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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九月一日毛人鳳限令趙耀斌（或姜毅英）對收編蔡孝乾等省工委領導做最後努力，而姜毅英（或趙耀斌）「於九月十四日提出可用結論」之後，蔡孝乾卻於同月十七日「患染神經病」，隔日被送進臺大醫院。於是，保密局（或谷正文）策畫的馬雯鵑的「運用」腳色，終於在九月下旬登場了。蔡孝乾「突患神經病」根據目前可見的解密檔案，事情的經過大致如下：九月廿四日，為了替監管蔡孝乾的四名探......

「老劉：當局要我們發表文告一事，經我考慮認為必要。不過因我頭昏不能執筆，請你起草，由我們四人共同負責。」——蔡孝乾（一九五○年五月一日）長久以來，關於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以後的遭遇有種種無法核實或錯誤的傳說。例如，主張「台獨」而坐過牢的謝聰敏〈台灣抵抗運動與華人世界〉，說他受盡酷刑，特務甚至割開他的腿部，撒上食鹽逼供。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李宣鋒、魏永竹〈當事人蔡孝乾......

保密局老特務谷正文的口述回憶，在誇張描述逮捕現場作為鋪墊之後，緊接著的情節發展，就是讓蔡孝乾被捕時正好在橫跨新店溪的川端橋（今光復橋）下「釣到一條大魚」的「捕蝶人」自己出場，大顯身手，攻破尚不知其真實身分的「老鄭」的心房。谷正文自稱早年以軍統臥底身分參加過一二．九運動，而由此關係參入八路軍，曾在一一五師山東根據地的「文藝宣傳隊」工作，後來復歸軍統。因此，他「......

「一九四九年八月，由於臺大法學院支部的暴露，引起光明報的破獲和基隆中學組織的破壞。在這連串的破壞中，台灣組織始終在國防部保密局的監視與控制之下，首先由於基隆中學事件波及於高雄的組織，繼而新竹、台北、台中等地相繼破壞，省工委的全部委員先後被捕。」——蔡孝乾（一九五○年《自白書》）一九四九年八月間《光明報》被破獲起，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全省組織相因相循，始終暴露......

台灣同胞們：我是蔡孝乾，本省台中彰化人……在本省同胞中間，或許有許多人認識我，知道我。我今年四十六歲了，自從民國十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到現在也已經二十五年了。我曾經在江西蘇區時代當選為中華蘇維埃政府的中央執行委員，也曾經參加過中共的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以後，初期是擔任蘇維埃政府的內務部長，後來調任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的敵工部長。我是中國共產黨裡面台灣籍......

這本《憤怒的台灣》，是1947年至1949年，蘇新流亡香港時期撰寫的台灣史著作，時間從荷蘭佔領以前一直到國民政府遷台前夕。

1975年秋天我在休學晃盪而徬徨少年時偶然接觸了文學，隨即立志以寫小說為人生的志業而持續閱讀各種經典，大學時候的1982年在熬不過思想沒有出路的苦悶的一個冬夜開始提筆寫小說，後來想把小說寫好，就去參與各種社會、政治運動，再後來怕把筆丟了，也為了可以繼續參與運動，豐富生活體驗，提高思想視野，就去小說家陳映真先生的《人間》雜誌做報導文學。因為這樣，我偶然與長期禁忌而不為人所知的二二八及其後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台灣歷史相遇，從而找到思想的出路與安身立命的寄託。我於是展開至今仍在進行的台灣民眾史的調查研究與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