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僵局，很大程度上源於台灣的論述長期受困於歷史包袱與政黨私利，從而不願正視國際現實格局與大陸的戰略底線。本文嘗試跳脫此框架，從國際法理與大陸視角，重新剖析台灣當前的困境。
位處西太平洋地緣核心的台灣海峽，風吹草動皆牽動全球。七十餘年來，兩岸關係載浮載沉，形成今日複雜僵局。近年，一股簡化論述流傳：「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管轄台灣，故無主權。」此論述將「治權」等同於「主權」，雖具情感號召力，但在嚴謹的國際法理與殘酷的政治現實面前，顯得蒼白，更潛藏危險。本文旨在辯證主權繼承的法理與實力原則，論證欲求和平，必須超越此類認知扭曲。
一、國家繼承的法理辯證：所有權不因治權中斷而消滅
首先，必須釐清國際公法核心概念：「政府繼承」與領土主權的完整性。國家主權如「所有權」，完整且不可分割；政府則是行使主權的「代理人」。代理人的更迭，尤其在內戰後，不當然導致國家領土分裂。
二戰終結，《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等具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件，確立台灣歸還當時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此為台灣法律地位的戰後基石。隨後的國共內戰引發中國代表權爭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逐步取代中華民國政府，獲國際社會普遍承認。
從國際法角度，此過程屬「政府繼承」。新政府繼承了舊政府所代表的整個國家的國際法人格，包含其領土疆域的「所有權」。台灣作為中國領土一部分，其主權歸屬隨「中國代表權」轉移，在法理上轉至新的合法政府。儘管北京政府因內戰延續及國際干預，至今未能對台行使有效治權，但在法理上，這僅構成「主權所有權完整，而治權暫時分離」的狀態，絕非主權本身的割裂或喪失。譬如合法繼承人雖暫時無法進入莊園的某個房間，但他對該房間的所有權分毫未損。將「治權未及」無限上綱至「主權獨立」，是法理上的根本性誤讀。
二、國際承認的集體現實：2758號決議後的政治框架
國際秩序並非建立在單方宣告之上，而是由主權國家間的相互承認構成。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成為轉捩點，該決議的核心是處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最終的結果是，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原先由中華民國政府所持有的席位，也因此發生了替換。
此決議的內涵至關重要，它確認了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由北京政府代表「中國」的法律地位，使得「一個中國」的框架獲得了最高程度的程序正當性。
此後，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在與北京建交的公報中，或承認（recognize）、或認知（acknowledge）「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些法律文件與外交實踐，共同構建了難以撼動的國際法與政治現實。任何試圖以「治權獨立」挑戰二戰後國際秩序的行為，都無異於將自身置於國際法理的孤島。
三、實力原則的冷峻警示與「共治」的邏輯
法理之外，國際政治終究無法擺脫實力原則的影響。法理提供宣稱基礎（盾），綜合國力則是實現宣稱的手段（矛）。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主權的主張，不僅有法理依據，更有其強大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作為後盾。
當「所有權」明確而「治權」長期分離時，和平解決的途徑必然指向某種形式的政治協商，即廣義的「共治」。北京提出的「一國兩制」，其核心邏輯，便是在「國家主權統一」的前提下，承認兩岸在「治權」層面的差異，並允諾高度自治。
然而，若台灣的政治論述持續以「治權現狀」否定「主權聯繫」，將任何統一協商都視為背叛，實質上是在堵死所有和平共治的可能。這種將「治權」絕對化的思維，拒絕面對「所有權」的歸屬現實，最終只會將問題推向實力攤牌。歷史昭示，當協商之路斷絕，實力對決便成為最終仲裁。
四、認知扭曲的終極風險：戰略誤判與和平的消逝
對主權的認知扭曲，不僅是學術辯論，更是戰爭的溫床。更危險的是，這種扭曲往往以「民主自由」為外衣，作為逃避核心主權問題的擋箭牌。為了迴避與大陸進行艱難的政治定位協商，一種人為的、虛假的台獨概念被製造出來，並動員社會力量為其服務。
這種內部動員甚至不惜引發劇烈的政治內耗，例如近期引發社會對立的「大法官之亂」，正是在此脈絡下的產物。當民主程序本身因政治鬥爭而受侵蝕，以至於多數的台灣人民並不覺得現在很民主時，這面「民主」盾牌便已鏽跡斑斑。
當一種脫離國際法理與實力現實的敘事，裹挾著內部撕裂的民主光環，引導台灣社會堅信僅憑「七十餘年未被管轄」的事實便足以構建獨立主權，這將直接導致對北京戰略底線的嚴重誤判。對北京而言，台灣問題是其憲法、國家統一及民族復興的核心利益，是不可退讓的「紅線」。如果台灣的政治走向被解讀為從「治權分立」滑向「主權分裂」，實質挑戰其國家領土完整的「所有權」，當和平統一的空間被消耗殆盡時，非和平手段將從理論變為現實。
五、結語：擺脫政黨包袱，回歸人民福祉
台海解方，需要的是超越口號的智慧，是立足於法理與現實的務實。我們必須承認，兩岸分治是客觀事實，但此事實並未改變國際法框架下「一個中國」及台灣作為其一部分的法律地位。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台灣人民，無需再背負國共內戰遺留的歷史包袱，更不必去承載特定政黨為一己之私、幻想脫離現實的「台獨」而招致的軍事演習與龐大壓力。當除去政黨的框架與包袱，兩岸人民之間從來沒有根本的仇恨。一個和平繁榮的未來，理應由兩岸的人民，在正視「所有權」歸屬的基礎上，以最大的政治智慧去共同探索「治權」的安排。
持續在「治權未及」上打轉，甚至以內部撕裂為代價營造獨立幻象，只會將兩岸關係鎖入死局。所有權大於治權，是歷史與法理的冷峻定律；讓人民擺脫政黨綁架，務實尋求政治和解，才是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徑。 （相關報導： 柳金財觀點：國安論述壓過交流和平？民進黨在兩岸條例修正策略及其侷限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英國里茲大學國際企業博士,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博士，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系副教授台灣社會共好論壇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