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扎爾拜·葉爾肯觀點：越南國族建構之關鍵—拒阻「大東亞」與融並「大歐亞」

越南歷史悠久，其文化史和文明史與百越系浙江及中原系周秦相當，即引以自豪的「南越一萬年」與堅不可摧的「越南三千年」。在越南文明史中，除不到一個世紀的近代西方（法蘭西）殖民外，其餘兩千多年歷史基本均以抵禦北狄入侵為核心。其中，阻止中原封建帝制持續擴張及反抗其历代封建王朝持續壓迫乃重中之重，是越南民族歷史記憶的核心與根基。

本質上，越南所屬三千年文明首先所呈現的是古今從未中斷的「以小博大」與「舉國抗外」，其次所表明的是千年從未更改的「北大南小」及「全民防患」，最後所給予的是百年從未變動的「西強東弱」和「國族一體」。千年歷史經驗告知越南，無論是西洋強國還是東洋大國，只要被狠狠擊潰且全線驅逐便可將其永久拒之門外，唯獨漢系北方軍閥與華系南方財閥始終都防不勝防，不是軍事上的反復入侵，就是經濟上的圍堵或政治上的打壓。

歷史經驗表明，越南与北邻間的地緣戰略矛盾遠大於共同經濟利益，其政治與軍事互信程度只能用「持續加深」或「不斷加強」來形容，否則千年抗狄戰爭所遺留之「地緣烙印」會以民族記憶的形式再度湧入至越南新生代的腦海中，進而告知其制度一致或文化相似不等同於彼此一定會相安無事或同等尊重，「不共戴天」不會因時間的推移而漸漸消失，相反則會在利益面前更加變本加厲。

正如胡志明所言：「越南國家是一個整體，越南民族同樣也是一個整體，江可枯竭，山可磨平，唯有此真理永不改變」。在越南民族心目中，沒有什麼比獨立自由更可貴，南越所屬「龍子仙孫」首先絕不容許國家落後或倒退，其次絕不讓民族錯失任何歷史機遇，最後則絕不會讓自己再度重蹈已知歷史之覆轍。

面對前所未有的國際巨變，越南一方面作為區域強國首先會盡一切努力避免大國博弈兼對抗波及本土與周邊相鄰乃至利益相連板塊，另一方面則作為地緣強族絕不會在困難與挑戰面前選擇退縮，「南越一萬年」與「越南三千年」已在蘇林新政的大背景下已步入歷史之新起點，輝煌且繁榮的未來屬於國際社會中擁有重要地位和絕對話語權的國際型新興強國，即邁向海洋並融入歐亞的現代越南，以及徹底告別「漢字文化圈」的古老南越。

國族建構方向決定未來

眾所周知，集中於印度支那東部沿海之紅河三角洲與湄公河三角洲的京族（即越南族），乃古代傳統「漢字文化圈」所屬四族中（其餘三族為日本列島之和族、韓半島之鮮族、中原漢地之華族）唯一全盤實現拉丁化的民族（即西文取代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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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越南作為東南亞所屬首個工農國家，在文化思想方面具有完全不同於其他蘇系社會主義國家的東西融合式價值觀，其一九四五年所發表之《獨立宣言》完美吸收了西方思想之精髓，在痛批殖民主義的同時強調任何國家與民族都不得對「自由」「平等」「博愛」設立雙標準，指出美國一七七六年《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且享有天賦之不可侵犯的權利」乃不朽格言，並將其升格為「全球各族生來平等，各族均享有生存、安樂與自由的權利」，且高調聲稱越南作為自由獨立的國家將以舉族之力堅定捍衛自身所屬一切權利，絕不容忍何形式的以大欺小或橫行霸道。

不同於半島鮮族，已成功脫離傳統「漢字文化圈」近一個半世紀的南越京族並不是一個深陷兩面夾擊之絕對地緣困境的民族，既不視中原華族為可絕對利用的「地緣後盾」，也不視四島和族為須絕對警惕的「地緣威脅」。換言之，越南民族自古從未效仿或借用過朝鮮半島所長期慣用的「聯中抗日」之策，近代以來也未曾被其中一方所殖民兼併或被植入灌輸可模糊自身民族身份或認同的各類「同祖同源」之論。

相反，越南因自身兩千年不間斷抗狄戰爭史無比痛恨且絕對抗拒以中原漢地為中心的歷代華夷秩序及其所屬朝貢體系，並且在阮朝時期就已將自身國號與君主頭銜升格為「大越」與「皇帝」，寓意自成一體且不受任何一方約束，表明京族內心深處從未將北部任何一個鄰國視之為可信賴的「友邦」。在越南民族記憶裏，華夷輪換交替之熔爐式混雜型北狄向來只懂耀武揚威或以大欺小，不知平等為何物。

