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瘋還是假瘋？兩岸斷隔下的歷史黑洞：《我是蔡孝乾》選摘（5）

就在九月一日毛人鳳限令趙耀斌（或姜毅英）對收編蔡孝乾等省工委領導做最後努力，而姜毅英（或趙耀斌）「於九月十四日提出可用結論」之後，蔡孝乾卻於同月十七日「患染神經病」，隔日被送進臺大醫院。於是，保密局（或谷正文）策畫的馬雯鵑的「運用」腳色，終於在九月下旬登場了。

蔡孝乾「突患神經病」

根據目前可見的解密檔案，事情的經過大致如下：

九月廿四日，為了替監管蔡孝乾的四名探員申請餐費，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向該局「陸煥然先生」呈報謂：「查本組在押人犯蔡孝乾一名突於本（九）月十七日晨四時患染神經病，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即由本局醫務所黃所長少忠及本局趙耀斌同志將該犯移往台大醫院治療，並由馬犯雯鵑陪同前往隨身服侍蔡犯。本組並派……四同志住守於台大醫院蔡犯居住病房之隔間房內，負責看管蔡犯之行動，並由李漢彝同志負責督導」。「陸煥然」批准了此一簽呈，並要求呈閱「蔡孝乾住院日報表」

於是，我們看到了從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止，谷正文呈報的十八篇「蔡孝乾住院日報表」 。

我們看到，十月十五日，「晚九時後，徐大夫請蔡到樓下主任辦公室談話」，應該是「病情」轉折的關鍵 。保密局探員在旁監控並記錄了談話全程的內容，另頁呈報。該份報告首先指稱：「蔡犯孝乾自九月十八日患病住台大醫院治療，已日漸痊癒。於本月十二日，因院方裝修鐵窗，聲音騷擾，復因陪同蔡犯住院之馬雯鵑身體疲倦，語聲欠和，致使蔡犯精神不爽。惟現已完全恢復正常」。報告隨即轉錄了蔡孝乾向徐醫師述說的內容：

我的案子早已結束了。但常常還要我看該案某某人是否此人。當我被問時即感不大高興。從半年前，精神已有點不愉快，書寫常容易錯誤或遺忘，可能係入獄，精神遭受刺激所致。他們（指本局，以下同）於六、七月間對我講，在外面修房子給我住，馬雯鵑也回來了。至九月十七日以後，我就沒有記憶了。當病發時，像是感覺世界已到末日，又想非快從獄裡跑出不行。我現在已很清楚，身體也好起來了。但變的很小膽，一點東西就恐怖。這六個月來，我心裡雖然想了很多事情，但主要的可分下列四項：

(1)對於死的恐怖：我的案子已經結束了，照看起來，隨時有被殺的可能。

(2)懷疑：他們說准我出去和馬雯鵑住在一起，但對我的態度還是照舊。

(3)對將來的恐怖：如果將來我能在外面生活，也怕我以前的組織的人來復仇。

(4)思想上的衝突：我對以前的主義已有很大的關係，也可說有未斷的情感，現在想改（雖然他們並要我一定馬上信仰他們的主義）而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心裡有很大的衝突。

現在我對於(1)(2)(3)項都沒有什麼懷疑。對於第(4)，我漸漸的可以改變。對於將來，我現在沒有什麼詳細計畫。他們並不一定要我去怎樣做，也不是要我去抓人，而是研究工作。 （相關報導： 陳翠蓮專文：蔡孝乾出賣同志，換取安享餘生 ｜ 更多文章 ）

根據谷正文呈報上級的「蔡孝乾住院日報表」所載，蔡孝乾在十月十二日尚有病症發作，但隔日就恢復正常，不再發病，也不再對馬雯鵑出氣，變得「和睦」「有說有笑」，乃至於幫她纏毛線，甚至「動手動腳亂摸一陣」。儘管原因不明，可以理解，徐大夫也經由這次談話，認為蔡孝乾已經「完全恢復正常」，因而讓住了一個月的他，於十月十八日出院。

