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浩東到死，都沒說出「老鄭」是誰：《我是蔡孝乾》選摘（2）

「一九四九年八月，由於臺大法學院支部的暴露，引起光明報的破獲和基隆中學組織的破壞。在這連串的破壞中，台灣組織始終在國防部保密局的監視與控制之下，首先由於基隆中學事件波及於高雄的組織，繼而新竹、台北、台中等地相繼破壞，省工委的全部委員先後被捕。」——蔡孝乾（一九五○年《自白書》）

一九四九年八月間《光明報》被破獲起，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全省組織相因相循，始終暴露在國防部保密局的嚴密控制之下」，最終，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蔡孝乾等領導人相繼被捕，省工委全部機構被摧毀。然而，同樣是國民黨情治單位的檔案，蔡孝乾及與他有直接間接組織關係而被捕者的被捕經過，卻有著種種不同的紀錄，乃至於互相矛盾的說法。而當年的「捕蝶人」保密局第二處特勤組組長谷正文與民間也一直流傳著這樣那樣的傳說。不同的檔案或口述，在時間或現場細節上更存有這樣那樣的出入。因此，我們只能按照事情發展的時序，通過各種相關的紀錄與說詞，以眾說並陳的敘述方式，試著還原不可能完全還原的蔡孝乾第一次被捕的具體過程。當然，流言紛雜，那些沒有具體出處根據的二手乃至三四手說法，就不浪費篇幅去做批判了。

老鄭怎麼樣了

一九五四年四月，調查局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印「保防參考叢書之一」《台共叛亂史》第五十六頁寫道：「我治安情報機關於破獲光明報全案同時，乃加緊向省工委之祕密組織向上發展，深入窮追。當基隆市工委破獲的同一時期，其中有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之妻蔣某尚未獲案。」

調查局所指「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之妻蔣某」，就是本名蔣碧玉的蔣蘊瑜女士〔一九二一—一九九五年〕。根據谷正文所述，蔣碧玉和她妹妹已於「八月十五日凌晨三點五十分」在基隆中學校長宿舍被他親率的保密局第一行動小組逮捕了。蔣碧玉女士晚年向筆者的口述則說，八月底某日，大概是半夜一點多鐘，她帶著才五個月大的嬰兒，跟著未滿十八歲的妹妹被保密局的特務押上車。在近幾年才解密公布的國家安全局「拂塵專案附件」中，我們看到，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二日，台灣省警務處刑事警察總隊政治股幹員「滌生」向上級呈報「鍾浩東等之訊供情形」則謂，保密局「於九月十一日會同本隊基隆市刑警隊」捕獲蔣蘊瑜與妹妹戴芷芳等四名。

三種說詞的日期不同，不管何者為實，所謂「鍾浩東之妻蔣某尚未獲案」，就肯定不是事實了。

關於鍾浩東的被捕日期，一直也是眾說紛紜。八月廿七日夜被捕的戴傳李說，他被捕兩個星期後，看到姊夫鍾浩東也被抓進來了。蔣碧玉說她被捕後的第二天早上，從同房難友口中得知鍾浩東被關在保密局南所，同時也看到身體承受過拷打傷痕的他由兩名難友攙扶著經過押房。前述台灣省警務處刑事警察總隊政治股幹員的簽呈報告則謂：「保密局根據已獲奸犯戴傳李所供於九月十日派谷正文同志率員前往基隆將鍾浩東乙名密捕。」 （相關報導： 老台共蘇新《憤怒的台灣》33年後再度問世　作家還原「認賊作父」史觀：割台屈辱與反殖歷史從未切割中國 ｜ 更多文章 ）

