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蘇林新政核心—「大歐亞」戰略背景下的新區域防禦共同體與政經聯合體

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25年4月14日對東南亞三國開啟為期五天的國事訪問以來，地處印度支那半島東部沿海地區且擁有「S」字型狹長海岸線的越南，作為此次鄰國元首外訪之首站隨即成為國際輿論的新關注焦點與觀察對象，其重視程度絕不亞於46年前突如其來的中越邊境戰爭，即一場徹底改變美蘇舊冷戰之亞洲板塊陸海權力平衡的「共產內戰」。

伴隨中越兩國45份合作協定的順利簽署，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全神貫注地緊盯僅當選八個月之久的越共中央新任總書記蘇林，深知其任何一個「輕微舉動」都能夠輕而易舉地改變當前美俄中三角博弈的整體平衡，甚至全盤扭轉歐亞大陸的未來總體發展趨勢，河內早已成為地區名副其實的「印度支那巨人」，是該板塊乃至東盟成員國當中唯一可與中國平起平坐的沿海型區域性陸權強國，美中新冷戰何去何從更大程度上取決於新時代「越南竹式外交」的重新制定與連貫實施，以及所屬戰略方針的局部調整和全面深化。

果不其然，越南政府于同年4月30日隆重舉辦其南方解放與國家統一50周年慶典之後，僅時隔一天（外交部）就發表公告稱，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將於5月5日至12日對哈薩克、亞塞拜然、俄羅斯、白俄羅斯四國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莫斯科紅場閱兵（5月9日），堪稱「印度支那巨人」覺醒後的首次軍政經一體式地緣戰略大躍進，而位於歐亞分界線東段的阿斯塔納則是此次蘇林東歐四國之行的首站。

陸海小道間的微妙平衡

眾所周知，強力部門出生的越南現任最高領導人蘇林是在前任阮富仲離世後的第16天正式當選繼任越共中央總書記一職（2024年8月3日），其任期正值美中新冷戰之具有轉折意義的關鍵年，距離美國第60屆總統選舉僅剩兩個月時間，所以十分清楚40年未間斷的越南式改革開放在此特殊環境下已提前步入歷史十字路口正中央，風口浪尖下須謹防一時誤判釀大禍，原因在於日後的戰術成功始終都無法彌補先前的戰略錯誤，由盛轉衰或由大變強均在此一瞬間。

受此影響，蘇林在上任伊始採用了共產革命初期效果最為顯著的「雞蛋分裝法」，暫時性地將越南所承受的區域地緣經濟風險一分為二。其中，將長期（即革命運動與獨立戰爭以來）建立在「胡志明小道」戰略佈局中的越南陸上經濟利益裝進「中國籃」裏是確保自家門口與後院能夠風平浪靜的最佳保障，而定中國為個人首訪之地（8月18日）則是實現這一戰略保障的第一步，既可在美中新冷戰持續惡化之前給予北京博弈所需之「大國面子」，又可借此鞏固自身地緣戰略價值。

同樣，將近期（即改革開放與越美和解以來）成型于「阮富仲小道」戰略規劃中的越南海上經濟利益裝進「美國籃」裏是防止自家庭院風水與國運族命不被周邊「陰陽怪氣」所破壞的唯一有效保障，唯有海路通暢方可避免地緣政治層面上的「陰差陽錯」或地緣經濟層面上的「不陰不陽」裏應外合地持續消耗國民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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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在美國總統大選開啟之前，以首站之名高調訪問中國，不僅不會引發未來新任美國總統內閣與執政團隊的猜忌或不滿，相反還會被其視之為無需過度解讀的「前朝之事」。因此，越中和越美關係未來究竟何去何從，唯有在美國總統選舉結束後方可明確得知，曇花一現當中永無奧妙可言，海市蜃樓過後一切將會自然見分曉。

蘇林新政重塑印度支那

實質上，在蘇林正式擔任越共中央總書記一職之前，其前任阮富仲就早已在個人所開闢之新型「海上小道」上另設「戰略岔口」，而哈薩克總統哈斯穆—卓瑪爾特·托卡耶夫所開啟之任內首次越南之行（2023年8月20日至22日）則明確了這一「戰略岔口」的陸海沿線支點與對接地緣板塊，即以哈越戰略合作為地緣根基的內陸沿海一體式「印太—歐亞經濟走廊」，一個以歐亞大陸「心臟地帶」與印太海域「交匯地帶」為雙向起點，自東向西分別將東南亞、南亞、中東、巴爾幹、東歐、高加索和中亞七大地緣板塊連為一體的嶄新戰略規劃。