然而，同樣一件事情，到了谷正文晚年憶述，又在一定的事實基礎上胡編亂造，說蔡孝乾在「一九五○年四月」經由他一手導演的所謂「台共四大頭目獄中互鬥」之後，精神漸漸出了問題，經保密局「狗頭醫官王勉」證實，臺大醫院醫生檢查為「幻想症」，而被送到該院僅有的一間精神病房，住了「七個月」之久。然後，在蔡孝乾要求之下，「三天之後」，谷正文「從外島管訓隊把蔡孝乾的小姨子巧巧找回台北來」。

老特務的口述顯然是要引導讀者由此想像，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叛徒」蔡孝乾就通過「出賣」組織與同志而過著與小姨子廝守的「幸福生活」。

但事實卻是，早在四月廿一日，保密局就以「運用」情資為由，施壓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將馬雯鵑從綠島新生訓導處借提回來，並於六月十四日收押保密局看守所。因此，蔡孝乾才會向徐大夫抱怨說：「他們於六、七月間對我講，在外面修房子給我住，馬雯鵑也回來了。」並且「准我出去和馬雯鵑住在一起，但對我的態度還是照舊。」也就是說，保密局想以馬雯鵑為誘餌，換取蔡孝乾的徹底轉向，卻又沒有兌現原先的承諾。於是，蔡孝乾就在九月十七日「病發」而住院了。

馬雯鵑晚年在接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的採訪時揭露說，她「在情報局〔保密局〕羈押期間，大部份人每天都被注射『營養針』，不知如何？有的竟一命嗚呼，有的竟變成精神病患」。而她終究在回籠保密局看守所關押三個月後，倖免於死或精神異常，並得以被安排到臺大醫院精神病房，在四名特務日夜輪班監視一舉一動的情況下，照顧在台灣僅有的親人——姊夫蔡孝乾，從而起到協助保密局安撫平穩蔡孝乾的心情與病況的作用。保密局進而可以繼續「運用」蔡孝乾，破壞與追捕潛匿各地的中共在台地下黨組織和人。

當然，我們也應該合理地考慮到一種可能，那就是，蔡孝乾的「精神異常」，其實是與保密局鬥爭的一種偽裝。就像日據時期的張志忠被日本警察逮捕繫獄以後藉此出逃的例子。而不管是真瘋或裝瘋，蔡孝乾與徐大夫的談話紀錄，至少也透露了他「六個月來」的心理狀態，以及蔣政權想讓他做「匪俄敵情」的「研究工作」，而不是去抓「匪諜」。

全程跟監的返鄉探親

身為「變節」的前中共台灣地下黨領導人，蔡孝乾顯然沒有全然被蔣政權全盤接納與信任。儘管他經常因應兩岸的政治形勢而被當作反共宣傳的樣板，情報局依然懷疑他「變節」的真心，並嚴密監控他的生活與行動。

蔡孝乾的家鄉有傳聞說他曾於一九五五年年初首次回花壇探望親友，一九五七年更與妻兒同行返鄉。但目前可見，有關他「自新」以後返鄉探親的明確記載，卻要遲至一九五八年二月了。台北檔案管理局近幾年解密的《蔡孝乾(2)》檔案的大批卷宗裡，就收錄有內含情報局的簽稿、代電以及跟監報告，標題為「蔡孝乾探親跟蹤」的十七頁檔案。 （相關報導： 陳翠蓮專文：蔡孝乾出賣同志，換取安享餘生 ｜ 更多文章 ）

一九五八年二月廿八日，應該是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第二特勤組特務的曹文壽，為報銷旅費，而以極機密代電發文該局特種勤務室許翊中，述稱「蔡孝乾同志由第二特勤組陳火土同志陪同，於二月廿五日上午十一時二十分乘（3001）次柴油特快車抵彰，二月廿七日上午十一時零六分搭（3002）次柴油特快車北返。蔡同志留彰期間，每日行動均由陳同志伴隨，另由職組抽調同志七人日夜輪班，祕密跟監，並無任何意外情事發生」。

