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特務的一面之詞，不可輕信：《我是蔡孝乾》選摘（4）

「老劉：當局要我們發表文告一事，經我考慮認為必要。不過因我頭昏不能執筆，請你起草，由我們四人共同負責。」——蔡孝乾（一九五○年五月一日）

長久以來，關於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以後的遭遇有種種無法核實或錯誤的傳說。例如，主張「台獨」而坐過牢的謝聰敏〈台灣抵抗運動與華人世界〉，說他受盡酷刑，特務甚至割開他的腿部，撒上食鹽逼供。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李宣鋒、魏永竹〈當事人蔡孝乾家屬馬雯鵑暨蔡艾安訪談記錄〉說，蔡孝乾被捕後，「其妻及內弟等人乃及時輾轉潛返中國大陸」。再者，至今流傳最廣，乃至於「蓋棺定論」的說法是：蔡孝乾在情治人員的威逼利誘下變節投降，將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和盤托出，出賣同志而苟活。

老特務編造的叛徒形象

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以後的具體說法，只有老特務谷正文晚年口述編造的所謂「台共四大頭目獄中互鬥逼瘋老大蔡孝乾」的情節。儘管它所述的日期「民國三十九年三月底」，是一以貫之地錯誤到底，但在沒有其他一手材料的限制下，我們還是暫且耐著性子，通過閱讀老特務吹噓的一面之詞，試著想像進入蔡孝乾被捕以後必然要面對的嚴酷的刑訊的鬥爭現場吧。

谷正文：蔡孝乾、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這四位台共組織的領導人物均已落網。不論是毛人鳳也好，是彭孟緝也罷，甚至是我的同僚、部屬等等，都在期待著這些台共幹部遭槍決，然後掃蕩棋盤上所有的棋子。但我向毛人鳳表明，留著這些無害的棋子，等著它們慢慢發霉，再下手也不遲。毛人鳳自然明白我的用意。得到老先生〔蔣介石〕的首肯之後，我著手策畫四大頭目自新。不過，由於此次對象特殊，在執行上，我遇到了較多的困難，也費了較多的心思。因此，蔡孝乾、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在「南開大學」進修的時間就要長得多了。

保密局看守所位於延平南路，當時社會大眾多以「南開大學」謔稱（沒收辜家延平北路的「高砂鐵工廠」改建的看守所則有一個「北洋大學」的渾名）。南開大學在日據時代原是犯罪之日本軍官接受悔過處分之用，建築可說十分考究，寸餘厚的檜木地板，配上工整的磚砌厚牆，除卻隔間狹隘不說，與當時社會的居住環境相比，可謂水準之上，所以四大頭目在居住環境上，大約沒什麼怨言。在生活方面，我也盡量給他們最大的優待，除了正常的伙食之外，每天另有五元的餐費。…… （相關報導： 陳翠蓮專文：蔡孝乾出賣同志，換取安享餘生 ｜ 更多文章 ）

這四個台共靈魂人物，萬萬想不到，國民黨特務會以共產黨的鬥爭手法來讓他們互相鬥爭。記得那個中午，我將他們四個人集合起來，叫了幾道酒菜，說是請他們吃飯。「你們承不承認失敗？」我在開場白就說，氣氛頓時陷入了更深的膠著。在沉寂了許久之後，我已經不記得是誰先承認失敗，不過，在當時我一見有人點頭，便接著說：「我們勝利並不是因為人員比你們多，比你們強。但是，你們還是失敗了。共產黨不是最喜歡檢討嗎？我們現在就來檢討檢討。」之後又是一陣死寂。不久，陳澤民首先發言：「我們的失敗都是蔡孝乾你一個人造成的！回台灣之前，你從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分。但到處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員，根本沒有辦法發展新關係。」