可見，阮富仲作為「海上胡志明小道」的奠定者，在其58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刻為越南未來強國崛起創造且遺留了既能擺脫美俄中三角博弈之「地緣旋渦」，又能在此三角博弈中將自身國家利益最大化及安全風險最小化的兩大可持續型地緣戰略遺產，即不同於1959年「胡志明陸上小道」與2015年「胡志明海上小道」的2024年「胡志明陸海大道」，以及獨立于「中國藍」與「美國籃」的「歐亞藍」。

其中，「胡志明陸海大道」寓意「三廊兩盟」（即跨里海國際運輸走廊、國際南北運輸走廊、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歐亞經濟聯盟與東盟）戰略對接正式開啟，而「歐亞藍」的戰略重要性在於最大限度地擴大「雞蛋分裝法」的地緣效益，使其與「中國藍」與「美國籃」一併成為可彼此相互平衡的第三方勢力。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歐亞藍」的出現不等同於將整體地緣經濟風險重新再一分為三，或是將「中國藍」和「美國籃」裏的地緣經濟利益平均再分配至「歐亞藍」中，而是採用「二二六」分配模式，將「中國藍」所屬五成利益降低至可絕對防控的兩成，並將其所抽出之三成中的兩成率先分配至級別同等的「歐亞藍」裏，以便雙方既可相互分立又可相互制衡，後再將剩餘的最後一成轉移至「美國籃」裏。

簡言之，這一操作在實現越南全球地緣政治戰略佈局與地緣經濟國際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為「美國籃」最大限度地支配「中國藍」與「歐亞藍」提供了條件和空間，防止了任何以對抗第三方為潛在目標的「戰略縱橫」。

正因如此，蘇林未來十年新政的關鍵在於鞏固並擴展可供越南「四駕馬車」並行同進且分岔交會的「山」字型康莊大道，而非僅限於兩極之間的鋼絲小道。在此過程當中，「三藍之分」是應對「歐亞階梯式地緣風險線」的最佳且最有效的戰術策略，河內與胡志明市作為越南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可遙相呼應，將其所屬東部海域聯手升格「山」字型康莊大道之戰略中軸兼地緣十字路口，進而開啟不同以往的越南特色之改革開放新時代，即蘇林新政時代所屬南北共榮式強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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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地緣風險愈發突出

不同於已故越共中央前總書記阮富仲，公安部出生的蘇林對當前全球權力平衡演變不僅具有極其敏銳的政治洞察力，且還具有一眼看穿事務本質與全盤把握方向、把握大勢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其個人所屬特殊政治經驗在此發揮了絕對作用，即深知並清楚越南南北統一與社會整合、援柬反恐和終結種族滅絕、蘇中交惡與中國改革開放、美中建交和北部邊界戰爭、伊朗伊斯蘭革命與蘇軍進駐阿富汗、蘇聯重建和越南改革開放、蘇東劇變與中國政改風波、蘇中關係緩和與兩德統一、八月政變未遂與蘇聯解體、獨立國家聯合體和集安組織、中英聯合聲明與台海危機、西部大開發和上合組織、中俄睦鄰友好條約與九一一事件、中國加入世貿和經濟全球化、北約進駐阿富汗與反恐戰爭世界工廠和大國崛起、美國重返亞洲與亞太再平衡、兩岸統一和振興中華、「一帶一路」戰略與歐亞經濟聯盟、克裏米亞危機和中國製造、南海主權爭議與美國印太戰略、美中新冷戰和五眼聯盟、全球新冠疫情與奧庫斯、中烏軍農合作和哈薩克「一月事件」、集安組織向哈派遣維和部隊與俄烏衝突全面升級、歐美對俄金融制裁與以哈戰爭、川普重返白宮和「讓美國再次偉大」、美國優先與「解放日」全球對等關稅的本質內涵兼地緣聯繫。

