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數據顯示，日本女性從戰後宿命到逐漸擁有自己選擇權，生活滿足度十多年來持續上升。
在大眾的印象裡，日本女性常被形容為「活得很辛苦」，既要面對職場性別差異，又被期待扛起家務與育兒，每天疲於奔命。不過，如果我們把時間軸拉長到半個世紀，從1966年一路追蹤到2019年，畫面與預期大相逕庭。日本女性對「生活滿足度」正在穩定上升，尤其是年輕世代的變化更加明顯。
如果從年代來看，女性的生活滿足度在昭和時代隨著第一次石油危機大幅下滑，之後在泡沫經濟期間回升；進入平成後，隨著泡沫破裂又再度下跌，2000年代更受到長期景氣低迷拖累。不過，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滿足度不但沒有一路走低，反而在2010年代出現回升，平均水準甚至高於多數昭和年代。統計顯示，1980年代、1990年代與2010年代女性的生活滿足比例，都比2000年代來得高，顯示景氣雖然起起落落，但女性對生活的主觀感受正在慢慢改善。
更有趣的是年齡差異。國際上很多研究都指出，年輕族群近年心理健康狀況惡化，憂鬱與焦慮增加，幸福感普遍下降，這樣的趨勢在美國、英國等超過30個國家都有被觀察到。日本的調查也顯示，年輕人心理壓力不小，但若單看生活滿足度，卻出現相反的現象：尤其是年輕女性，在最近十多年裡的滿足感是上升的。也就是說，在心理負擔與生活期待之間，存在一種複雜的拉扯：壓力並未消失，但選擇與機會變多，讓她們對「自己的人生」感到更有主導權。
為什麼會有這種「幸福急轉彎」的現象？得先回溯戰後到昭和時代的日本。當時社會主流價值幾乎只提供女性一條標準路徑：畢業、工作幾年、在職場找到對象結婚，然後成為專職主婦。男性則預期終生在企業工作，擔任家庭主要收入來源。婚後女性進入家庭，負責家務與育兒，男性在公司當「企業戰士」，是一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性別分工。
這樣的社會結構，在統計上呈現出著名的女性勞動力「M字曲線」：20多歲與30多歲因結婚生育而大量退出職場，到了40多歲、育兒負擔減輕才再回到勞動市場。表面上，專職主婦掌握家庭收支、儲蓄與子女教育費的分配權，彷彿是「家計管理專家」；但那多半是「別人賺來的錢」，一旦遭遇離婚、喪偶或丈夫失業，經濟基礎就可能瞬間崩塌，這種自由屬於「管理型自由」，而非真正的「所有型自由」。
1985年通過的《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則是改變這條單一路徑的重要轉捩點。它開始矯正企業在招募、升遷上對男女的差別待遇，促進女性就業參與。1992年，雙薪家庭數量首次超過專職主婦家庭，同年施行的育兒休業法則讓有孩子的女性更可能留在職場。到了2016年，《女性活躍推進法》又要求企業公開女性管理職比例、改善工作環境，讓女性可以不必在「當母親」與「當上班族」之間二選一。 （相關報導： 日本國會議場僅一間女廁？高市早苗替72名議員發聲請願，希望增設更多女性廁所 ｜ 更多文章 ）
隨著這些制度變化，社會對女性的期待也逐步改寫。過去那種「結婚就該退出職場」「生了孩子就理所當然當全職媽媽」的壓力慢慢減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樣的組合：有人選擇全職工作搭配保育機制，有人改成彈性工時或兼職，也有人把婚姻、生育往後延，先專注於職涯與自我投資。當「結婚」「生子」不再被視為必然義務，而是人生選項之一時，女性在心理上更容易產生「這是我自己選的」的感受，而這正是影響幸福感的重要來源。
到了2020年代，日本的M字貧富曲線已逐漸變平，20多歲與30多歲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顯著提高，「因為結婚或生子就離職」不再是主流。另一方面，薪資成長停滯、物價與房租壓力增加，使得共同勞動幾乎成為多數家庭的必要條件。對20∼40代的日本女性而言，「經濟自立」不只是一句標語，而是與人生安全感直接相連的核心價值。
這一代的年輕女性，從資產結構來看，20多歲單身女性的平均存款看似超過200萬日圓，但中位數只有約100萬，顯示少數較富裕者拉高了平均，多數人實際上仍在有限的流動資金中努力維持安全邊際。這樣的現實直接影響她們對婚姻、懷孕與老後生活的判斷：既渴望穩定，又極度在意風險，既嚮往自由，又知道自己沒有太多犯錯空間。
也因為這樣，金融與科技開始介入女性的「身體時間」議題。卵子冷凍與不孕治療動輒需要數百萬日圓，一般薪水族難以一次負擔，金融機構便設計出專門的目的性貸款，把高額支出拆成長期可預期的還款，讓女性用金融工具「買回時間的選擇權」。同時，以月經管理、排卵預測、更年期照護為核心的「Femtech」市場快速成長，從個人付費走向企業福利，企業開始把女性健康視為一種提升生產力與降低離職率的投資。
在投資面，30多歲女性使用「NISA」（日本個人儲蓄帳戶）利用定期定額投資理財工具的比例逐步攀升，透過手機券商與指數基金，把資金投入全球股市或美股大型指數，偏好「慢慢買、長期持有」，而不是高風險短線操作。對於經歷過泡沫崩壞與失落十年的世代而言，穩健累積資產比追求一夕暴富，更符合她們的人生節奏。
然而，這場經濟自由革命也拉開了女性內部的差距。能穩定儲蓄、投資的，多半是有正職、較高學歷、具備一定金融知識的人；在另一端，非正規雇用、薪資偏低、幾乎無法存錢的女性，連緊急預備金都難以建立，更別說卵子冷凍、不孕治療或長期投資。當社會越來越強調「自立」與「自我責任」時，那些缺乏資源起跑的人，反而更容易被留在原地。
當現代日本的20至40代女性以「個人」身分走進銀行、證券、保險與新型金融服務，讓日本金融市場的基本單位，悄悄從「家庭」轉向「個體」。銀行不再只需要說服「戶長」，而是要面對一個個在不同生命階段、對風險有不同感受的女性客戶，重新設計介面、產品與溝通方式。這股被稱為She-conomy的力量，不只改變資金流向，也開始影響企業對環境、社會與性別平等的重視程度。
當然，選擇變多並不代表壓力消失。對許多日本女性來說，「雙薪是現實所逼」和「我想經濟自立」往往同時存在；她們一邊享受收入與人生主導權帶來的成就感，一邊承擔著照護家人、處理家務與照顧自己身體的多重負荷。尤其是管理職平均年齡落在40至50歲，剛好與女性更年期重疊，身心壓力可能成為新的「看不見的天花板」，這些都還需要企業與制度提出更貼近實情的解方。當越來越多女性真正握有「選擇不依賴」的能力時，不只是她們個人的人生會更有餘裕，日本整體社會與金融市場也將因此變得更有韌性與創造力。 （相關報導： 日本國會議場僅一間女廁？高市早苗替72名議員發聲請願，希望增設更多女性廁所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具駐日10年特派經驗；本文原刊《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