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秋天我在休學晃盪而徬徨少年時偶然接觸了文學，隨即立志以寫小說為人生的志業而持續閱讀各種經典，大學時候的1982年在熬不過思想沒有出路的苦悶的一個冬夜開始提筆寫小說，後來想把小說寫好，就去參與各種社會、政治運動，再後來怕把筆丟了，也為了可以繼續參與運動，豐富生活體驗，提高思想視野，就去小說家陳映真先生的《人間》雜誌做報導文學。因為這樣，我偶然與長期禁忌而不為人所知的二二八及其後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台灣歷史相遇，從而找到思想的出路與安身立命的寄託。我於是展開至今仍在進行的台灣民眾史的調查研究與寫作。
我告訴自己，我可以不再寫小說而進行挖掘打撈台灣歷史的工作，重建台灣社會的理想主義。1988年發表《幌馬車之歌》的時候，年輕的我也告訴自己，報導文學寫到40歲就要回來寫小說。所以，真到了40歲，就履行承諾，花了好長一段時間，以歷史紀實為素材，寫了長篇小說《藤纏樹》，並於2002年出版後開始寫《台北戀人》。
記得也是在1988年的某個秋天吧，踏尋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的劇作家簡國賢的腳蹤的我，在天光將暗下來時，循線從台灣中部哪個以媽祖廟聞名的濱海小鎮大甲跨越大安溪，來到苗栗縣苑裡鎮郊公墓旁的一座工寮，採訪了曾經在日據後期被徵調海南當日本兵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人石聰金老先生。也就在那徹夜訪談中，我第一次聽到1949年4月6日「四六事件」的歷史，以及名列當局通緝首要的師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的名字及其事情。老先生充滿感情憶述他與流亡的周慎源在桃園十三份山村的組織生活，以及周慎源最終被警特亂槍圍剿而屍骨無蹤的結局，然後久久飲泣。從那天起，我又展開了尋找四六事件與周慎源的工作，持續十幾年後，終於2000年出版了《天未亮：追憶1949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與《麥浪歌詠隊：追憶1949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的口述證言，從而促成兩校以及教育與監察當局對當年受難學生的學籍「平反」。另外，我也在遍尋不著周慎源遺骨的情況下，根據所能掌握的各種材料，寫了報導文學《尋找周慎源》。
面對歷史，面對周慎源的英靈，我都可以交代而「告別四六」了。然而，與此同時，兩校幾個所謂「本土」的學生社團也隨著「政治正確」的風向展開了所謂「平反四六」的運動，企圖把以「反內戰」為主旨訴求的周慎源一代人的學生運動，扭曲解釋為憑空想像的所謂「台獨」歷史。人，各有主觀。但是面對歷史，尊重史實，應該是有真正獨立人格的人起碼該有的做人的態度。否則，即便他主張的是真理，都會讓人不恥。
我持續地關注著他們的發展，然後抱持對歷史與社會負責的心情，以縈繞心頭久久不散的周慎源為原型，以其同代人口述的豐富材料為內容，以兩岸恢復來往交流的時空為背景，交織著光復以後到1954年台北大學生激昂的青春戰歌，從而在歷史紀實的基礎上，寫作審美的虛構小說《台北戀人》。初稿30幾萬字，2005年6月於苗栗五湖山村寫完。之後舉家北遷，歷經長達9年前所未有的身心困頓，終於在2014年所謂「三一八太陽花」事件爆發的前一天完稿。7月，我於北京旅次完成最後校訂而定稿。9月，這本想與台灣社會（尤其是青年學生）對話的小說出版了。它得到（包括香港《亞洲週刊》年度十大小說）海內外一些文化界朋友的讚許，但總體上卻「不合時宜」而在台灣地區的主流輿論得到事先就預料得到的漠視。在祖國大陸，雖然也獲得了以「華僑華人」為主的中山文學獎，但在出版上終因涉台敏感性而未能審查通過。
其實，我之所寫，不是要刻意宣傳什麼理念，而是現實存在但以前不能談，一般人也不知道的一段台灣史而已。我之所以會一直寫它，當然是因為對它有一定的認識與感情，更因為它對台灣社會以及兩岸關係的今天或者未來都有很重要的以史為鑒的意義，因此希望有更多關心台灣問題終極解決的人可以透過具有審美價值的小說來理解它的意義。然而，如同《藤纏樹》，寫作時，最大障礙是報導跟小說兩種文類的紀實與虛構的體質差異，還有就是，一般讀者（包括知識界）都不是那麼瞭解它的歷史背景，所以表現上就要花些篇幅去交代那個時代的具體情況，從而破壞了文學審美的想像空間。
更要命的是，它從過去到現在乃至於未來一段時期的台灣都是「政治不正確」的主題，所以在寫作上就有更大的挑戰。而我直面問題沒有逃避，也對得起歷史與那些被人們遺忘的先輩。也因此，時隔十年之後香港三聯版的出版，在今天以及未來，就有它無法估計的融合兩岸三地中國人歷史共情的重要意義了。
2024年9月9日於五湖山村 （相關報導： 風評：該罷則罷─剛開工詐騙集團又出來了！ ｜ 更多文章 ）
＊作者藍博洲，小說家、紀實文學作家。本文選自作者《台北戀人》香港新版（香港三聯書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