歸納起來，「光明報案」的發展過程應該如下：八月十八日王明德被警方扣押，同月廿三日被拘提保密局。廿四日，保密局會同刑警總隊逮捕成功中學畢業的姚清澤、郭文川、余滄州，廿七日再捕獲臺大法學院學生詹昭光、孫居清、吳振祥、戴傳李、林榮勛等。九月十日，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被密捕，同月十一日，基中教員陳席珍與校醫吳武夫，以及蔣蘊瑜和戴芷芳姊妹等四名被捕。

刑警總隊幹員的簽呈又謂，三十五歲的鍾浩東在偵訊中供認：「自卅五年〔一九四六年〕即參加奸黨為奸匪黨員現擔任共匪基隆市學運工作受奸匪省委鄭明成直接領導由鄭每星期前往聯絡一次」。

谷正文晚年口述則謂：在偵訊鍾浩東的時候，鍾曾經問說：「老鄭怎麼樣？」這句無心的話，立刻引起谷的興趣。他直覺老鄭的層級一定比縣市級委員會負責人的鍾浩東更高，可能就是「省級的負責人」。於是就裝老實告訴鍾浩東，說他不知道老鄭是誰。鍾浩東於是「天真得可愛」說：「哦！原來你還不知道，那我們就不談了。」谷正文則陰狠地笑著說：「你不談，我可要談呢！」不過，「鍾浩東到死都沒有說出老鄭究竟是誰」。

如果當年基層辦案警員或是老特務的回憶口述可信，應該就是保密局第一次得到的「省委老鄭」情資。谷正文強調「鍾浩東到死都沒有說出老鄭究竟是誰」，雖然如此，他認為，「從別人的口中，一樣可以探出老鄭的線索。」

調查局認為，「老鄭」的身分進一步暴露，是「因為運用已獲匪犯蔣某的妹妹，予以政治說服，又供出了台北市前大同中學女教員季澐與老鄭建立有組織上的關係（按老鄭即蔡孝乾之化名）。」

這裡，「蔣某的妹妹」，當然是指任職基隆中學圖書館管理員的蔣碧玉的胞妹戴芷芳。

「後來，每當這些特務要到基中抓人時，必定帶著我那年輕的妹妹同行。我知道，這是他們故意分化基中教職員的詭計。他們故意要讓其他人認為是我妹妹出賣他們的。」蔣碧玉回憶說：「有一天，戴家的親生父母帶著我的小孩來探監。……不久，妺妺也來了。我就乘機告訴她，自己要注意，不要被他們利用了。妹妹以為我誤會她，很生氣。」

筆者在蔣碧玉女士生前的正式訪談或長期的交往閒聊中，始終未曾聽聞她提過與季澐認識或來往之事。後來，她應我要求，協助安排採訪戴芷芳女士，但被婉拒。她向我轉達說妹妹當年因驚嚇過度，過去的事統統忘了。

季澐一九五○年三月三十日的《偵訊筆錄》載稱，一九四七年九月，她到台北市省立第一女中擔任訓導組長，並搬到學校宿舍。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再搬到一女中庶務主任黃怡珍中山路的家住。老鄭也都到住處找老楊和她。關於黃怡珍，她供稱，「黃怡珍的先生蕭道應是臺大醫學院講師。他們和鍾浩東、蔣碧玉兩夫婦都是老楊發展的丘念台舊幹部。因此，三個月後，我就發展黃怡珍為黨員，並負責教育她。但黃怡珍只有熱情，而工作技巧缺乏，並對蔣碧玉瞭解的錯誤。所以，當老鄭向我提出蔣、黃連成一組，交我教育時，我不同意老鄭的意見。我反對她們併組的主要原因是：兩人認識不清，思想上搞不通，併組，妨礙工作進展。」

顯然，季澐有所保留的供詞是為了保護黃怡珍與蔣碧玉而刻意貶抑吧。再者，她也沒有明說與蔣碧玉有無直接的組織關係，只是從側面透露，在「老鄭」那裡，蔣碧玉也是老楊發展的黨員。那麼，所謂治安情報機關「運用已獲匪犯蔣某的妹妹，予以政治說服，又供出了台北市前大同中學女教員季澐與老鄭建立有組織上的關係」之說，則是不能證明為事實的情治單位的說法了。 （相關報導： 老台共蘇新《憤怒的台灣》33年後再度問世　作家還原「認賊作父」史觀：割台屈辱與反殖歷史從未切割中國 ｜ 更多文章 ）

