團隊」，而是為其植入紮根自願敞開大門的「愛國人士」或「民族英雄」。總言之，中國國民黨並沒有讓莫斯科失望，孫蔣兩人用實際行動向其再次證明了中原大地自古以來從不缺「漢奸」，如當年的吳三桂般親手為共產國際一同分別敞開了長三角與珠三角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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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眼裏，孫蔣兩人屬無家可歸且無地可融的「流浪者」，根本不具備談判者所應有的任何條件或資格，可謂名副其實的「誰都不是」，其利用價值僅限於敞開國門的那一刹那，之後可任其自生自滅，無需認真看待。但唯一令共產國際感到驚訝的是蔣介石的「不知天高地厚」。在史大林看來，蔣介石充其量只是一個圍繞以歐陸為中心之維也納體系邊陲最末端長大的江浙版「李自成」，不僅不知「文明」乃何物，且更不清楚世界的「中心」在何方，唯一懂得的就是相信「文化」的力量，一個以「文字」為自信來源與精神依託的文化。

由於蔣介石的政治思維是建立在「顛覆」與「取締」的基礎之上，因此根本就不知道撕毀《清室優待條件》後的東亞乃至世界將何去何從。簡言之，《清室優待條件》發揮著「地緣防洪」的功能，若一旦作廢就會引發千年一遇的「地緣洪災」，俄國將會以不同形式自北向南長驅直入至遠東之末端，使整個東亞沿海地區被其籠罩或控制，進而觸發史無前例的新一輪陸海博弈。

在此過程當中，日本身為緊鄰的海權新興國家將不可避免地採取並實施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自東向西堵住其「地緣缺口」（即滿洲），以免源自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地緣洪流」持續無阻南下。可是，日本一旦進入或入主滿洲，其國家戰略利益與整體安全環境也會隨之發生根本性的巨變，由之前的海權民族國家突變為半陸半海型帝國，進而向原維也納體系之邊陲末端挺近，直至與歐美海權強國發生正面且全面軍事對抗為止。

同樣，日本與歐美海權之間的軍事對抗將不可避免地牽制且持續消耗東京，使其在亞太整體博弈中漸漸喪失區域整體之戰略主動，進而為歐亞大陸「心臟地帶」勢力再度重返滿洲並重組東亞整體地緣政治格局兼權力平衡創造條件，所有地方新舊陸權勢力都會被一一兼並且相繼根除，無一倖免。

總言之，蘇聯入主滿洲之日乃蔣介石淪為敗寇之時，其原有之「聯俄容共」所屬中軸、壓軸及大軸將從原先看似天衣無縫的「聯合中共滅胡虜」「聯合中共滅蘇俄」和「聯合東洋滅中共」變為意想不到的「蘇占滿洲扶中共」「蘇援中共攻南京」及「蘇令中共滅民國」，一個人算不如天算的註定式殘酷敗局。

從江南敗逃者到「中華台海王」

神學士出生的史大林通過其實際行動向蔣介石首先表明了餓死的駱駝永遠都比馬大，鵪鶉再大再強也大不過鴕鳥且強不過展翅飛翔的雄鷹；未被邀請之人永遠都無法從正門進入宴會，混入其中不等同於身份得到了徹底的改變；「誰都不是」之人註定將永遠誰都不是，避免誤入歧途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勿忘自己是誰；銘記千年烙印不會因一時逆流而被徹底遺忘或沖洗乾淨，所有人都是對號入座且無一例外；「江浙大智慧」和「吳越小聰明」無助於歷史的改寫，一切從一開始就已被明確註定，唯有不知天高地厚者依舊不知何去何從。 （相關報導： 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第一次國共合作」─成也孫中山，敗也孫中山 ｜ 更多文章 ）