歸根結底，由於越南政治中心位於東南亞，因此從未參與過以朝鮮半島為爭奪核心的東北亞地緣政治秩序博弈，是古代傳統「漢字文化圈」所屬四族中唯一與世無爭或將目光僅集中至東南亞板塊的民族。思維邏輯方面，京族與鮮族間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在漢文與西文當中主動選擇融入以歐美舊新大陸為中心的現代國際秩序兼價值思想體系，後者則在東部和式漢字與西部華式漢字，以及北部俄式西里爾文和南部美式拉丁文的包圍中被動選擇不同與任何一方的本土韓文，以免本族在文化傾向上出現極端化現象，即文化、信仰、思維、邏輯與行為層面上的極端式絕對仇視或絕對擁護「一邊倒」現象。

地緣板塊屬性奠定方向

相較於四島和族，京族位於以歐陸為中心之維也納體系東部邊緣，而非邊陲。這一地緣結構特徵導致京族所屬越南無法像和族所屬日本般保留自身獨立性，加之前者乃半島民族，其陸上安全遠重于海上安全，而後者則是海島民族，可通過經貿與外交途徑先調整好自身與西方列強間的關係，之後再借外力改變自身所屬陸上地緣政治環境，即利用海上地緣優勢。

東亞歷史上最耐人尋味的是，絕對莫過於兩次鴉片戰爭後英法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對華態度，作為擁有絕對壓倒性勝利的一方卻沒有對滿清所屬沿海或內陸板塊表露出任何一絲類似於渴望全盤吞併印度或急於全面分割非洲般的政治欲望和經濟需求，相反將自身在華區域影響力僅限於最初的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以及散落在各地核心航道所屬租借區內（如廣州、廈門、上海、九江、鎮江、漢口、天津等），進而表明近代英法海上殖民體系具有明顯的地緣戰略秩序之等級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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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歐陸本身乃此殖民體系之核心（即重中之重），出海所需之大西洋東西兩側之北美東岸沿海、南美東岸島嶼與西非沿海兼內陸地區乃核心之外的邊緣（即必爭之地），經好望角得以拓展的印度洋所屬非洲東南兩岸、南亞次大陸及印度支那半島所屬麻六甲海峽東西兩側海域沿岸則是核心之外的邊陲（即必奪之地），而西屬東印度群島以西兼以北亞太陸海兩域乃全球唯一政治成本與經濟利潤難以相互平衡的可有可無之地（即化外之地），所屬最大地緣特徵就是在尚未啟迪教化之前絕不可觸及或深交，唯有英屬香港以南沿海板塊與島嶼地帶方可被認真看待且直接經營（即必分之地），其以北地區可以適當地加以利用但絕不可過度重視，否則將會深陷無限期的消耗型地緣政治泥潭之中且無力自拔，戰前軍國主義日本與戰後擴張主義蘇聯乃此最佳佐證和案例。

換言之，京和兩族的民族近代化兼現代化進程既有顯而易見的不同之處，也有鮮為人知的共同之處，兩者相互疊加且彼此交織，導致其不易細分。準確講，古代傳統「漢字文化圈」所屬四族之思想近代化與制度現代化道路可謂不盡相同。其中，中原華族所屬思想近代化與制度現代化以武昌漢變與辛亥華亂為分水嶺，其無論是近代化思想還是現代化制度在此之前均無法滲進京師內城權力核心之所在地，之後則反而溢不出象徵皇權至高無上的紫禁城。

相比之下，半島鮮族則在上述演變過程中顯得無比極端。例如，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爆發前後，反日派鮮族精英不是絕對的親華就是絕對的親俄。日韓合併後，佔領區鮮族精英不是徹頭徹尾的抗日派就是發自內心的擁日派。日本戰敗後，被蘇美一分為二的鮮族精英不是意志堅定的仇南反美派就是敵北反蘇派。冷戰結束後，面對蘇聯解體和中國入貿，鮮族南北精英不是經濟上的聯中制美就是政治上的聯俄制日，或戰略上的聯美制華。簡言之，就是借用一方實力消磨另一方勢力，事後再利用第三方影響力制衡前兩者中勢力最強的一方，最終反向利用已被消磨的第一方和第二方，假借區域合作之名將實力最強的第三方盡可能地拒之門外，直至原有平衡被再次打破。