三月三日，谷正文另以密電呈報許翊中曰：「茲派陳火土同志陪同蔡孝乾往彰化花壇鄉於廿七日返回台北」，同時「將經過情形另文附呈鑑」。

三月七日，情報局長張炎元署名，以「為蔡孝乾返里探親業已返局謹檢同跟監報告電請核備由」，通過極機密代電發文國家安全局，內云：「查蔡孝乾於二月廿五日上午由第二特勤組同上尉小組長陳火土陪同返里探親，並由第六特勤組派員祕密跟監至二月廿七日返局。謹呈陳同志工作報告及第六特勤組跟監報告乙份，電請鑑核備查。」

也就是說，情報局對蔡孝乾的返鄉之行部署了雙重跟監。首先，那份未署名，應該是「陳同志」寫的「工作報告」，按照時間順序，條列了廿五日至廿七日的行蹤報告，並加了兩點主觀意見 235。其次，情報局第六特勤組七名便衣探員受特種勤務室主任毛惕園命令，在外線，「日夜輪流」，全程祕密監控蔡孝乾的行蹤、接觸的人事時地物，尤其是與拜訪對象之間的關係，從而寫了加註解的「跟監蔡孝乾報告」。

綜合兩份報告所載的內容，蔡孝乾返鄉的具體行程歸納如下。

二月廿五日：上午八時十分，由情報局上尉陳火土隨控，搭乘台北站開出的三○○一次柴油特快車南下，十一時二十分抵達彰化。下車後，即入車站左側甜泉會堂午餐，十一時四十五分離開。步行至公路局中正路車站乘車，十二時二十分在花壇站下車。走到鄉公所內，詢問其叔蔡維熊住址，再走到花壇村花壇街八十七號蔡宅，待至十二時四十分（陳說「休息一小時餘」）。與叔蔡維熊同出，步行至同村福德巷七號，拜訪「族誼甚敦」的堂叔蔡良，停留約一小時。十四時十四分返回蔡維熊宅休息。再由蔡維熊陪同，走至花壇火車站，乘十五時（誤點）普通客車到彰化站。下車後，步行到中正路三八七號蔡維熊的三女婿劉榮煌（叔叔劉文芳時任彰化市平和國校校長，與蔡孝乾私交甚篤）開設的海宏社紙行。十六時二十分，再由蔡維熊陪同，走到長壽路長樂巷十八號，拜訪二姑丈周怡勢 （曾任彰化市公所祕書，姑母已逝），十六時五十分離去。返回海宏社，稍事休息。同乘公路局汽車返花壇，十七時二十分返抵蔡家。夜宿蔡宅，未再外出。 （相關報導： 陳翠蓮專文：蔡孝乾出賣同志，換取安享餘生 ｜ 更多文章 ）

二月廿六日：上午，堂叔蔡良帶另一堂叔蔡萬來與姑母、嬸母等十餘名族親來訪，十時，一同步行至蔡良家吃中飯。其間，有花壇火車站、員林鎮與花壇鄉公所的職員三人（姓名均不詳）來訪。飯後，十三時十分離去，步行返回蔡維熊宅。十四時，復由蔡維熊及其三女蔡嬋妍姊妹三人陪同，步行至公路局花壇車站，乘車到彰化車站下車。走到彰化市成功路府前巷三八號，拜訪亡妻劉月蟾的母親劉李招治（六十七歲），得知岳父劉煌及大舅子均歿，二舅子劉崇福（國校畢業，三十二歲）任職公賣局彰化配銷會書記。十四時四十分，與蔡維熊走往彰化市公所，入內拜訪舊友賴通堯市長（五十二歲，日本京北牙齒科學校畢業，日本法政大學肄業，曾任彰化市參議會副議長、農會總幹事，一九五二年間情報局「台中站吸收參加工作有案」），十五時離去。步行到中山路四十九號，拜訪以代書為業的舊友陳火（一名陳伯火，台南師範畢業，曾任彰化市政府事務股長），十五時四十五分離去。再往東明街和平巷六號，拜訪已歿舊友王乙金的寡妻王洪秀琴（五十六歲，台北高等女校畢業，依服務台中電訊局的養子過活），十六時四十分出來。雇乘三輪車到海宏社，約一小時後（「跟監報告」說「十分鐘後」）離去。步行到信義巷大成旅社，租定三樓二十二號房間休息，晚餐，十八時十分外出散步。不久，與蔡維熊同乘三輪車到加祿巷十號（公園附近縣政府宿舍），拜訪縣政府社會科長林炳輝（堂叔蔡良的女婿），十九時四十五分離開。再乘三輪車返旅社，未再外出。蔡維熊旋返花壇。

