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第一次國共合作」─成也孫中山，敗也孫中山

每當提及「國共合作」這一特殊概念辭彙時，呈現在腦海裏的不是孫中山時期絕對主動的「聯俄容共」，就是蔣介石時期絕對被動的「聯共抗日」，即以「體制利益」為重中之重的黨國一體式族內縱橫型永久統一戰線。其中，被視之為核心的「體制利益」分別是指以「驅逐韃虜」和「恢復中華」為永久方針及最終目標的上下式「族體利益」與一統式「制度利益」。

反觀「中華」建構之百年歷程，不難看出其伊始不僅未能遵循世界所一併慣用之近代主權國家發展原則與現代民族國家演變規律，且還反向進一步強化延伸了中原大地所延續之千年帝制根基與權控範圍，可謂史無前例且絕無僅有。

在此過程當中，改宗受洗的「中華國父」孫中山與「華夏英雄」蔣介石既是顛覆型「保中振華」的實踐者，又是權謀式「外引內聯」的奠定者，更是永恆型「安內攘外」的繼承者。而「現代正史」所銘文記載之國共兩次合作，充其量僅是孫蔣兩世所創續之舊型三位一體式華屬國族構想的最佳兩大典範與實踐，寓意「中華」並非獨立個體或特殊政體，人類歷史自始至終都是建立在絕對必然的基礎之上，任何與事實所不相符的所謂「偶然」均乃尚未公開之歷史必然，且仍會反復重演。

從滿清臣子到「中華浪子」

若要以一句話概括國共一百廿五年全方位合作之精髓，就是：「成也孫中山，敗也孫中山。」換言之，孫中山用自身卌六年浪子生涯所造就的真諦乃「成也中華，敗也中華」，而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即「驅逐韃虜未成，自成韃虜」與「恢復中華未成，自變滿清」。

準確講，在「中華國父」孫中山的成功領導下「中華」國族之建構從一開始就已註定失敗，後續一切努力表面看似完美無缺實則千瘡百孔，乃名副其實之「苟延殘喘」，其所運用傳承的國族建構之術堪稱宮廷御醫式的「煉丹術」江湖郎中式的「醫馬術」，分別寓示「長盛不衰」與「聽天由命」，即筆墨紙硯相伺候之天子及其滿朝文武，而非眾生所信之蒼天。

事實上，研究「中華」未來何去何從的關鍵就是研究孫中山本人所屬之地緣邏輯與政治思維，以及其所處時代之社會經濟背景和文化秩序地位。眾所周知，「中華」一詞乃中原華族之自我現代稱謂之一，與古近代中原核心地區所慣用之「商人」「周人」「秦人」「漢人」「魏人」「隋人」「唐人」「宋人」「元人」「明人」及「清人」不同，屬其邊陲出生之廣府粵人梁啟超所獨創，是以南方漢人為新政治核心的新型中原秩序思想與新式東亞權力邏輯。 （相關報導： 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兩岸同屬「一個中華」乃不爭事實 ｜ 更多文章 ）

對當時依附於滿清朝廷的北方漢人而言，所謂「南方漢人」與蒙元時期的「下等賤民」並無二異，其地位屬權力核心之滿八旗、核心邊緣之蒙八旗、核心邊陲之漢八旗、邊緣核心之綠營軍與邊陲核心之正品漢官後的邊陲外圍之華商清僑，即權力之末端。兩次鴉片戰爭結束後，一方面因蒙滿八旗元氣大傷及江南綠營軍全線崩潰，另一方面又因李鴻章及曾國藩所屬漢系新興淮軍與湘軍成功剿滅太平天國，致使「南方漢人」一詞日後基本僅限於中央難以實際控制之贛皖閩粵四地所屬客家系山民與河洛系平原民，以及地處該區兩廣地段的粵人。

在滿清最高權力眼中，北方漢系文武百官可用但不可重用，而南方漢系文商僑吏只能利用絕不可器重。究其原因，源于中原的客家人與河洛人乃中原敗寇之「南蠻遺民」兼「東夷流民」，雖身在海外但心卻始終嚮往中原，乃防不勝防之前朝餘孽。而操「蠻音夷腔」的粵人雖乃陸海型邊疆土族，但其文人所屬漢化程度與閩越兩地本土士大夫相當，離岸後隨即與客家及河洛兩系報團取暖，不是反清就是反滿，因此無需分別對待，相反利用時須更加謹慎。