民族屬性特徵明確路線

與鮮華兩族相比，四島和族所屬明治維新雖被不少人稱之為亞洲史上的奇跡，但更多跡象表明此乃歷史之必然。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能夠成功，跟其和族所屬特殊地緣人文息息相關。首先，僅在地理上日本就已具備鮮華兩族永遠都無法擁有的三大絕對優勢，即與大陸相隔絕的島嶼屬性、彼此無法絕對相連的四島之分和雖能對接但無法真正融合的地緣特徵。其中，與亞洲大陸相隔絕避免了中原華夷秩序的全盤東亞化，以及所屬朝貢體系的間接海陸化與漢字文化圈的全面單一化。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明治維新能夠成功表面上一方面是因為日本自戰國時代起就已開始引進西洋技術思想，另一方面則是幕府隔岸觀火式地目睹了戰無不勝之滿洲八旗鐵騎的全軍覆沒式連續慘敗。但實質上改變日本四島族運的關鍵並不在於手握生死大權的「核心一尊」或圍繞此「一尊」的無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是可彼此絕對制衡之神聖不可侵犯的日本天皇、手握重權且掌控全局的幕府大將軍和敢於犧牲並獨當一面的地方大名，即高舉「尊皇攘夷」與「王政復古」大旗的文武一體式藩國大名與始終銘記自身歷史使命的征夷大將軍，以及萬世一系且深受萬民擁戴的大和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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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歷史不難看出，中原華夷秩序觀是通過漢字輸出的方式間接影響日本，但令人意想不到的卻是日本並未真正融入至古代傳統「漢字文化圈」，相反卻利用其本質內涵構建出了以自身為中心的東亞新朝貢體系，以便日後可與輸出方一決雌雄，即日本和夷秩序。

在此過程中令人感到驚訝的是，漢字的引用從未讓日本喪失民族本性，大和民族自始至終都未曾視己為「小中華」或「新中華」，其文化自信之高堪稱無族能比，不僅精通中原權術且熟知「以毒攻毒」的運用訣竅，即通過反向轉化的和式漢字持續不斷地衝擊「大中華」，直至中原華夷秩序由內向外自行坍塌。實際上，甲午戰爭的本質就是中原華夷秩序與日本和夷秩序的直面相撞及全面對抗，其結果是傾向和夷平等的日本在政治經濟層面上摧毀了強調華上夷下的中原千年朝貢體系，進而最終延伸出可將其全盤取代的和式近代化朝貢體系，即「大東亞共榮圈」。

越南京族作為東南亞地區唯一一個曾深刻遭受過陸權式中原華夷秩序與海權式日本和夷秩序影響的民族，不僅十分清楚兩者的實力本質與實力差距，且還深知其彼此間與生俱來的矛盾性與局限性，以及相互對撞時所產生的危險性。簡言之，兩者不是水火不容就是不共戴天。所幸的是，法國在印度支那半島近一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使越南不僅永久擺脫了東亞永無止境的東西陸海秩序博弈，且還一併永久納入至以歐陸為中心的全球體系當中，進而劃清了自身與原古代傳統「漢字文化圈」之間的界限，並更加強化且明確了京族的獨一性與越南的獨立性。

族文思想厘清博弈內涵

歸根結底，無論是從地緣政經視角還是從地緣人文觀點來看，越南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就已與東亞所屬永無止境的「漢字博弈」劃清了界限，並以「西屬外邦」的身份歸入至歐美海權秩序當中，一方面避免了台海東岸式命運（即無論何時都需在中原華夷秩序和日本和夷秩序中選邊站），另一方面則同樣避免了朝鮮半島式命運（即無論何況都需在歐亞陸權和歐美海權勢力間尋求平衡）。

越南深知美國之所以不惜代價地介入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其主要原因並不是遏制共產主義擴散，而是捍衛歐美海權所屬之遠東兩大邊陲，即俄屬西伯利亞與法屬印度支那。其中，前者象徵俄屬歐亞，是東歐在遠東的延伸，後者則象徵法屬歐亞，是西歐在遠東的延伸。朝鮮戰爭後，南北兩韓之所以再度僵持在三八線，其原因在於半島地處俄屬歐亞秩序、中原華夷秩序、日本和夷秩序及美屬大洋秩序的交匯處，加之中日兩國政治中心距離半島均僅一海之隔，因此南北兩韓永遠都無法具備兩德統一時所具有的地緣戰略之必要條件。