「這不能怨我，是上級指派我。」蔡孝乾急著辯解。

「是上級指派你。但你也沒交代！」張志忠指著蔡孝乾拍桌大罵：「今天我們要是被槍斃了，全是你害的。」當然，張志忠還一一數落了蔡孝乾如何誘姦十四歲的小姨子，如何侵吞一萬美金的經費，如何四處炫耀其共黨負責人的身分，以及生活是如何地糜爛，天天在波麗露西餐廳（位於民生東路，是當時最有名、最時髦的西餐廳）吃早點，在山水亭（位於延平北路，為著名餐館）吃飯，在永樂町看戲……

其實今天的「公開」鬥爭，早在民國三十六年〔應該是一九四八年〕間，香港舉行的台灣工作檢討會便已揭開了序幕。不過，今天這整個內容仍是大談自己多賣力工作，而老蔡是如何在享受「衣錦還鄉」的快樂。說著說著，甚至有人當場哭了起來。

一餐飯吃下來已過了下午五點，卻沒有人動過筷子。當晚，我就帶著他們四人到西門町逛了一下。洪幼樵的妻子許小姐甚至帶了小孩同行。

之後，我又帶他們出去了幾次，每次總能拉近我與四大頭目的距離，他們也大多能承認錯誤。唯獨張志忠至終不肯接受，甚至在槍決前，仍向我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

老特務的這段敘述依然是既毒辣又有效醜化蔡孝乾及其同志的手法。在沒有任何反證的情況下，他不需要任何證據，僅憑一面之詞，假借陳澤民，尤其是張志忠的「批鬥」，就刻劃塑造了比腐敗的國民黨接收官員還要不堪的貪腐姦淫的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組織領導人蔡孝乾的形象。他甚至刻意抬高其他三人而集中打擊蔡孝乾，說「在我與這些人的交手經驗裡，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滿；而張志忠後來雖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對他的評價卻最高；至於洪幼樵則是一個溫和的書生；而原籍廈門〔東山〕的陳澤民，則給我深刻的好印象。」據此，他又對中共中央當年對台工作的決策做出有當下及未來現實政治作用的歷史評價說：「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於樂觀，以致行跡過於暴露之外，它的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假如當初共產黨派來台灣領導地下活動的人有幾分周恩來或羅榮桓的才氣，那麼，歷史的演變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問題是，首先，陳澤民與省工委的組織關係是在香港會議之後，而張志忠早在日據時期就在閩南地區與被開除黨籍的老台共蔡孝乾（化名楊明山）有過共同的反帝運動經歷，他們怎麼會去批判蔡孝乾「回台灣之前，從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分」呢？難道，進入江西蘇區乃至於經歷過抗戰末期的整風運動之後，中共中央會不知道一九二五年就在上海大學入黨的蔡孝乾曾經參與過殖民地台灣共產黨的組織與運動嗎？ （相關報導： 陳翠蓮專文：蔡孝乾出賣同志，換取安享餘生 ｜ 更多文章 ）

再者，所謂張志忠「一一數落了蔡孝乾如何誘姦十四歲的小姨子」之事。如果確有其事，除非被「誘姦」者自己張揚，第三者是應該不至於會知道的吧。因此，在解密的一九五○年五月一日《馬雯鵑供述筆錄摘要》第十一項，我們就看到了一段詳細敘述時年十六歲的馬雯鵑被二姊夫蔡孝乾「誘姦」的筆錄。儘管文字有如色情小說般不堪入目，但是為了理解撲朔迷離的歷史實情，我們還是不得不原文照錄：

「我二姐在台時，二姐夫對我沒有褻瀆的行為。我二姐走後，二姐夫常利用機會摟抱我，吻我，惟未強迫我實行性交，因我年紀太少。在寧波西路時亦沒有性交的事。卅八年十二月初遷居泉州街後，僅我和二姐夫二人同住。遷居後數日，一天夜裡，他偷偷地跑進我的寢室，我時睡夢方濃，他即睡在我身邊。我醒來時，覺得他很緊的靠著我，並發覺內褲濕潤。我推他，要他到他自己床上去睡。他儘嘻嘻笑不肯走，糾纏了一些時候才離開我的寢室……」