美國「解放日」（2025年4月2日）全球對等關稅的公佈，其內涵正如《希伯來聖經·創世紀》所記載之「諾亞洪水」之事，寓意「當今全球經貿體系與國際軍政秩序早已被居心叵測之輩所相繼滲透架空且腐蝕殆盡，歷經近半世紀之久的人禍長期試圖掏空全球安全根基，唯有經濟洪水方可毀滅違約者的地緣政治之罪與地緣經濟之惡，守約之國必須在暴雨降臨之前建成各自所屬防洪巨艦，以免其公民被史無前例的地緣博弈巨浪所席捲淹沒，連續四十年之久的反滲透式狂風暴雨即將湧現，與諾言背道而馳的一切世間惡果與人之惡種將被吞噬。」

換言之，凱旋開啟第二任期的川普總統，在其白宮所屬玫瑰園鄭重宣告美國全球關稅新政的目的在於「預告」與「囑咐」，即嚴正警告世界各國一場足以徹底改變全球權力平衡的五千年一輪式「世紀洪水」將在三個月後正式開啟，其過程作為美蘇舊冷戰的「最後篇幅」將至少延續近四十年之久，所有渴望倖免於難的國家或政體僅有三個月的時間可通過「達成協定」的方式建造出屬於自己的「諾亞方舟」，其與美談判進度與最終結果將決定「未來方舟」的地緣政治地位與經濟功能，因此捷足先登者不僅可先戰略自保，且還可獲改變世界所須之秩序重組參與權和體系重建優先權，以及機制重構決策權與話語重塑否決權，即將與之不相融且不對等的公開或潛在敵對勢力統統拒之門外並任其自生自滅。

白宮關稅新政引發巨震

眾所周知，美國「解放日」所屬玫瑰園關稅新政的核心是對世界多數國家徵收10%基本關稅，而關鍵則是對特殊六十政體加征11%至50%不等的特定關稅，即根據潛在與實際地緣風險得以劃分的全球五等關稅。其中，風險係數低的「藍色等級」是指稅率限於10%的多數僅須嚴謹遵守與美舊規並著手另訂新約的國家，其地緣特徵與優勢在於地處大國博弈之「頂峰要地」且不易深陷陸海對抗之「主要戰場」，具有可率先打造「諾亞方舟」的時間優勢和先決條件，或「登舟」所需之綠色通行優先權。

與之相比，風險係數中低的「灰色等級」是指包括歐盟與以色列在內稅率限於11-20%且須修復與美經貿裂痕且強化法規遵循的十六政體，其地緣特徵與優勢在於地處大國博弈之「戰略高地」並易於由內向外地左右或影響陸海對抗之「次要戰場」，在「防洪建舟」方面也同樣具有充足的時間與條件，但不具備任何形式的談判所需之絕對優先權，一切都需自行創造或爭取，否則原有地緣優勢將會伴隨時間的推移漸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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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風險係數較中的「黃色等級」則是指包括日本和南韓在內稅率限於21-30%，並且須明確與美安全原則及實現戰略對等的十五政體，其地緣特徵與優勢在於地處大國博弈之「丘陵險要」並可長驅直入至陸海對抗之「核心戰場」，所屬「防洪建舟」方面的時間優勢和先決條件受制於外部整體環境的演變和內部權力平衡的穩定，表面上雖能主動做到「進可攻，退可守」，但實則卻只能被動做到「退可攻，進可守」，任何戰略抉擇都會在政經領域上帶來不同程度的反向式地緣連鎖效應，不是以退為進就是以守為攻，謹慎應變是最佳「建舟保障」，但在操作過程中需要戰略上的「強行軍」和戰術上的「急行軍」，否則淹沒「戰略低地」和「低窪險地」的地緣巨洪將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瞬間突破安全紅線，並持續高升。

不同于「灰黃兩級」，風險係數中高及最高的「橙色等級」和「紅色等級」分別是指稅率限於31-40%，且須全面終止與美利益失衡並嚴守秩序準則的十九政體，以及稅率限於41-50%，並須立即重組市場環境且根除安全隱患的十大高風險政體。其中，前者的地緣特徵乃「戰略低地」，後者則是「低窪險地」。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橙紅兩級」均無地緣優勢可言，且彼此之間的地緣劣勢差距也基本相當，乃「決戰之地」所屬核心與週邊，其防範地緣巨洪的唯一有效戰略方案就是在第一時間爭分奪秒地獲取「登舟門票」。