相比之下，越南戰爭卻相反，且還具有難以相互對比的民族獨一性和地緣特殊性。民族方面，北越認為北狄之所以反復揉捏南越，其原因在於自身力量的薄弱與分裂，因此南北團結重於泰山。除此之外，被殖民之前的越南歷代王朝之內鬥從不受制於任何外部勢力，這一慣例因深深紮根于越南民族基因裏，導致其在面對族內戰爭時額外痛恨外部干涉勢力，不惜一切代價地將其驅逐出境是戰時第一任務兼使命。

地緣方面，朝鮮戰爭堪稱「橋面作戰」，而越南戰爭則是數不盡數的「小道作戰」和「陷阱作戰」。美國最後一刻之所以決定棄守南越的原因並不是受國內「反戰浪潮」的影響，而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已出現永遠都無法彌補的巨大地緣裂痕（即蘇中交惡）。華盛頓在當時敏銳地意識到，披著「共產主義」外衣的民族主義政體終將會瓦解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無論是莫斯科還是北京都不再擁有可持續南擴的能力與資源，美軍也不必繼續將北越視之為不共戴天的死敵，一場可徹底改變東亞權力平衡的「共產內戰」即將席捲遠東，美方未來僅需靜觀其變便可漁翁得利，因為共產陣營面對叛徒時向來都不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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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際博弈改寫歷史進程

反思越南統一前後的東亞整體地緣格局變化，不難看出其所屬地緣板塊在日軍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後（1940年9月23日）的85年時間裏一直處於極其固化且雙向式的戰略被動之中，直至美國「解放日」（2025年4月2日）關稅新政得以宣告為止。事實上，越南地緣戰略地位的有效大幅提升與全球地緣經濟重心的南移相關，即美中新冷戰的全面升級與亞太板塊地緣價值的大幅下降，以及相對應之印太板塊地緣價值的大幅提升。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伴隨自身地緣戰略價值的持續增加，越南周邊板塊所面臨的地緣風險也一併大幅提升。相較於陸上板塊，印度支那半島海域所承受的地緣壓力正與日俱增且前所未有，其主要風險來源乃菲律賓呂宋島以北及日本沖繩島以南海域，即等同于傳統「漢字文化圈」所屬之模糊邊陲地帶的臺灣海峽。

換言之，台海局勢與兩岸關係不僅是間接影響全球穩定的最大不確定因素，且還是直接影響中日關係未來何去何從的關鍵決定因素。究其原因，「統一臺灣」並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終點，而是起點。準確講，古代中原華夷秩序毀於130年前的甲午戰爭之《馬關條約》的簽署（即割讓臺灣），因此建立現代中原華夷秩序的唯一先決條件也同樣是地緣戰略層面上的「收復臺灣」，而非地緣人文層面上的「解放臺灣」。

但無論是「收復」還是「解放」，僅有兩點需要國際社會特別注意。第一，兩岸統一之日乃現代中原華夷秩序問世之時，同時也是近代日本和夷秩序重見光日之時，更是中原華夷秩序與日本和夷秩序再度對撞且再次一決雌雄之時。正因如此，西岸心目中的「武統臺灣」在日本腦海裏既等同於戰後所屬之「亞太新首戰」，又等同于和平所需之「東亞新終戰」，沒有例外。第二，正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若不是東岸裏應外合，西岸也不會如此自信且高調地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統一夢。因此，造成當前台海局勢持續緊張並不是今天的「解繩人」，而是當時表面看似笑臉相迎實則笑裏藏刀的「設局人」，可謂老奸巨猾且陰險狡詐，其言行早已對全球安全與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

歸根結底，東岸「設局人」比西岸還更加渴望目睹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希望這永遠都不是夢。但最令人感到髮指的是，東岸「設局人」作為全球最樂見西岸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方，但卻完全不願為其過程與結果承擔任何哪怕一丁點的風險或責任，只願為其提供可助長民族士氣與國家自信的豪言壯語，以及不知何日可以兌現的絕對式「空頭支票」，即重掌朝政。