白紙黑字，我們不能說它「空口無憑」。但問題是，即便確有其事，她為什麼要交代這些私密之事呢？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卅一日已經被捕的張志忠又怎麼會知道呢？或者應該這樣問，為什麼保密局特務在獲案僅僅四天之後的刑訊要刻意誘導一個未成年的女孩去回答這種與案情無關的私密問題呢？這樣的口供對追查破壞省工委殘存的組織有何必要與助益呢？可以理解，一個剛剛四十出頭的青壯男子與正值青春的妻妹同居一室，不就是特務最好用來詆譭一個革命者的最好的宣傳材料嗎！首先從道德人品上摧毀革命者的形象，從而也就否定了他的政治理想的正當性。因此，難道我們不能懷疑：這份由刑訊者記錄，而且沒有受訊者簽名的「供述筆錄摘要」，可能是刻意虛構的嗎！

就常理而言，當我們隨著蔡孝乾的出生、成長及革命的歷程一步一步地走到這裡時，請問腦袋正常能夠客觀思辨的讀者，你的認識還會允許你這樣無知地輕信老特務的一面之詞嗎？如果依然如此，那麼請問：一個「四處炫耀其共黨負責人的身分」的人，為何要到第二次被捕以後一段時日，保密局上上下下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與身分？有何具體證據說他「侵吞一萬美金的經費」，甚至「誘姦十四歲的小姨子」？還有，即便他天天都待在台北，又為何非要「天天」穿越台北市區，從居住的城南大老遠到城北的波麗露西餐廳、「台灣知識文化界梁山泊」的山水亭台灣料理店，以及大稻埕的永樂町，去「吃早點」「吃飯」「看戲」等等？ （相關報導： 陳翠蓮專文：蔡孝乾出賣同志，換取安享餘生 ｜ 更多文章 ）

谷正文既對中共有「切身的瞭解」，又深諳輿論宣傳之道，也就是今之所謂「認知作戰」，所以，為了在反共的台灣社會博取讀者眼球，賣書賺錢，必然以八卦雜誌特有的行文方式，編造蔡孝乾等台灣共產黨人似是而非的歷史情節，從而以抹黑醜化台灣共產黨人形象的方式，完成一篇「政治正確」的反共文論。反諷的是，他肯定沒能預料到，這些反共政治鬥爭的基本操作，不但不曾在大陸知識界遭到一絲邏輯上的質疑，反而成為包括歷史學界權威學者在內，不經調查研究，人云亦云，隨意塗色，共同建構的「中共叛徒蔡孝乾」的固定形象了。其中，各種網路文章抄襲源頭的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某教授（少將）二○一○年八月二日發表於《學習時報》第七版的〈中共台灣工委為何遭受大破壞〉就據此論斷說：「歷史事實證明，蔡乾從艱苦的延安返台後，因當地有日本經營的基礎而在經濟水準上遠高於大陸，便迷戀於奢華生活，熱衷於聯絡上層工商人士。他原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後，便同僅十四歲的妻妹同居。錢不夠花便挪用組織經費。進入一九四九年後，蔡乾竟向島內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分以索要贊助，並聲稱若給錢則解放後必予關照，似這般張揚遲早會被敵特發現。他的被捕雖出於偶然，然而歷史的偶然性恰恰寓於必然性之中。」