受長期邊陲化所致，海禁解除後財富日益增多的南粵漢系知識份子極其渴望能夠早日躋身中原所屬之權力核心，進而與其邊緣之北方漢官一併掌控朝中大權。但百日維新之前後演變表明，身處滿清權力邊緣的北漢文武大官不願與邊陲所屬南漢文商小官平起平坐。

戊戌變法失敗後，以「小腳慈禧」為核心的北漢武官集團視南粵漢人為重商重洋的「亂臣賊子」，而以「大腳光緒」為核心的北漢文官集團則將南粵漢人視之為中看不中用的「高人雅士」，導致包括梁啟超與孫中山在內的南粵文商子弟被徹底且永久邊陲化，致使其命運與下南洋的中原系「華人世界」相掛鈎，即劍指滿蒙與北漢之南洋所屬境外「中華」。

從外洋浪子到「中華驕子」

若滿清依舊尚在，「武昌起義」與「辛亥革命」一定是以「武昌漢變」及「辛亥江南漢亂」的形式得以書寫記載。同樣，若孫中山所屬「驅除韃虜」與「恢復中華」能夠停留在長江以南或漢地十八省，「武昌起義」和「辛亥革命」則一定是以「武昌之役」及「辛亥獨立戰爭」的形式得以傳承紀念。確立與延續「中華」所獨有之「武昌起義」與「辛亥革命」的唯一先決條件乃「自變韃虜」與「延續滿清帝業」。

與此同時，還須明確指出的是滿清並非終於「辛亥之變」，而是亡於西方列強的「冷眼旁觀」。眾所周知，鴉片戰爭勝利後，面對元氣大傷且奄奄一息的滿清帝國，西方列強既未選擇瓜分領土或分化各省，也未選擇支持或承認太平天國，相反在此關鍵時刻以中立的形式變相地為滿清圍剿「下山粵匪」與根除「上帝天國」提供了戰爭所需之關鍵，即財政收入。

在日俄戰爭爆發之前，西方列強從未將滿清視之為其所屬海權體系之絕對威脅，相反視其為可靠的區域合作夥伴，不僅允許巨額投資貸款且還容許出售先進軍火。為徹底根除以孫中山為首之「外洋粵匪」，清廷決定通過打擊源頭的方式徹底終結威脅帝國國本的境外「三股勢力」，即通過「聯俄制日」的方式將南洋華系之反清分裂主義、反滿恐怖主義及反胡極端主義一併連根拔起。

但事與願違，當清廷於一九零四年「默許」沙俄軍隊在其龍興之地對日作戰時就已徹底失去了以不列顛為首之西方海權列強的信任。究其原因，「聯俄制日」既等同于將陸權德意志第二帝國與沙皇俄國及滿清帝國連為一體，也等同于成功整合歐亞大陸「心臟地帶」，更等同于賦予陸權大國突破海權強國所需之工業技術與豐富資源，以及四通發達的鐵路和可供突圍的港口。 （相關報導： 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兩岸同屬「一個中華」乃不爭事實 ｜ 更多文章 ）

事實證明，「聯俄制日」並未讓滿清如願以償，相反催生出與之相對立的英式「聯日制俄」，而沙俄的戰敗則使滿清「永久喪失」了進可攻且退可守的龍興祖地，使其與漢地十八省並列，不是被海權戰勝國直接控制，就是被陸權戰敗國所間接影響。

正因如此，「辛亥之變」愈演愈烈之際，清廷深陷進退兩難的境地，既無法全盤退至滿洲，又無力全面鎮壓漢地。在此關鍵時刻，西方海權列強選擇了「冷眼旁觀」，以「拒絕供貸」為由將滿清的國運生死轉交至不共戴天的北漢軍首袁世凱及南漢統領孫中山之手，任其隨意處置，以便實現海權所屬三位一體式地緣嚇阻，即亡國式地緣重塑之「梟首示眾」與斷後式地緣重構之「五馬分屍」，以及壓倒式地緣重組之「殺雞儆猴」。