二月廿七日：上午七時三十五分離旅社，步行至中正路火車站新粗勇食堂早飯，隨後走到民族路攤販市場，選購醬油、「蛤仔」等海味諸物。八時四十分步行到海宏社紙行。九時整，蔡維熊由花壇來海宏社。續有亡妻之妹妹、弟弟等人來訪，相談約二小時。十時四十分（或四十五分），由蔡維熊、劉榮煌等陪同步行至彰化火車站。搭乘十一時六分三○○二次柴油特快車北上。十四時十分抵達臺北車站。下車後，情報局上尉陳火土當面移交給該局督察陳順財，送回士林情報局宿舍。

陳火土的「工作報告」指出，蔡孝乾「在花壇、彰化等地拜訪親友中，除其叔蔡維熊有耳語交談外，與其他親友訪談，均為離台後到大陸參加匪黨，再返台灣工作至被捕，政府寬大處理，現已任少將參議」等內容。陳火土同時強調，據其貼身「觀察」，那些「親戚對蔡同志很親熱，朋友均敬而遠之，並不十分歡迎。」 而據蔡孝乾親友口述，他的返鄉之所以不受歡迎，主因來自於一直都有情治人員緊密跟隨。也就是說，連談話的自由都沒有。

兩岸歷史的黑洞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當事人蔡孝乾家屬馬雯鵑暨蔡艾安訪談記錄〉載稱，一九八二年初，蔡孝乾罹患急病，於十月終告不治。儘管「他在五○年代主控台灣的歷史洪流」，並「一直被歷史學家引為傳奇人物」，卻「沒有留下較為寶貴的歷史遺物」。

應該算是蔡孝乾同志的老台共蘇新，在晚年所寫〈關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一文，特別語重心長地對其他台共黨人寫道：「不要因為蔡前後來（一九五一年以後）叛變了，就不敢提他的名字。」他認為，「以前正確的就是正確的，以後叛變是以後的事情。對於歷史事件必須保存原來的真面目，不能按照自己的利益、愛好、恩怨來加以篡改。至於因為嫉妒，故意抹殺別人，歪曲歷史，那就更加惡劣了。」

這應該也是我們看待與評價歷史人物時抱持的心態吧。

長期以來，在分隔對峙的海峽兩岸，蔡孝乾的政治評價早有立場不同的各自定論。在他半生為之奮鬥，長期被新老殖民主義統治的家鄉，恰恰因為日據以來即是嚴厲的反共社會，因而一直把青少年時期即投入反殖民解放運動的蔡孝乾視作賣台，並連累廣大無辜台灣民眾在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慘遭蔣政權肅紅迫害的「匪首」。在共產黨領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祖國大陸，更因為他的被捕「自新」，而一直被人云亦云地視作出賣組織與同志的叛徒。再加上，一個地下工作者的紀律自覺而盡可能不留一絲文字的蹤跡。因此，在缺少史料的限制之下，迄今為止，他的歷史並沒有得到客觀的研究與評價。這不能不說也是兩岸分斷，國家尚未統一而形成的歷史黑洞吧！

未完的結語

最後，讓我們回到「以生命擔保」而說服蔡孝乾「自新」的「趙耀斌」（王石堅）的遭遇，來看看蔡孝乾的歷史定性問題吧。

關於王石堅是否真的「叛變」，既便是中共高層，迄今為止，仍然存有兩種不同的看法。除了一般的「叛變」之說，另一種說法就是中共「中央調查部原副部長（一九七三年十月至一九八二年四月）」熊向暉的「尚未定性」說。論據如下： （相關報導： 陳翠蓮專文：蔡孝乾出賣同志，換取安享餘生 ｜ 更多文章 ）