實事求是。第一，蔡孝乾返台以後的社會身分偽裝就是商人，即便「熱衷於聯絡上層工商人士」，應該也是統戰工作的必需，但他究竟熱衷於聯絡了哪些上層呢？第二，他的妻子馬惠玲於一九四九年四月離台返滬，一直到幾年前都還活得好好的。在大陸，相關的證人也多的是，而且有合照為證。第三，他「同僅十四歲的妻妹同居」，確是事實。但應該也是地下工作的保護。如前所述，他們本就是同居的家人，而且同居者還有為他們做家事的曾來發的妹妹曾翠綠。到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或十二月初）遷居泉州街，則化名「鄧昌華和鄧莉」，以兄妹名義申報戶口。一九五○年元月八日，曾翠綠通報曾來發失蹤，蔡孝乾隨即安排馬雯鵑暫住表姊宿舍。兩人從此不再「同居」。然而，這樣的「同居」歷史，後來就經由保密局特務刻意編造，從而變成大陸網絡輿論眾口一辭「姘居」、「誘姦」小姨子的「蔡孝乾」了。第四，說他「錢不夠花便挪用組織經費」，既沒有具體內容說怎麼不夠花，也無具體根據說挪用了多少組織經費，花在什麼地方。第五，說他向一些富人炫耀索費並作政治交易之事，同樣也沒有指出是哪些富人？更沒有出處根據。

我無意，更沒有必要，替蔡孝乾作任何個人的辯護，只是，面對這樣無須調查研究與論證即可隨意論斷歷史的文風，實在不知該說什麼了。而堅決反共的老特務地下有知，真要笑掉他自認「無恥」的大牙了。

文告的起草

現在，在當事人沒有留下文字或口述史料的情況下，我們只有從可見的當年有關單位的官方文書，試著去認識或還原盡可能接近事實的歷史了。而台北檔案局近幾年解密開放的「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文、案卷整編單」案名「蔡孝乾(4)」，寫在裁切過的十五頁十行紙或便條上的蔡孝乾四人的簡要對話，讓我們可以從側面設想：經過可以理解卻很難想像的嚴酷刑求之後，在保密局羈押的蔡孝乾等人的身心狀態。

五月一日，蔡孝乾傳給化名老劉的洪幼樵一張便條，內云：當局要他們「發表文告一事」，經他「考慮認為必要」。不過，因他「頭昏不能執筆」，所以請洪幼樵起草，由他們「四人共同負責」 。他同時另用一張十行紙，寫了包括三大部分的要點：「〈一〉文告內容：一、省工委到台灣建立工作的經過情形，從蘇北到台灣。二、到台灣後開闢工作的經過：接收舊台共的一些關係，與各自找職業以取得立足—至二二八事件。三、二二八事變到香港會議。四、香港會議後到基中事件（即光明報事件）。五、由基中事件到高雄組織的破壞，以至省工委全體負責人的被捕，以及台中、新竹、台北地方組織的遭受破壞。〈二〉檢討：一、對於客觀環境的分析。二、對於自己方面政策的檢討及組織上工作上的檢討。三、對當局的政策的檢討。〈三〉宣告省工委及全省黨組織的解散：一、說明理由。二、號召地方黨員向當局自首。」

據此，可以確知，從四月廿七日在嘉義竹崎被捕，不到四天，經歷了外人無法想像的嚴酷刑訊之後，不管基於內心的何種想法，作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的蔡孝乾，決定公開發表轉向聲明了。 （相關報導： 陳翠蓮專文：蔡孝乾出賣同志，換取安享餘生 ｜ 更多文章 ）

「要我起草文稿，所列要點極為抽象，手頭沒有資料，無法執筆，」二月十六日被捕的老劉，也就是洪幼樵，回覆蔡孝乾說，「請將下列未能明瞭之點告知：1. 請將省工委到台灣建立工作的經過情形。2. 接收舊台共一些關係之情形。3. 基中事件之經過。4. 對於客觀環境的分析。5. 你被捕之經過，與台北地方組織遭破壞的情形。6. 黨解散的理由。7. 客觀環境的分析。」