從江南驕子到「中華天子」

不可否定，孫中山的成功是建立在滿清權力核心之戰略誤判與決策錯誤的基礎之上，而非領導有方或頗有遠見。事實上，沒有鴉片戰爭就沒有後宮政治，沒有後宮政治就沒有垂簾聽政，沒有垂簾聽政就沒有袁世凱，沒有袁世凱就沒有北洋新軍，沒有北洋新軍就沒有中華民國，沒有中華民國就沒有孫中山，沒有孫中山就沒有聯俄容共，即第一次國共合作。

可見，「辛亥之變」實質上所拯救的並非流亡海外的孫中山，而是因慈禧駕崩與載灃新政被迫韜光養晦的袁世凱。需明確指出，出生河南的袁世凱從未將具有南粵背景的梁啟超或孫中山放在眼裏，對北洋漢系軍統而言，南洋華系政商乃可有可無的存在，甚至不值一提。

對北方漢人而言，「辛亥之變」的唯一價值在於提早中斷了清室新政改與八旗新軍改，致使其在維穩與國安問題上不得不再度依賴袁世凱。而深知何為「兔死狗烹」的袁世凱以「忠臣」形象首先義無反顧地快速率軍攻佔與武昌僅一江之隔的漢口，其次則以「功臣」的姿態向朝廷索要反攻所需之絕不可能籌集到的軍餉，以便拖延時間並靜待南漢地區全盤失控，最後則再以「忠臣」的形象反向發難逼宮，借孫中山所提之「驅除韃虜」強迫宣統退位，進而消除一切可能的實質後患或潛在威脅，即延續二百六十八年之久的「滿上漢下」之主奴關係。

在此過程當中，孫中山僅扮演了「棋子」的功能，因此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漢地所屬「北上南下」之社會與文化層面上的「中心—邊陲」關係，南粵人依舊是中原人眼中的「蠻夷」，而非共患難之平等同類。僅稱帝一事就足以證明，袁世凱對孫中山所創之「中華民國」的實際態度，可謂不削一顧。後續事態發展表明，孫中山所提之「驅除韃虜」不是僅限於關外滿蒙或回藏，依附於清室且長期不間斷鄙視壓制南漢的北漢軍事集團才是其重中之重，「恢復中華」的關鍵指標就是扭轉「北上南下」，即南洋華系財閥所夢寐以求的顛倒式新中原秩序。 （相關報導： 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兩岸同屬「一個中華」乃不爭事實 ｜ 更多文章 ）

從中原天子到「中華敗子」

歸根結底，中華民國的成立要全盤歸功於「小腳慈禧」，而非袁世凱或孫中山。換言之，慈禧在有生之年早已設下「局中局」與「計中計」，其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防止滿蒙八旗日後能夠起死回生，以及避免清室愛新覺羅家族之正統直系最終遵循祖訓且再度重歸正軌。為此，身為後宮獨一無二之「漢配」的慈禧以「太后」之名，一方面為關內外全體滿洲八旗子弟預製了可絕對容身的「棺材」，另一方面又為京師內城所屬各府清室貴族安排了可一併下葬的「陵墓」，以便在其有生之年能夠最大限度地完成「娘家女」之個人義務與家族使命。

其中，「聯俄制日」堪稱慈禧臨終前所設之日後影響最大的「雙贏佈局」，關鍵在於破壞滿清復興所需之外部環境與國際信譽。清廷若是在日俄戰爭中賭贏，滿洲貴族將在持續不斷的權力擴張中永久喪失「未來」，相反若是賭輸，滿洲貴族也同樣會在持續不斷的權力萎縮中全盤丟失「過去」，即「滿蒙一體」與「反華抗中」所需之新憲政改革與戰略大後方。而身為慈禧「左膀右臂」的袁世凱因身在其中，所以在政治高壓面前選擇了臨時性的退隱，深知載灃的一切努力都為時已晚，僅須靜觀其變便可最終問鼎天下。