一九四七年七月，王石堅聯繫的熊向暉與另兩名中共地下工作者陳忠經和申健，由胡宗南送往美國留學。九月，王石堅被捕。熊向暉在西安的住處被搜查卻安然無事。十月六日，周恩來致電康生、李克農云：「王石堅遇險，凶多吉少，有無其他營救的辦法，望告。」

一九四九年五月，熊向暉回到北京，首先面見主管中共祕密情報（包括「王石堅系統」）指導工作的羅青長。羅青長告訴他，「王石堅被捕，周副主席在陝北打電報給在山西的李克農部長，設法營救，未成。」羅青長又說，「進城後，查獲敵偽大批檔案，找到王石堅被捕經過和全部審訊記錄。王石堅沒有招供你們三人的真實身分，只說利用你們。李部長已總結了這一事件的教訓。」七月，羅青長領熊向暉去見周恩來。周恩來說，熊向暉和陳忠經、申健可以說是中共情報工作的「後三傑」。周還談到王石堅，說考慮把被囚禁的軍統重要分子一、二人（其一是尚關押在戰犯管理所的沈醉）遣回台灣，與國民黨當局交換王石堅回大陸。

一九九九年八月，中共「國家安全部前副部長」王琚（一九二○—二○一六年）在《炎黃春秋》總第八十九期發表〈中共特別工作開創者李克農〉，其中第十六頁指稱「王石堅，被捕叛變投敵，去台灣擔任了國民〔黨〕特務組織亞〔匪〕情研究所少將所長，死心塌地、忠心事敵，事後經李克農報告中央也定為叛徒。」熊向暉隨即針對性地在《炎黃春秋》二○○○年第三期發表〈對「中共特別工作開創者李克農」一文質疑〉，在第八十頁寫道，他「特意詢問了原中央調查部部長、長期是李克農主要助手的羅青長，他鄭重地告訴筆者他根本不知道李克農報告中央定王石堅為叛徒。原調查部長期主管機要檔案的同志從未見過李克農向中央寫的關於定王石堅為叛徒的報告，也從未見過中央關於此事的批件 。」同年，王琚又在《炎黃春秋》第四期發表〈復熊向暉質疑〉（文末註明寫於「一九九年十二月」）說：「一九五六年，對王石堅的問題，中央有關部門做了認定：屬叛變性質。」熊向暉認為，「王琚以知情者當事人自居，引用了貌似權威卻似是而非的材料，造成了極壞的影響，不能置之不理，於是根據權威部門編寫或審定的公開材料，寫出〈周恩來、李克農和我黨情報史最輝煌的篇章—揭穿王琚對『王石堅事件』的胡言亂語〉一文」，聲稱「中央調查部和黨中央從未給王石堅定性。至於為何不給他定性，我不作解釋。但我負責地指出：王琚在文中九次提到『中央認定王石堅是叛徒』，純屬子虛。」但是，熊向暉的女兒後來感慨地寫道，「《炎黃春秋》以這樣的爭論『洩密』為由，拒絕發表父親此文，儘管父親這篇文章『只有一件是沒有發表但不涉及機密的文件』，其餘都是公開材料。這樣，在當時，這件文案似乎以王琚最後發表的文章畫上了句號。」

從王石堅特殊的身分及其難以定性的政治生命看來，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派到台灣建立工作，並由周恩來召去談話，指示要「依照精幹隱蔽政策，深入調查研究」的原則建立組織的蔡孝乾，一九五二年與趙耀斌的會談，可能就是讓「突患神經病」之後的他有所抉擇的關鍵了。

這樣，如同王石堅的案例，蔡孝乾的歷史定性，應該也還存有許多目前還不能解釋的空間吧。作為台灣乃至兩岸不可故意迴避的歷史人物，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以後的真實面目，乃至於內心狀態，恐怕只能等到台灣問題塵埃落定之後，由未來的史家根據更多的解密檔案，做出相應客觀的評價吧。 （相關報導： 陳翠蓮專文：蔡孝乾出賣同志，換取安享餘生 ｜ 更多文章 ）

＊作者藍博洲，小說家，報導文學作家，現任辜金良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我是蔡孝乾》（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