蔡孝乾於是按照老劉的要求如實回覆：「（一）省工委到台建立工作的經過：日本投降後，中共中央決定派蔡到台灣建立工作，由周恩來召去談話，因當時缺乏幹部，指示到華中局調遣一批幹部入台。具體工作也由華中局指示。對於建立組織〔的〕原則，還是依照精幹隱蔽的政策，深入調查研究，與群眾取得聯繫，以取得自己的立足。於卅四年十二月底到達華中局所在地（淮安），會到華東局委員劉曉，由劉向華中局建議：成立台灣工作委員會，以蔡為書記，調劉和張〔志忠〕兩同志為委員。此外調了唐海光、林英傑、崔（小崔）、莊北海〔莊五洲〕、許芸〔許敏蘭〕等為工作人員。至卅五年正月，因戰與和的局面未定，我們在蘇北待機。卅五年四月〔二月〕才由淮安出發，經由上海到台灣。到了台灣是四月底至五月初〔三月底至四月初〕。（二）與舊台共聯繫的經過：由張到台中與謝雪紅接洽，原則上決定個別的吸收為黨員，而不是所有舊台共的黨員都變成是黨員。當時立即吸收的黨員為廖瑞發、林樑材、楊來發〔傳〕、楊克煌、謝雪紅、王天強。後來又發生關係的是簡吉。其他不是舊台共黨員，而由舊台共的群眾團體（人民協會）的幹部中吸收的有孫古平、謝富、陳義農、李媽兜等。（三）去年八月間，臺大法學院支部遭受破壞，被捕三四名，其中之一為戴傳來〔李〕，是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之內弟。戴傳來本是基中支部的黨員轉來台北者。戴的被捕立即波及到基中。結果全部組織遭受破壞。（四）台灣客觀環境的特點：(1) 隔離祖國五十年，受日本教育的影響，一般人民是守法的。(2) 又是一個孤島，對祖國情形不甚了解。(3) 交通發達，通訊聯絡方便，戶口辦理完善。(4) 在經濟方面，與內地比較起來是較為安定的。(5) 台灣人民的政治經驗較差，對政治鬥爭興趣感覺薄弱。(6) 在鬥爭的對手方面是碰到了硬的對手，使我們難於應付而遭受失敗。（五）一月廿九日在泉州街二十巷六號自宅被捕。二月六號乘機逃走，到四月廿七日在台南縣嘉義區竹崎再被捕。台北市組織已遭破壞的有臺大法學院支部、師範學校支部、公路局司機工會支部、郵電局支部、街頭支部等等。（六）解散黨的理由：因客觀環境迫使黨不可能再繼續存在下去。」

老劉收到蔡孝乾的回覆之後，同時寫了紙條給更早被捕的錢老〔陳澤民〕與楊老〔張志忠〕，轉達說：「老蔡決定要起草文告，命我起草，現由他寫就綱要」，但是，其中有幾點不清楚的地方，請他們二位分別示知。其中，給錢老的是：「一、您被捕之經過（時間、地點……）。二、高雄地方組織破壞之情形經過。三、宣告省工委及全省黨組織解散理由。四、組織上，工作上的檢討。」 張志忠的部分是：「一、您被捕之經過情形（時間、地址……）。二、新竹地方組織破壞之經過。三、組織上，工作上的檢討。」 （相關報導： 陳翠蓮專文：蔡孝乾出賣同志，換取安享餘生 ｜ 更多文章 ）

結果，陳澤民回覆：「（一）我是十月卅一日在李汾〔份〕家裡與朱子慧同時被捕。由於李汾事先的自新與朱子慧當夜的自新，高雄的整個組織（劉特慎在內）全部瓦解。（二）台灣黨的失敗是由於台灣人民政治認識及經驗不夠，以及建黨時的不健全。（三）現在由於主客觀環境的變化已無存在的必要與可能。（四）最後我要向大家聲明的：1. 所傳的黨內矛盾事我是初次聽到。我認為並無其事。2. 發表意見，認為不甚適當。3. 為著公開結束政治生命（實際上已結束），當局發表經過已可。4. 對個人的處置，只要當局認為如何有利即可，絕無怨言。」

張志忠未署名的回覆便條則寫道：「十二月卅一日早九點在萬華大馬路被捕。新竹的組織如蘆竹鄉、新竹市及三灣的工作都全部交出了，破壞情形不明。對組織上、工作上的檢討沒有意見。」

