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眷村的再生願景，從記憶場所到公共想像
高雄的眷村，如黃埔新村、建業新村、雄中三村，曾經是臺灣戰後遷徙史的重要節點。隨著世代更替與人口遷出，這些空間原本面臨拆除或閒置的命運，卻在「以住代護」政策的導引下，開啟了一種被稱為「保存式使用」的再生途徑。這不只是物理建物的保存，更是一場對歷史敘事的再造：國家記憶與在地文化交錯重疊，形成地方創生的一環。
然而，這樣的政策也懸掛著一層模糊性：眷村是遺址、文化景觀，還是經濟體？進駐的青年與藝術工作者，究竟是文化使者，還是必須自負盈虧的「承租戶」？官方口中的「以住代護」是否真能實現文化活化與公共利益的平衡？願景之中早已種下經營現實的糾結。
一、高雄模式的開展與分歧：以黃埔與建業為例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與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合作推出的「以住代護」制度，表面上看是文化保存與青年創業的雙贏設計，但在實務運作中卻呈現高度分歧。以黃埔新村為例，其歷史意涵深遠，為高雄少數完整保存的「三級古蹟眷村聚落」，進駐者多為具文化創意背景的工作者，強調與社區的互動與「場所精神」的維持。
然而，建業新村的情況則不同。由於建物老舊、維修成本高昂，進駐者往往面臨高達數十萬元的整修費用，且缺乏公部門後續協助，加上人流分布不均，導致多數空間轉型困難、撤出頻仍。
這種政策「一體適用」下的操作困境，也讓許多進駐者進退維谷：既被賦予「活化者」的象徵角色，卻又在實際經營上缺乏制度性支撐。黃埔成功背後的社群基礎與品牌資源，並不易被他處複製，而建業的冷清與沉寂，則成為制度設計未竟之處的投影。
二、文化保存與商業經營的兩難：進駐者與制度的緊張關係
「以住代護」是一種相對開放的制度，允許進駐者自由規劃使用空間用途，卻也因此產生了角色模糊與目標分歧的問題。有人希望進行文化策展、社區共學、藝術創作，也有人以開設咖啡館、餐廳、民宿作為主要營運方式。這些經營型態的多樣性雖帶來創意，但也讓社區面臨「文化商業化」的批評。
原眷戶對於商業行為在老屋中頻繁出現的反感、文化局對於「不夠公益」空間的審核標準、進駐者對於收入不足以支應租金與維修成本的無力感，三方之間形成結構性的緊張。許多原先抱持文化理想進駐的青年，最終也不得不轉向「變現」模式以求生存，這也讓眷村空間的文化意涵逐漸淪為標誌性外皮，而非實質精神延續。
三、數據背後的故事：流量、戶數與現場的人為選擇
根據高雄市文化局公開資料，自2014年推動以住代護至2025年止，黃埔新村約有約50戶進駐者，建業新村約20戶，平均續約率僅約五成。許多空間曾多次換手，甚至長期閒置。從人流來看，黃埔新村年均吸引遊客約10萬人次，但大多集中於假日市集與特定活動，平日人潮仍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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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根據民間文資保存團體調查，進駐者自費整修平均約落在25萬至50萬元不等，這筆支出在無租金減免與無政府補助的前提下，等於「自行承擔公共建築維護成本」。而在受訪者質性回饋中，最常出現的詞彙包括「不確定性」、「孤立無援」、「責任模糊」。
這些數據不只是量化呈現，更是制度設計未能提供足夠支持的折射，一個以「文化公共性」為名義發展的政策，實際上卻由個體以極大風險來實踐。眷村保存的責任，究竟是城市的共同義務？還是進駐者的個人夢想賭注？
四、世界怎麼做？國際社區保存與活化的治理啟示
全球許多城市都曾面臨老社區保存與活化的兩難。以荷蘭阿姆斯特丹為例，其東區工業村因空置與沒落，曾被視為「都市負資產」，市政府採取「社區自治+微型資本」的合作方式，由居民組成合作社，共同擬定營運規劃，並在政策上給予稅務與租金減免，將工業遺址轉型為創意聚落與社區實驗基地。
在韓國，首爾市的「再生聚落計畫」同樣強調「文化聚落的社會基礎」。政府不僅投入硬體修復經費，更設立「社區營運人員」制度，協助進駐者建立互助機制。這種由制度支持的共治模式，使空間活化不再倚賴進駐者的個人犧牲。
日本熊本縣的「村屋創生制度」則強調「以鄉村文資為引擎，搭配空屋銀行與區域合作社」，讓進駐青年與在地居民協力維護生活機能，也在制度上推動「住宅即文化資產」的觀念轉換。
這些國際案例提供臺灣以住代護政策三項重要啟示：一是地方政府須在制度上扮演積極推動者；二是「以住」與「代護」之間需明確界定責任分工；三是公共資源的投入不能僅停留在選址階段，而應貫穿空間使用與社群建立全過程。
五、什麼才叫成功？高雄以住代護的評估指標再思
現行高雄市的眷村活化計畫多以「進駐戶數」、「活動場次」、「人流統計」作為主要成效衡量指標。然而，這些數據往往僅呈現表面熱度，無法反映空間的長期營運能力與社群連結強度。
對照國際案例，我們建議高雄應發展一套更具深度的多元指標系統，包括：
1.營運續航力指標：如平均租期、二次續約率、營運中止率等。
2.文化傳承成效：如策展活動中在地記憶元素的比例、原住戶參與度。
3.社群互動密度：如共學課程、人際連結網絡、居民參與率。
4.制度支持體系健全度：如進駐者對政策透明度、協助回應速度的評價。
評估的指標不只是治理的工具，更是制度責任與文化價值實現的量尺。高雄若欲真正以住代護，則不能再以單一量化資料評斷成敗，而應將治理績效與文化深度並陳。
六、從補助到共治：治理角色的再定位
過去的以住代護制度，多是進駐者與文化局之間的雙邊契約，政府提供空間與使用規範，進駐者負責維護與經營。但實際操作中，這種「輕介入治理」導致資訊不對等、問題無從回報、經營孤島化等現象。
若將治理視為共治關係的建構，就應賦予居民、原住戶、進駐者、政府各自合理定位。高雄可借鏡日本與德國的「社區經理」制度，設立中介性角色，整合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聲音，並定期召開空間治理會議。
此外，財務上也應轉型：從一次性補助轉為長期營運基金，促使進駐單位更願投入具社會價值但短期難見成效的文化行動。政策不是退場者，而應是平台搭建者、衝突協調者、資源導向者。
結語：眷村不只是場景，而是城市活力的一環
最終，我們應拋開「保存就是凍結」、「活化即商業」的二元對立。眷村作為城市歷史的一部分，其意義不該只存在於館舍與展示牌中，更應存在於人們的日常使用與公共參與中。
高雄若要打造真正能長久運作的以住代護眷村，需重新定位這些空間的角色：它們不只是文化資產，也是一種城市生活實驗場，是居民、創作者、文化機構、治理單位之間共同學習與妥協的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