其次則是通過真實實力告知其天下永無免費的午餐，每一個人都要為當初的選擇及所作所為付出相對等的代價；德意志第二帝國給予列寧金馬克的目的是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列寧將價值等同于百萬美元之黃金及可武裝兩萬五千人的軍事裝備給予孫中山的目的則是為了打開通往印度支那的大門，與「中華」何去何從毫無關聯；千年以來碾壓農耕文明的向來都是草原文明，農耕文明雖不堪一擊但從未被強大無比的草原文明所徹底毀滅或根除，最終將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一併徹底打垮的是突如其來且眾所周知的海洋文明，農耕文明自始至終從未反向統治過草原文明，更不具備向海洋文明發起挑戰的根基與實力；孫中山所創之「中華」是一種等同于古羅馬競技場般的存在，「國共兩黨」乃彼此廝殺之角鬥士，世界各國則是欣賞這一「血腥盛世」的羅馬公民，兩者的「聯合」充其量只能掀起轟動一時的「斯巴達克斯起義」，不是被重重包圍就是被一一清除。

負責民族事務的史大林比任何人都清楚北洋政府與南京政府之五色旗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實際寓意和實質內涵。前者表面看似注重「五族共和」，實則僅遵循「漢族第一」「漢族優先」與「漢族核心」。相比之下，後者看似強調「光明無私」，實則僅尊崇以「天圓地方」及「千古一帝」為基礎的「中原十二地」和「華夏十二州」，以及唯我獨尊式的「中華紅」。因此，中原大地「易旗」與否無關緊要，無論是袁世凱的北洋政府還是孫中山的廣州政府，或蔣介石的重慶政府及汪精衛的南京政府，無一例外均乃同源同根且同文同種的炎黃子孫。唯一需要警惕防範的乃遵循「有奶就是娘」「有錢就是爹」及「有權就是爺」的家賊式中原漢奸及華夏賊匪，那些表面裝孫稱奴，暗中磨刀備毒，需要時以愛國之名賣國，必要時又以護國之名叛國的真小人與偽君子。

更關鍵的是，史大林深知所謂的「一個中華」乃永久偽命題，中原漢地自秦漢以來就遵循「勝者為王」及「敗者為寇」，秦始皇顛覆周禮及漢高祖取締楚規乃「中華統一」之起源，儒家所宣導之「君盡君道」與「臣盡臣道」僅存在於書面，屬皇權絕對穩固之「盛世思想」，不適用於兵荒馬亂時期，即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歷史和現實表明，千年以來，有「漢」必有「賊」，「賊」則必滅「漢」，且最終將其取而代之，但在此之前「漢」始終以華夏正統自居，並視「賊」為自身永不可分割之關鍵組成部分，直至「漢」被徹底取締兼顛覆。準確講，「漢賊」等同于「王寇」，即寇變漢與王變賊及賊變漢和王變寇。

簡言之，「中華民國」並非亞洲歷史之近代第一共和，而是洋為中用式古近代型中原新興產物，屬中原帝制之延續，乃亞洲歷史之現代第一民族帝國，可謂史無前例。究其原因，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威利·布蘭特在德意志第三帝國垮臺後的第廿五年突如其來且歷史性地向華沙猶太隔離區及其波蘭死難者下跪哀悼，而蔣介石則在北洋政府所屬之中華帝國垮臺後的第廿五年歷史性地選擇了退守臺灣，離開時依舊不忘稱獨立的蒙古國為「外蒙古」。須勿忘，遭受滿清第一殖民毒害的民族乃蒙古，其察哈爾人在皇太極時期就被武力入侵且強迫其一併外遷至漢地，而喀爾喀人自始至終都深遭清廷的系統性人口生育管控，衛拉特人則在乾隆時期遭遇了全方位地毯式種族大屠殺，堪稱東亞版的「草原民族問題之最終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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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孫蔣所創之「一個中華」本質上就是漢賊式或王寇式「唱雙簧」，一個唱白臉，一個唱黑臉，前者唱給朋友的朋友看，後者唱給敵人的敵人看，彼此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乃「無論是北洋式共和紅或帝國紅，還是孫蔣式三民紅或共產紅，只要是民族紅就可被接納為百利無一害的中華紅」。例如，辛亥之年身為「賊」的中華民國武昌政府最終借袁世凱之力取締了身為「王」的滿清帝國；之後，袁世凱所屬北洋政府升格為「王」，而孫中山所屬南京政府則身變為「漢」；二次革命期間，孫中山南京政府視北洋政府為「賊」，但自己最終因戰敗淪變為「寇」；三次革命期間，身為「寇」的孫中山廣州政府因遭陳炯明炮轟徹底變身為「賊」；北伐戰爭時期，得到蘇俄軍政援助的孫中山廣州政府搖身一變為「王」，但又因蔣汪不和致使汪屬武漢政府突變為「賊」，蔣屬南京政府則繼變為「漢」；圍剿時期，南京國民黨與延安共產黨彼此互稱為「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併入「大東亞共榮圈」的汪精衛南京政府與持續抗日的蔣介石重慶政府自喻為「王」與「漢」。國共內戰時期，毛澤東與蔣介石依舊彼此互稱為「匪」，但退守臺灣的國民黨最終淪變為「寇」，而南下成功的共產黨則升格為「王」，唯獨蔣介石依舊自喻為「漢」。