上述這些對話，可以說是有關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建立、發展與失敗的第一手史料。它也說明，老特務谷正文刻意製造的因為「蔡孝乾出賣」而導致所有組織被破壞的偽史並不存在。陳澤民也沒有如同老特務所言，認為「台灣黨的失敗」「都是蔡孝乾你一個人造成的」，而是「由於台灣人民政治認識及經驗不夠，以及建黨時的不健全」。他也特別聲明，「初次聽到」關於外傳「黨內矛盾事」，而且「認為並無其事」。陳澤民所指外傳的「黨內矛盾事」，具體內容不明，但既然是被捕以後獨自拘押的他才初次聽到的流言，就有可能是谷正文之流的保密局特務在偵訊時刻意分化而編造的虛假訊息。也就是上述所謂「四大頭目獄中互鬥」情節的源頭了。

然而，就像陳澤民所言「政治生命實際上已結束」的他們四人，面對蔣政權當局要他們「發表文告一事」，卻也難以拒絕。尤其是作為領導班長的蔡孝乾，幾經「考慮」，而「認為必要」。但因嚴酷刑求所致而「頭昏不能執筆」，於是請洪幼樵歸納四人的意見後起草。當然，你可以認為這是蔡孝乾變節投降後的表態。你也可以理解為這是他在事無可為的絕境之下，想要藉由「文告」而對參加組織的黨員，對黨外的支持群眾，對台灣社會大眾，對海峽對岸的中共中央，也對歷史，做一個負責的交代吧。

革命者與叛徒

當革命者變成「叛徒」，人們就不再以革命者視之了。五月以來，報紙所刊「蔡孝乾」的轉向文告，已經讓大多在監獄裡關押的政治犯們感到挫敗與怨忿了。

「那時候，蔡孝乾就關在我們的斜對面押房裡。當他被提出押房受審，走過各個牢房前面時，幾乎每間牢房的人都對他唾罵。」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被捕後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的臺大醫院耳鼻喉科蘇友鵬醫師〔一九二六—二○一七年〕說。「但是，曾經由蔡孝乾直接領導，我的同案案頭的郭琇琮醫師態度卻不同。彼時彼地，郭琇琮卻似乎能深一層地看待一個轉向者的複雜處境，而一直不曾流露出對蔡孝乾的一絲怨恨。我一直無法理解郭琇琮對人人恨之入骨的蔡孝乾所抱持的諒解與尊敬。郭大哥不但不咒罵蔡孝乾，有一次還跟我說，他這一生，在做人處事上，最欽佩的人，便是蔡孝乾了。然而，郭大哥眼看著蔡孝乾每次出去受審，回來沒幾天，就會送進來一批同志，也開始有點不能忍受了。有一天，就在蔡孝乾再度被提出外受審，經過我們牢房時，郭大哥才走向前說：蔡大哥，不要再說了，不要再擴大下去了……」 （相關報導： 陳翠蓮專文：蔡孝乾出賣同志，換取安享餘生 ｜ 更多文章 ）

更為典型的，則是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被槍決的基隆市工委李蒼降〔一九二四—一九五○年〕。他在十月二日寫於軍法處看守所狹窄的押房裡的與妻訣別書中，針對蔡孝乾的轉向文告，特別強調了他們的死將還有的意義而寫道：「1. 有許多同志因受蔡孝乾的發表文告、廣播的影響而自墮志氣，甚至有一部份人更輕視、蔑視組織。對這些人，我們的犧牲將能給一個血的教訓，鼓舞他們的志氣，加強他們的警覺心、鬥爭心及心〔信〕念。2. 自蔡孝乾的發表文告、廣播而使一般人民對我們的組織發生誤會及輕視。我們的犧牲將對〔在〕人民眼前提出血的反證，使人民了解，蔡孝乾所做的事乃是他個人該負責的，並不是組織全體的責任，我們的組織雖遭破壞，但大部份乃是有骨頭的。3.對尚未遭破壞、被捕的同志，即能提高他們的警覺心、鬥爭心。」