究其原因，「橙紅兩級」無論怎麼努力都永遠無法獲得且塑造出「防洪建舟」所需之必要戰略資源與地緣環境，勿忘人始終都往高處走，水向來只往低處流，生死與否完完全全僅取決於「預告宣讀」的那一刹那，遲緩者不是亡于最後的安樂就是死于遲來的憂患，可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地處半島且屬「紅色等級」的越南，若無法在第一時間及第一步就實現「兩全其美」，其先前所獲之短暫成就將無一例外地均將淪為未來絕對無人問津的「海地廢墟」，而非後人哀歎的「海地遺跡」。

換言之，世間早已無任何形式的所謂「永恆共同體」，每一個民族與每一個個人均須為自己的抉擇行徑付出相對等的代價，「水」乃萬物之本源，既賦予生命之必要，也給予生存之必需，以及生死之必然。事已至此，所謂「三十年河東」已成一去不復返的短暫選擇性記憶，世界正在迎來更加難以預測的「四十年河西」之地緣洪流新時代。

關稅衝擊絲綢陸海兩路

反觀川普「解放日」所公佈之全球對等關稅新政之列表，不難看出麻六甲海峽東西兩側亞太西南與印太東北陸海交界處乃「關稅重災區」，近三分之一的非基礎型「不對等關稅國」集中於此，其中印度支那半島乃「紅色等級」之集中地（即孟加拉灣—南海海域），與印太西北地中海—紅海海域及西南莫三比克海峽—好望角海域一併稱之為「三大失衡區」。

仔細觀察，最為明顯的就是川普「五等關稅」的戰略佈局，即「核心戰場」與「次要戰場」的分佈圖。例如，「紅色等級」所屬之十大政體中聖皮埃與密克隆群島（50%）與福克蘭群島（41%）位於美洲大陸東岸大西洋一側東北角與東南角，是距離美國家門口最近的「兩盆紅玫瑰」，兩島之間僅有蓋亞那（38%）、尼加拉瓜（18%）和委內瑞拉（15%）被列為「非對等關稅國」，其餘南美大陸十一國與中美大陸六國屬「關稅淨區」，即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核心區」。

相比之下，地處莫三比克海峽東岸的馬達加斯加（47%）和好望角以北內陸板塊的賴索托（50%）則是遙相呼應的「兩束紅喇叭」，其周圍自東向西集聚了「橙黃灰三等」之模裏西斯（40%）、留尼旺（37%）、波劄那（37%）、安哥拉（32%）、南非（30%）、納米比亞（21%）、辛巴威（18%）、尚比亞（17%）、馬拉威（17%）、莫三比克（16%）、剛果民主共和國（11%）十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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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堪稱「獨一紅雪蓮」的敘利亞（41%）則是地中海—紅海海域唯一的「紅色等級」高關稅國，其周圍凝聚了分別由伊拉克（39%）、塞爾維亞（37%）、列支敦斯登（37%）、波赫（35%）、北馬其頓（33%）、莫爾達瓦（31%）、瑞士（31%）、利比亞（31%）、阿爾及利亞（30%）、突尼西亞（28%）、歐盟（20%）、約旦（20%）、以色列（17%）和查德（13%）所構成的「橙黃灰三等」十四政體。

除此之外，地處孟加拉灣—南海海域的柬埔寨（49%）、寮國（48%）、越南（46%）、緬甸（44%）和斯里蘭卡（44%）作為眾所周知的「五大紅牡丹」，是美中新冷戰所屬「三大核心戰場」之首，其週邊分別由孟加拉（37%）、泰國（36%）、台海西岸（34%）、台海東岸（32%）、印尼（32%）、巴基斯坦（29%）、印度（26%）、南韓（25%）、日本（24%）、馬來西亞（24%）、汶萊（24%）和菲律賓（17%）所構成，其以西海灣地區是阿拉伯世界乃至整個中東地區經濟實力最強且不受關稅之間影響的板塊，即美中新冷戰之博弈核心區，一個可以同時決定「三大決戰之地」最終如何落幕的「平原戰場」。