族內暗鬥重塑地緣軌跡

事實上，東岸「設局人」所屬之只圖利己式思維模式的潛在邏輯分別是經濟層面上的「借力、使力、不費力」和政治層面上的「借勢、造勢、不並勢」，以及文化層面上的「借思、創思、不索思」與思想層面上的「借詞、用詞、不斷詞」兼歷史層面上的「借脈、控脈、不割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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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東岸「設局人」憑藉自身獨有之敗寇經驗比西岸更加清楚，若「大中華」無法進一步升格就會退變為宋明時期的「小中華」，自東向西式「統一大陸」也會隨之淪為幻想，唯有持續不斷的「西進運動」方可讓「大中華」保持現狀。而「西進運動」的地緣內涵與戰略本質首先就是將壓制「大中華」西進北上的俄羅斯由展翅飛翔「歐亞雙頭鷹」削弱至難以立足的「北極雙頭企鵝」，其次是將阻礙「大中華」西進南下的印度由五彩斑斕的「印太孔雀」圍困至無力狂奔的「南亞鴕鳥」，最後則是在毫無阻礙的前提下與陸權經濟強國德意志所主導的歐盟相對接，通過亞歐新區域一體化進程折斷美利堅「白頭海雕」的右翼，使其喪失原有太平洋板塊乃至全球的有效控制，以便達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東岸「設局人」版本的終點，即全面取代美國與終結美日同盟。

在整個戰略規劃當中，東岸「設局人」最不願看到的就是西岸在其「西進運動」未果的情況下反向實施「東進運動」，即以「統一臺灣」為目標加快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質上，最具諷刺意義的是，東岸「設局人」向來只習慣於反反復複的「吃一塹」，從未懂得「長一智」的重要性，其前輩首次是在一百年前低估了列寧，其次是在八十年前低估了史達林，而後輩則是在二十年前更加嚴重地低估了普丁，進而驗證了「事出必有因，有因必有果」。

實質上，阻礙東岸「設局人」宏偉戰略藍圖與規劃的「世界三大強人」分別是美國川普、日本安倍晉三和俄國普丁。其中，安倍晉三作為「印太戰略」的首倡人已遇刺身亡，川普作為「印太戰略」的執行者已敗選一次且同樣險些遇刺，而普丁則作為「印太戰略」的捍衛者正面臨著同等規模甚至更高的隱患兼風險，可謂凶多吉少。

不應忘記，「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是安倍晉三在任時期（2016年）所提出，距川普當選上任總統一職僅相差一年。美中新冷戰是在川普第一任期之次年打響（2018年），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和武漢新冠疫情封城均產生在川普第一任期結束前夕（2020年），距離拜登當選上任總統一職也同樣僅相差一年。而「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這一論述是安倍晉三卸任次年或遇刺前年所提出（2021年），俄烏戰爭則是在拜登上任後的第二年得以全面爆發（2022年）。

大國博弈重組世界格局

不難看出，東岸「設局人」的如意算盤最終是在2022年被打亂或落空。事實上，東岸「設局人」在西岸所開啟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事上有兩手準備。其中，第一手準備是靜觀西岸在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慘烈角逐，待其凱旋奄奄一息之際借美國殘存之力一舉拿下所有戰果，進而成為唯一能夠笑到最後的勝利者。相比之下，第二手準備則是靜待西岸在角逐過程中觸犯引發「天下圍堵」之勢，進而以「捍衛正義」之名潛移默化地將其慢慢取代，最終實現反向統一。

事實證明，人算永遠不如天算。美中新冷戰的開啟如同一道無形之牆全面且徹底地封堵了西岸前往西歐的所有戰略要道，而「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提出變相告知西岸其所屬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可反向實施，俄烏戰爭的全面升級則提醒西岸不必再糾結於歐亞大陸「心臟地帶」，此地所有道路均僅通向莫斯科，而非柏林或布魯塞爾。對此，東岸「設局人」一方面為「保地紅」，另一方面又為防止兩岸最終在死胡同中「魚死網破」，進而開始用自己的思維邏輯宣導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所遺留之「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以免美國直接介入。

究其原因，美國在完好無損的狀態下若直接介入「台海問題」，將會使其由當前的「東亞問題」直接提升至「國際問題」的水準，進而導致東岸「設局人」最終死無葬身之地且不可避免地淪為歷史。反之，若是有意地讓自己傾向於日本，不僅可以徹底消除日本實質介入的可能性，且還可通過此模糊狀態強化自身手握之「沖繩牌」，以便日後能夠持續「挖牆腳」。但核心的核心卻是可讓「台海問題」在此傾斜過程中由當前的區域型「東亞問題」降級為族際型「兩岸問題」，即確保自身所屬「歸鄉夢」永不碎。

面對如此詭計多端的東亞，早已是世界文明國家之列的越南更加清楚融入分別以中東歐、東歐、巴爾幹、高加索和中亞為核心的「大歐亞」既等同於併入美俄歐三國共屬之「印太戰略」，也等同于永久且徹底擺脫麻煩與紛爭不斷的「大東亞」。

＊作者為哈薩克歐亞關係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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