但是，也有與蔡孝乾有過較長期間直接相處的黨人，和郭琇琮一樣，與那些未曾見過蔡孝乾的人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最後掩護蔡孝乾，並於一九五○年五月十日凌晨被圍捕中槍的周永富，就是直至死前都堅持的辯護者。

「鄭先生被捕後，我才知道他叫做蔡孝乾，是中國共產黨在台組織省工委會的領導人。我後來也聽到有關他的各種傳言。有人說，他在外面生活闊綽，女傭還偷走了他的金條。有人說，他第一次被捕後國民黨故意放他出去誘捕同志。有人說，他與被捕的省委同志聯署呼籲大家出來投降自首。有人說，他每次被叫出去問案，隔天就會抓進來數十人。另外，還有很多很多不堪入耳的傳言。」周永富在晚年受訪和自寫的回憶中都辯解說。「不過，我可以斷下結論：這一切都是國民黨情治單位設計好，故意傳出來的謊言，通過打擊他，侮辱他，讓他領導下的所有同志失去信心的惡毒手段。就常理論，鄭先生逃難的生活不可能奢侈。鄭先生被捕以後，由於深信台灣解放在即，是否策略性地與敵人做了某些妥協？我無法求證，也不敢斷言。但說他出賣了所有或大多數的組織，這是不可能的。據我所知，他在我那裡的那段期間，由他直接領導的組織，除了山地工作委員會，其他大都早被破壞了。許多地方幹部或聯絡員都正在逃難中，即使他要出賣，也無從賣起。」

關於周永富所說，其他情況不明的案件，姑且不論，至少，前述蔡孝乾約好五月十三日代表李媽兜會面的李祿，就沒有因為他的「出賣」而被捕，並致使李媽兜發展的龐大組織因此牽連被破。

偵訊筆錄

周永富所言，在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群體裡，即便沒有引起針鋒相對的反論，也幾乎沒有得到附和支持。畢竟，這些綠島歸來的倖存者，當年也沒有人見過蔡孝乾，乃至於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從事地下工作。

因此，蔡孝乾是否出賣組織與同志及其具體情況，我們只能依據目前解密可見的蔡孝乾供詞，以及前述相關人士涉及蔡的供詞，依序重複呈現，對照評斷。

六月一日，學委楊廷椅（五月十三日被捕）與陳水木（五月廿三日被捕）交代了前述能夠交代的案情。

六月三日，李水井（五月十日被捕）供稱：「我所知道，共黨組織的最高機關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負責人老鄭。北部地區的幹部有李某（即外省李）、吳思漢、郭琇琮、朱某（即簡吉）等。北部組織為台北市工委會（已因幹部星散，無形瓦解）、蘭陽區工委會、學委會（具全省性）。本年二月末起，以北部幹部均已離散，我即奉省委負責人老鄭指示，負責領導北部的工作。」

六月五日，黃雨生供稱，本年二月末，省委負責人老鄭（又化姓唐）到住樂野村湯宅，成立直屬領導的樂野支部，教育高山族，並負責收容各地逃亡的黨員幹部；黃石岩未編入支部，與老鄭聯絡；三月八日戶口檢查後，湯守仁突隨檢查人員下山，老鄭恐被一網打盡即決定撤離樂野村，各自設法掩蔽。楊熙文供認，他在山地工委陳顯富領導下做台北與老唐（黨的高級負責人）間的交通聯絡。 （相關報導： 陳翠蓮專文：蔡孝乾出賣同志，換取安享餘生 ｜ 更多文章 ）