正因如此，孫中山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自己是慈禧所設之「計中計」裏最無存在感且最不堪一擊的微小一環。相比之下，袁世凱則是「局中局」裏唯一能夠笑到最後的武人，因手握重兵所以無人能及，逼退清室只是時間問題，南下清剿則更不在話下，與之對抗等同於以卵擊石。因此，將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頭銜「禮讓」，表面乃見好就收，實則為物歸原主。

從北洋敗子到「中華孝子」

孫中山一生最令人細思極恐的莫過於其所遺留之「國父思想」，即與滿清入關之「一路死屍」相對應的「復仇四部曲」。正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孫中山在其近三十年的政治生涯裏，以「三民主義」為復仇之終點，首先在興中會成立之初著手團結境內外所有反清、反滿、反胡之「三股勢力」（恐怖勢力、分裂勢力、極端勢力），通過「攻衙門」「炸官府」「占要地」的方式吸引世界列強的高度注意。

其次是在辛亥元年借海內外之「三反主義」（反清主義、反滿主義、反胡主義）對江南各地實施了駭人聽聞的「種族清洗」，通過「殺韃子」「屠滿城」「滅胡虜」的手段徹底杜絕了地緣人文層面上的政治後患。再其次則于袁世凱稱帝之年實施「三聯政策」與「三攻戰略」，通過「聯南洋」「聯西洋」「聯東洋」及「攻北洋」「攻北平」「攻北漢」的裏應外合之計，嘗試動搖且瓦解北洋軍閥的政治根基與軍事勢力，以免自己被徹底遺忘或再度邊陲化。最後則是在「三族模式」的基礎上建立符合自身意願的「三民主義」，即在「族上有族」「族中有族」和「族外有族」的基礎上先後強化鞏固「華式民族主義」「漢式民權主義」及「中式民生主義」，一個隻屬於中華民族和中原大地的「自由」「公正」與「公平」。

不同于歐美各國，孫中山所提之「三民主義」是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族內民主，其關鍵是「中華民族」之建構，而非中原大地之民主。不僅如此，「中華民國」所屬之「民」並非歐美族際民主所強調之「公民」，相反則是東亞各國所注重之「民族」，前者寓意「民乃國之根本」，而後者則堅持「族乃國之根本」。 （相關報導： 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兩岸同屬「一個中華」乃不爭事實 ｜ 更多文章 ）

民國元年之孫式「五族共和」是在驅除韃虜未成「自成韃虜」及恢復中華未成「自變滿清」的前提下得以提出，其政治目的並不是為了實現族際間的平起平坐，而是明確族內一尊與絕對高高在上，即東方色彩濃厚的「八一型」（一國、一黨、一族、一君、一民、一文、一體、一制）家國建構，一個表面強調「以萬變應不變」但實則卻奉行「以不變應萬變」的非現代式國族建構模式。

從炎黃孝子到「中華赤子」

本質上，孫中山是一位運氣十足且善於投機的外圍式邊陲型政治家，其一身不是陰差陽錯地登上權力最高峰，就是歪打正著地「以萬變應不變」。例如，面對置之不理的廣府衙門時，身為興中會領袖的孫中山選擇了「聯華反清」；面對鞭長莫及的清室朝廷時，身為同盟會總理的孫中山選擇了「聯日反滿」；面對奄奄一息的滿蒙八旗時，身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選擇了「聯袁滅清」；面對眾將擁護的民國新帝，身為革命党總理的孫中山選擇了「聯南反袁」；面對根深蒂固的北洋政府，身為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的孫中山選擇了「聯粵抗北」；面對多地捍衛的聯省自治，身為中國國民黨領導人之一的孫中山最終選擇了「聯俄容共」，即自南向北再度血洗「中華」。

反觀歷史不難看出，孫中山並非華盛頓式的國父，因為後者不僅憑藉自身力量獨自正面戰勝當時稱霸全球的海權不列顛，且從未考慮反向遠征英倫三島，在兩屆總統任期將滿之際以實際行動捍衛了來之不易的美利堅民族的獨立、自由與民主，使其開放型族際民主延續至今的同時，最大限度地避免且遏制了了公民間的劍拔弩張或彼此相殘。與此同時，孫中山也並非凱末爾式的國父，因為後者為捍衛土耳其民族的獨立與完整，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現代民族國家建構之路，以舉國之力驅逐列強侵略軍的同時，僅保留了屬於土耳其人的核心本部，並且毫不猶豫地親手葬送了阻礙土耳其民族獨立發展的歷史包袱，即奧斯曼帝國。不僅如此，孫中山更不是甘迪式的國父，因為後者面對屠刀選擇了團結印度全民，獨立後也並未選擇對其實施報復或清算，面對巴基斯坦獨立時也同樣選擇了尊重與順其自然，拒絕任何形式的流血，一切都要遵循憲法。