綜上所述，自一九零八在日加入中國同盟會至一九四九年敗退至臺灣，蔣介石所屬之最為複雜多變的卌一年政治生涯起始於一次革命之「三滅」（即滅清、滅滿、滅胡）和二次革命之「三反」（即反袁、反洋、反北），成型於三次革命之「三敵」（即天敵、內敵、死敵）與北伐戰爭之「第一次國共合作」，強化於圍剿戰爭之「三清」（即清族、清黨、清軍）及抗日戰爭之「第二次國共合作」，終結於國共內戰之「三除」（即除蘇、除共、除異）。

毋庸置疑，蔣介石一生所堅持之「中華」建構方針乃國族化、党國化及家國化，其權力核心與基礎分別源自于「國父思想」之三民、「聯俄容共」之黃埔及「安內攘外」之軍統，最大的成功乃「第一次國共合作」（即北伐），最大的失敗乃「第二次國共合作」（即東征），打垮北洋政府賦予其原先所沒有的一切，向日正式宣戰使其喪失了曾經所擁有的一切輝煌。

究其原因，「聯共抗日」為莫斯科單方面撕毀《蘇日中立條約》提供了條件（即內應），進而驗證了「蘇聯入主滿洲之日乃蔣介石淪為敗寇之時」。客觀講，蔣介石最終憑藉反法西斯同盟一同戰勝了日本，但最後卻僅獲得了台海。事實上，蔣介石毀于史大林之手，原因是嚴重高估了自己並嚴重低估了蘇聯。列寧之所以重視孫中山，其原因在於蘇俄紅軍在華沙城下遭到了獨立不到兩年之波蘭軍隊的有效阻攔，迫使莫斯科不得不將革命方向轉移至遠東。而史大林之所以鄙視蔣介石，其原因在於蘇聯在歐陸戰後新權力平衡中已不再是邊緣者，蘇聯紅軍的勢力範圍在衛國戰爭期間已從遠東延伸至中東歐。

不難看出，神學院出生的史大林最終所希望的是讓一無所有的蔣介石晚年能夠在美屬「第一島鏈」心平氣和地向世界第一民主制國家請教學習未被小人所扭曲的國際正統之族際型真民主，停止卌年之久且毫無意義的「大鬧天宮」，目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同時學會發自內心的自我反照，從虔誠的基督徒視角研究解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之真諦，摒棄「阿Q精神」之精髓，即千年一貫之「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用餘生認真思考其所屬已無根可尋且無地可融的「吳越小聰明」和「江浙大智慧」能否在「誰都不是」的狀態下與東洋式「閩客小聰明」及西洋式「歐美大智慧」相提並論。歸根結底，「外藍內紅者」終將得不到任何一方的信任，炎黃春秋式「中庸之道」永不適用于共產國際或民主世界。

＊作者為哈薩克歐亞國際關係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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