三陸三洋難建十字路口

眾所周知，美國總統川普曾於今年5月13日至16日期間相繼高調訪問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和阿聯三國，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則於5月27日出席馬來西亞首相安華提議舉辦的東盟—中國—海合會首屆峰會，表明海灣阿拉伯半島地帶已升格為重組全球權力平衡的新關鍵力量，真正擁有此地者等同於掌控了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未來走勢。

若更加仔細觀察，可更加清楚且明白川普玫瑰園關稅新政無論是其內容還是實施均劍指中國所屬「一帶一路」戰略，即以「大東亞」為中心的新亞歐先經後政式地緣秩序。例如，起始于中國東南方向的亞歐大陸橋南向通道沿線國家所徵稅率為越南（46%）、寮國（48%）、柬埔寨（49%）、泰國（36%）、馬來西亞（24%）、新加坡（10%）、緬甸（44%）、孟加拉（37%）、印度（26%）、巴基斯坦（29%）、伊朗（10%）、伊拉克（39%）、敘利亞（41%）、土耳其（10%）、歐盟（20%）、北馬其頓（33%）、波赫（35%）、塞爾維亞（37%）、莫爾達瓦（31%）、瑞士（31%）、列支敦斯登（37%），堪稱「狼煙四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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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相比，中國「絲綢之路海上通道」沿線地區也同樣面臨著極其嚴峻的情況，即印度支那核心段之台海東岸（32%）、越南（46%）、寮國（48%）、柬埔寨（49%）、泰國（36%）、印尼（32%）、馬來西亞（24%）、汶萊（24%）、菲律賓（17%）、新加坡（10%）、斯里蘭卡（44%）、孟加拉（37%）、印度（26%）和巴基斯坦（29%），北冰洋段之南韓（25%）、日本（24%）、歐盟（20%）和挪威（15%），太平洋段之斐濟（32%）、諾魯（30%）、諾福克島（29%）和萬那杜（22%），地中海段之埃及（10%）、以色列（17%）、約旦（20%）、敘利亞（41%）、土耳其（10%）、歐盟（20%）、突尼西亞（28%）、阿爾及利亞（30%）與利比（31%），以及好望角段之肯亞（10%）、馬拉威（17%）、尚比亞（17%）、馬達加斯加（47%）、模裏西斯（40%）、留尼旺（37%）、莫三比克（16%）、辛巴威（18%）、賴索托（50%）、波劄那（37%）、南非（30%）、納米比亞（21%）、安哥拉（32%）、剛果民主共和國（11%）、喀麥隆（11%）、赤道幾內亞（13%）、查德（13%）、奈及利亞（14%）、象牙海岸（21%）和歐盟（20%），乃十字架下永無法一步到位的「亞歐非鐵三角地帶」。

唯獨起始於「一帶一路」首倡國之哈薩克（27%）並最終通向歐盟（20%）的西向「L」字型「跨里海經濟走廊」最為穩定，其沿線六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土庫曼、亞塞拜然、喬治亞、土耳其）所屬稅率均為10%，是歐亞大陸地緣風險最低的跨板塊經濟走廊。

關稅圍堵引發民族危機

對深知全球未來發展走勢的蘇林而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東南亞三國之行（2025年4月14日至18日）至少反映了北京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兩大內外危機，即內屬民族國家建構危機與外屬地緣整體戰略危機。其中，國內所屬民族國家建構危機是促使北京方面比以往更加重視外交的原因之所在，確保中國「一帶一路」戰略陸海兩大走廊保持最低限度的暢通已成為中華國族建構之唯一戰略保障。換言之，「中華民族」建構成功與否直接且全面取決於「一帶一路」戰略能否實質且有效延續，即美中新冷戰之未來走向。

究其原因，美國「解放日」關稅新政的公佈表面上看似風平浪靜，實則已讓美中新冷戰進入了新階段，「關稅劍」已深深插入中國的「經濟大動脈」，美中關係在此情況下調整與否已無關緊要，關稅新政的實施已從本質上確定了美中新冷戰的未來四十年走向，中華民族主義已取代蘇聯共產主義正式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起始於西歐三十戰爭（1618年至1648年）的歐亞陸海大國博弈歷經四百多年最後將終於東亞四十年冷戰（即2065年），既不會因「改朝換代」的發生突然停止，也不會因「浴火重生」的實現自行終止。