歸根結底，孫中山所遺留之「國父思想」並非乃中心式決策者思維，而是外圍式顛覆者思維。兩者的最大不同在於，前者屬原社科體系、政經秩序與文思規範之核心，其決策關鍵是捍衛與再明確，後者則與之截然相反，其一切行為舉止都是源自於自身記憶深處之早已刻骨銘心且根深蒂固的「誰都不是」，「不達目的不甘休」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這一長期邊陲化之自卑型人文心靈面對現實時所作出的條件反射，而破壞原有與之背道而馳的一切，並將其持續模糊毀滅僅是微不足道的表面，所屬顛覆之關鍵是從外圍及邊陲不間斷地向中心邁進，建立以自身為核心之上下式新型權力體系兼秩序，掩蓋自身內心深處之「誰都不是」乃大業成功與否的關鍵，而「唯我獨尊」則是取而代之的唯一有效良方。 （相關報導： 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兩岸同屬「一個中華」乃不爭事實 ｜ 更多文章 ）

簡言之，孫中山式「國父思想」的核心就是體系「外圍—邊陲之人」借助外力取締內屬「中心—邊緣之人」，其關鍵則是顛覆成功之「新中心—邊緣之人」對「舊中心—邊緣之人」的絕對支配，以及顛倒式「新型中心—邊緣—邊陲—外圍體系」的確立鞏固與捍衛延續。換言之，昨日的盟友就是明日的死敵，所有比自己強大的政體及其體系兼秩序都是未來的顛覆物件，弱小時在內與天和地鬥，強大時在外與神和鬼鬥，力不從心之時遵循小不忍則亂大謀，天崩地裂之時選擇順勢一舉拿下或借勢長驅直入。

毋庸置疑，被廣府衙門置之不理時，決心反清的孫中山選擇了下南洋，在海外華人當中充當「人上人」。同樣，被清室朝廷拒之門外時，決心反滿的孫中山選擇了赴東洋，在大日本帝國的庇護下強化自身的「人上人」地位。而正當孫中山剛剛感受到何為「人上人」之際，北洋政府又將其逐出門外，決心滅袁的他選擇了赴粵，在陳炯明的擁護下繼續保留自己的「人上人」地位。可當被老鄉炮轟驅趕之後，決心舊賬新賬一起算的孫中山最終選擇了赴滬，在國際共產的安排下持續鞏固了僅屬於自己的那一特殊「人上人」地位。

可見，孫中山才是「黑貓白貓論」的第一實踐人，同時也是「驅除韃虜」與「恢復中華」的第一提出人兼第一破壞者。準確講，一九二三年《孫文越飛宣言》的簽署等同於「歸降韃虜」，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開啟則等同於「自毀中華」。此後，孫中山借馮玉祥之手撕毀了堪稱中華第一約的《清室優待條件》，使其成為中華之第一歷史檔，以「驅清室」「侵私產」「刨祖墳」的方式使「三民主義」代代相傳，且讓「五族共和」更上一層樓。

可以絕對肯定的是，孫中山雖為「中華國父」，但他一生都無法跟袁世凱及陳炯明相對比。究其原因，前者在成功之時依舊不忘守約，後者則在失敗之時懂得拿得起和放得下。除此之外，任何一個虔誠的真基督徒都清楚《聖經·創世紀》第十一章之「巴別塔」的寓意，以及「立約」與「守約」的重要性。不僅如此，每一個與列寧合作的人都須明白「十月革命」的真實本質，即少數對多數所實施之百年壓迫與侵害的壓倒型地獄式絕對血腥報復，以及德意志第二帝國為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給予的政治任務。 （相關報導： 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兩岸同屬「一個中華」乃不爭事實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哈薩克歐亞國際關係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