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從南京博物館盜賣《江南春》疑雲，反思故宮百年的典藏治理

近期南京博物館原藏的明代畫家仇英作品《江南春》被發現今年5月出現在拍賣場上，售前估價達8800萬元人民幣，然而當初1959年將此畫捐贈給南京博物館的龐家後人，卻對此事提出舉報，引發社會高度關注。

根據南京博物館紀錄，此畫三度被認定為贗品，隨後被送到文物商店，最終在2001年由不具名人士買走，如今突然出現在拍賣會中，引發盜賣藏品的強烈質疑。更甚者，南京博物館一名文物典藏退休員工發布影片，舉報前任院長涉及「有組織、有預謀的大規模盜竊文物」行為，使事件進一步升高為制度性問題。

此案不僅反映出館方與捐贈者之間長期溝通機制的失靈，更凸顯博物館在完成典藏後，對文物流向與責任歸屬高度依賴人治的結構性風險。事實上，中國大陸博物館典藏文物爭議並非孤例。2002年，北京故宮爆發震驚社會的文物失竊案，證實為內賊監守自盜，以仿品調包真跡；另有未登帳文物遭私自攜出館外。南京博物館於1993年亦曾發生保管員盜取文物變賣事件；2002至2010年間，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館長偽造名畫、盜換真跡，並透過拍賣市場轉售牟利。這些案例都指向同一核心問題：博物館若缺乏制度化、可稽核的典藏管理機制，其公信力便極為脆弱。

此外，綜觀歷史，國寶的典藏與當今人治主義的問題，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從文革期間，中央政府官員借圖書與文物的數量，動輒千餘件，對於文物保存及其公正性具有極大影響。在缺乏制度性保障與正當拒絕權的情況下，專業人士往往難以抵禦權力介入；當其原則立場觸及更龐大的官僚體系或利益結構時，所承擔的代價，可能包括輿論攻擊、職務壓迫，甚至人身風險。

在此次事件後，陸續出現許多博物館閉館，如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陝西歷史博物館等，以升級改造為理由暫停開放，引發聯想。此外，稍早前持續報導南京博物館爭議的《亞洲周刊》微博官方帳號在去年12月30日被禁言。

對照台灣，故宮博物院亦非全然沒有警訊。2011年，台北故宮文創行銷處前助理研究員遭指控私下蒐集《龍藏經》、《永樂大典》影像檔，並與中國大陸廠商合作牟利；二○二一年與二○二二年間，館內更接連發生三件文物毀損事件，包括「明弘治款嬌黃綠彩雙龍小碗」、「清康熙款暗龍白裏小黃瓷碗」與「清乾隆青花花卉盤」，都重創社會對典藏安全的信任。

日前適逢國立故宮博物院建院百年，同時也是台北外雙溪院區落成六十周年。南京博物館《江南春》風波，正好提供一面鏡子，使故宮得以反思自身的制度與定位。誠然，文物詮釋與博物館角色，長期交織於政治論述之中，但作為一座國際級博物館，其核心使命仍在於妥善保存文物、建立制度信任，並促進學術與文化交流。

展望未來，故宮至少應聚焦三個方向：其一，持續強化文物保存與風險控管機制，從實體修復到數位建檔，皆須符合國際標準，避免再次發生毀損古物的悲劇；其二，減少人治色彩，增加制度治理，讓文物調動、鑑定、除藏皆有清楚程序與外部監督；其三，降低政治干預。過去曾提出在台北正館增設玻璃入口亭的修復再利用計畫，被質疑服務於「去中化」政治目的；亦有主張故宮文物應歸還北京的論述，無形中削弱台北故宮作為世界級典藏機構的定位。

南京博物院文物外流事件顯示，缺乏透明清點、權力分立與法治化處置，將使文物管理淪為黑箱，並引發體制信任危機。相較之下，台北故宮透過定期大清點、分權鑑定及公開數位典藏，雖能降低監守自盜與誤判風險，但仍需透過不斷優化整體制度才能確保國寶能永久流傳。此一對比證明，制度而非個人，才是國寶最可靠的守護者；唯有建立透明、可監督、去政治化的治理架構，文化遺產方能長久保存。

若能在未來發展中，進一步強化制度透明、專業自主與國際接軌，故宮才能真正走出政治拉扯，建立屬於自己的道路。唯有將文物治理回歸制度，而非寄託於個別人物的道德或權威，才能重建社會對典藏安全的信任，並確保研究、展示工作得以長期穩定運作。當故宮能以清楚可稽核的制度，向社會與國際學界證明其專業性與中立性，才能在文物典藏、學術研究與國際交流中，展現長期可信、穩定且具文化深度的公共價值，真正成就下一個值得期待的一百年！ （相關報導： 北京觀察》真跡還是贗品？南京博物院拒公開真偽，龐氏家族怒揭《江南春》消失66年真相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