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秋天我在休學晃盪而徬徨少年時偶然接觸了文學，隨即立志以寫小說為人生的志業而持續閱讀各種經典，大學時候的1982年在熬不過思想沒有出路的苦悶的一個冬夜開始提筆寫小說，後來想把小說寫好，就去參與各種社會、政治運動，再後來怕把筆丟了，也為了可以繼續參與運動，豐富生活體驗，提高思想視野，就去小說家陳映真先生的《人間》雜誌做報導文學。因為這樣，我偶然與長期禁忌而不為人所知的二二八及其後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台灣歷史相遇，從而找到思想的出路與安身立命的寄託。我於是展開至今仍在進行的台灣民眾史的調查研究與寫作。
我告訴自己，我可以不再寫小說而進行挖掘打撈台灣歷史的工作，重建台灣社會的理想主義。1988年發表《幌馬車之歌》的時候，年輕的我也告訴自己，報導文學寫到40歲就要回來寫小說。所以，真到了40歲，就履行承諾，花了好長一段時間，以歷史紀實為素材，寫了長篇小說《藤纏樹》，並於2002年出版後開始寫《台北戀人》。
記得也是在1988年的某個秋天吧，踏尋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的劇作家簡國賢的腳蹤的我，在天光將暗下來時，循線從台灣中部哪個以媽祖廟聞名的濱海小鎮大甲跨越大安溪，來到苗栗縣苑裡鎮郊公墓旁的一座工寮，採訪了曾經在日據後期被徵調海南當日本兵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人石聰金老先生。也就在那徹夜訪談中，我第一次聽到1949年4月6日「四六事件」的歷史，以及名列當局通緝首要的師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的名字及其事情。老先生充滿感情憶述他與流亡的周慎源在桃園十三份山村的組織生活，以及周慎源最終被警特亂槍圍剿而屍骨無蹤的結局，然後久久飲泣。從那天起，我又展開了尋找四六事件與周慎源的工作，持續十幾年後，終於2000年出版了《天未亮：追憶1949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與《麥浪歌詠隊：追憶1949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的口述證言，從而促成兩校以及教育與監察當局對當年受難學生的學籍「平反」。另外，我也在遍尋不著周慎源遺骨的情況下，根據所能掌握的各種材料，寫了報導文學《尋找周慎源》。
面對歷史，面對周慎源的英靈，我都可以交代而「告別四六」了。然而，與此同時，兩校幾個所謂「本土」的學生社團也隨著「政治正確」的風向展開了所謂「平反四六」的運動，企圖把以「反內戰」為主旨訴求的周慎源一代人的學生運動，扭曲解釋為憑空想像的所謂「台獨」歷史。人，各有主觀。但是面對歷史，尊重史實，應該是有真正獨立人格的人起碼該有的做人的態度。否則，即便他主張的是真理，都會讓人不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