準確講，中華國族建構的持續與穩定高度依賴於中國入世後得以全面開啟的經濟全球化，其運作如同「心臟般」依靠的是台海兩岸親如一家的一個中華式「左右動脈係」，主權回歸後的港澳兩地在此運作中發揮著「腎臟」的功能（即調整內外資本平衡），經濟上的珠三角與長三角地帶發揮著「氧氣輸送」這一重職，建立在美中合作基礎之上的改革開放就是珠三角與長三角經濟發展所需「生存之氧」，首都北京既是民族記憶所在之「核心大腦」又是決策輸出之「神經中樞」，東南五省一市（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乃中華所屬「國之脊椎」與「族之肌肉」，其餘邊疆及內陸省區均乃「堅實外皮」，唯有江蘇與浙江額外充當著中華南北所必要之「江北左腦」與「江南右腦」。

不僅如此，中華民族地緣立足所需之「兩腳」分別是東北三省（黑龍江、吉林、遼寧）和中西三省（陝西、河南、四川），而戰略延伸所需之「兩手」則分別是西北所屬之陝甘疆與西南所屬之雲貴川，海外華人及其資本是確保中華民族永不倒的關鍵養分之「葡萄糖」，外國資本與技術乃中華民族持續壯大所需之「蛋白質」和「維生鈣」，穿梭在鄉鎮與都市間的農民工和打工族是奮不顧身的「紅細胞」，行走於大紅牆與高灰牆之間的公務員與軍醫警乃堅守職責的「白細胞」，尚未踏出校園或還未步入社會的大專生和大學生既是盛世時期的「白細胞」又是衰世時期的「紅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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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上，中華民族建構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普通話及漢字的推廣和普及，即國語兼國文的全民化與全球化。在美中新冷戰背景下，缺乏外資與外需的中國國內市場無法進一步有效維持鄉鎮與都市、內陸與沿海、邊疆與內地間的人口高流動性，外資的逐步撤出與外需的快速減少直接影響以沿海地區為中心的「中國製造」，美國全球關稅新政前所未有地加快在華製造供應鏈的有序撤出及轉移，進而大幅且快速地打亂了金融、農業及服務等領域經濟所屬原有循環平衡，導致市場人力需求大幅下降且愈發廉價，而廉價式勞動市場的形成、製造業出口情勢的惡化、內需消費潛力的不足和高學歷青年勞動群體的持續增加不可避免地使背井離鄉之人的生活處境更加艱難，最終無可奈何地選擇回鄉，即回歸故土。

事實上，能夠對中華民族建構造成最大威脅的就是習慣漂流在一線及二線城市的農民工和打工族被迫選擇返鄉，進而終結改革開放以來普通話持續不斷的全民化進程。實踐表明，被稱之為南北東西通用的普通話（即國語）只有在外鄉人與本地人高度混居的情況下方可推廣，間接表明鄧小平生前所提之「要致富，先修路」的實質內涵是「要振華，先遷族」。

若一線及二線城市所屬農民工與打工族在巨大經濟壓力下先後選擇返鄉，鄉村與都市將會因人口結構的逐步單一化再度回歸至最初的本土認同，普通話在此新環境下將喪失政治與經濟上必要性與實用性，取而代之的一方面是各地不同方言及其思想邏輯，另一方面則是伴隨方言一同得以恢復的地方認同，即與統一中華為核心之國家建構與民族認同相違背的偏離式地方主體建構和個體式本土文化認同。

正因如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此次越南之訪（4月14日至15日）並未讓公安部出生的越共中央總書記蘇林感到喜出望外，相反使其更加謹慎。原因在於，蘇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地意識到川普總統所實施之美國關稅新政，在台海東岸掀起中華民族之政治危機的同時，也在其西岸引發了同等規模的中華民族之經濟危機，內憂外患與內外夾擊已致使北京所屬當前地緣政治處境極度類似于蘇中交惡之邊境衝突爆發前的狀態，強化自身國防工業與反侵聯合作戰乃當務之急，融入以東歐、中亞和高加索為核心之「大歐亞軍工共同體」和「大歐亞陸海聯合體」是防範于未然的最佳戰略保障。

＊作者為哈薩克歐亞關係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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