六月六日，在蔡孝乾被捕幾天後還帶著黃雨生一起到周永富家的黃石岩供稱：一九四七年九月受省工委書記老鄭（又化姓唐）直接指揮，領導省委直屬街頭支部，並任支部書記，專做經濟開闢工作；黨員除孫萬枝及其發展的李淦外，尚有老鄭交來的徐淵琛；一九四九年一月與徐淵琛分別成立大建行及建昌行；同年八月結束大建行，將三千餘萬元舊台幣盈餘交給老鄭後轉入地下；一九五○年老鄭到阿里山領導潛伏湯守仁處的十一人；三月間〔應是五月初〕，他由阿里山樂野到嘉義市時被捕。

同六日，卓中民供認在簡吉領導下的組織工作，但無涉更上級的蔡孝乾。原警察學校教官吳彬泉供稱，林英傑責備他查訪不實，以致「姓鄭的」在泉州街被捕。

六月七日，陳顯富供稱：曾奉令帶省委負責人老鄭（化姓陳）到廖德良宅藏匿十餘日；老鄭曾飭令山地工作委員會查報全省高山族的鄉長；本年三月間令簡吉偕他同到番路鄉會商挽回湯守仁之事，承認阿里山的工作完全失敗後轉往山腳開闢關係，並由楊熙文擔任交通，聯絡山地工委。同日，黃天供稱，簡吉在老鄭到他家會晤後，令他帶信給香港的上級，轉達「老鄭安全」等組織近況，返台後，又將藏匿家中的老鄭的小姨，以及通知老鄭「速來香港」的信，帶到竹崎林立家，面交老鄭。離開時，老鄭叫他通知簡吉到嘉義。惟他返抵台北家裡即被捕。

六月九日，林英傑供稱，他經洪幼樵介紹而隨蔡乾來台工作，曾與新竹市警察局長許振庠陪同蔡乾赴台南，安排搭機赴港未果，又利用吳彬泉身分查探泉州街蔡乾住處的情況，終因蔡乾被捕而與組織告斷。

六月十二日，黃秋爽供稱，她所知的共產黨員除江先生〔簡吉〕外，尚有一四十多歲的陳先生來找他二次。

六月十四日，嘉義溶劑廠技術員黃垚供認，本年二三月間，楊熙文先後介紹姓唐、姓張和姓郭的共黨人員住在他家，其中姓唐的住的時間較久。

六月廿一日，林立供稱，本年三月間「黨的上級老唐」叫他設法向湯守仁解釋誤會，俾能繼續合作；他曾經介紹老唐住在好朋友楊火木處，並收留老唐的妻妹匿居林家。

六月廿二日：馬雯鵑供稱，曾替二姐夫抄過共黨文件「解放台灣的幾個問題」，又替送一封密信到台北市衡陽路生春蔘藥行給共黨老張的太太季小姐。黃秋笙供稱，她所知道的共產黨員，除江某外，尚有一位和一位小姑娘都來過她家的陳某。謝桂林醫師的妻子林素愛供稱，不曉得是誰介紹老鄭和她丈夫認識的。老鄭和老朱〔簡吉〕確曾在他們南昌街二段的住所面談。但他們談話時，她丈夫不讓她聽，所以不曉得談什麼。她也不知道她丈夫有否拿錢給老鄭。

八月廿九日，保密局又再提訊蔡孝乾。這份書寫在興文齋印製的十行紙，多達二十二頁（一頁二十行）的供詞，是目前解密僅見針對蔡孝乾的《訊問筆錄》。關於「與朱諶之的關係」。蔡孝乾供稱：「朱是香港派來專與情報關係聯絡的人員，與本省組織並無直接關係，上面介紹給我是要我與其聯絡，以便代為傳遞情報。」前已詳述朱諶之的被捕經過。客觀地說，吳石不論，朱諶之應該也不是蔡孝乾刻意「出賣」而被捕的吧。 （相關報導： 陳翠蓮專文：蔡孝乾出賣同志，換取安享餘生 ｜ 更多文章 ）

＊作者藍博洲，小說家，報導文學作家，現任辜金良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我是蔡孝乾》（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