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法不罰眾、刑期無刑，為何不存在交通治理的概念裡？ | 何豪毅

法學界有幾句話，唸過法律的人都可以朗朗上口，像是「法不罰眾」、「刑期無刑」，這背後都有很基本的法學哲理，然而對目前掌管交通政策、制定交通法規的人來說，似乎全然不把這些概念放在眼裡。

法不罰眾，指的是法律必須符合人性，讓守法成為一件容易的事。當大家都很簡單就能夠做到守法，就比較讓人願意守法、樂於守法；當守法的人成為多數，違法者只是少數，那法律的權威性就被建立起來。這是法律的正當性很重要的一部份。

刑期無刑，講的是處罰的本身不是法律的目的，而是希望藉由處罰的存在，讓大家擔心不守法可能帶來過高的「成本」；換言之，法律最好的狀態，是所有人都遵守法律，完全沒有人因此受罰。當然，這是極端理想情況下法律最好的狀態（現行極少被處罰的法條，可能有很多種原因，未必是上述情況）。

不過現在的交通治理情況完全不是如此。各縣市政府針對交通罰單收入，每年都有編列歲入預算，但各縣市政府每年均以「超收」做收尾，這多出來的超收還不是多個1%、2%，更多是以10%、20%起跳。

這當然與《道路交通違規罰緩收入分配及運用辦法》規定，罰單收入75%分配給縣政府有關，儘管此法還規定其中11%需運用於交通執法與交通安全改善經費，但從未見哪個縣市政府公開運用內情，違反了也未有罰則，形同具文。

超收金額不受縣市議會管轄，事前不用提交預算規劃，事後用了也未見審計檢討，大大方方成為地方首長小金庫，自然是多多益善。於是掌權者樂於多插測速照相機、區間測速等，美其名曰「科技執法」，事實上是以機器取代人力，用更產業化、規模化的模式，變相從人民身上抽稅。

更有甚者，政府還大幅開放民眾檢舉，莫名其妙將執法權下放給一般人民，讓人手一機的行車記錄器成為人們互相仇恨的工具。罰單金額年年爆增，民眾檢舉這項惡法必須占一半功。

有好事者說：「不要違規不就好了」、「不要超速很難嗎？」說實話，不超速還真的很難，這不是說駕駛人都愛超速，而是其規範速限真的不符合人性。

舉例來說，市郊道路原始工程設計速限是70公里，完工交給管理單位，通常會降為60公理，但70公里工程設計是設想可能通行的最壞情況，是供「大型車」行駛的最高安全速度，對一般汽機車駕駛人來說已經很慢了，還再降10公里，極不符合人性，何況一旦肇事，不分青紅皂白又再降為50公里，難怪眾人皆罵是「罰單陷阱」。

警察機關總以「交通法規的目的是為了安全」搪塞外界對罰單超收的質疑，然而年年成長的交通罰單，並未與事故率呈現相關性，不合人性的速限、不合常理的交通工程，才是交通困境的根本問題，正視不符人性的交通法規，改善交通工程，讓人們易於遵守，才能打破現狀，拯救未來無辜輪下亡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