這也就是說，蔡孝乾與張志忠並沒有因為《光明報》與基隆市工委被破獲而暴露身分，乃至於停止工作。

副書記陳澤民在高雄被捕

一個危機剛剛度過，另一個危機就緊迫而來。

安全局機密文件「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叛亂案」載稱，保密局「由破獲基隆市工委會支部及光明報案內獲得線索」，經「研究線索，展開調查，於三十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在高雄市三民區德北里十六號，先將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副書記陳澤民逮捕。」

「就在鍾浩東案偵訊到一半時，高雄組捉到高雄市工作委員會的工運負責人李汾〔份〕。這天深夜，我見到了李汾。」谷正文晚年如同小說創作一般鉅細靡遺地追述了逮捕陳澤民的現場過程。「這名四十多歲的男子，體形相當壯碩，短襯衫底下裸著一雙結實有力的臂膀，看來是一名典型的刻苦工人。他的額上，有著三道深刻的皺紋，兩頰間的法令紋並不對稱，下唇由於經常噘蓋上唇，顯得特別厚大，整個臉上的輪廓，予人一種極為愁苦的印象。然而，從他飄忽不定的眼神，總又覺得他實非一個有思想的人。於是，在我心裡，我假設他是一個專注於利益的人。初時，他是沉默的。不過，經過我以客觀情勢分析他的利害關係之後，他開始說話了。由於他的思想天真得過分，我並未與他進一步討論思想方面的問題。我只是威脅他基隆市工委會已經破了，我們得到許多寶貴的線索，依我的經驗，台灣共產黨並不會存在太久。我認為李汾嘴裡雖還堅持共產黨日內解放台灣的論調，但心裡已經妥協了，於是我把他釋放了，等他回來報告好消息。可是，一個月過去了。李汾就是沒出現。沒想到，我剛一回到台北，李汾就回來了。我於是又匆匆趕搭火車前往高雄。李汾說，十月三十一日有一個重要會議，他的上級約他當晚七點鐘在高雄市農會門前會合。當日，我、黃昭明（高雄組長）、李新明、李汾與高雄組另外一名幹員就先行前往農會附近埋伏。農會前有一棵大芒果樹。我靈機一動，指派李新明躲在樹上，然後叫李汾在樹下徘徊等待。大約一個小時後，一名四十二、三歲的男子出現了。他機警地走向李汾。這時，李新明從樹上跳下來，正好騎在中年男子的脖子上。我們立刻上前協助將他制伏。『你把我出賣了。』他面向李汾淡淡地說了一句，然後就不再說話了。他，就是高雄市工作委員會負責人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副書記陳澤民。」

姑且不論老特務如靈活現所言的細節究竟有多少真實性。根據解密檔案所示，一夜刑訊之後，第二天，陳澤民便以「高雄市工作組負責人」身分，在高雄縣警察局的信箋寫下「自新」聲明，宣稱：「陳澤民現因厭惡政治生活決定脫離中國共產黨嗣後絕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與此同時，他也簡要交代了自己入黨、來台工作與高雄地區組織發展的情況。其中供稱，他於一九四八年秋來台後，「來接關係的是姓鄭的」，「後由他介紹到高雄來找一個姓葉的」。「鄭原定十八日來高雄，但不知何故並沒有來。」 （相關報導： 老台共蘇新《憤怒的台灣》33年後再度問世　作家還原「認賊作父」史觀：割台屈辱與反殖歷史從未切割中國 ｜ 更多文章 ）

安全局機密文件「匪高雄工作委員會叛亂案」的「通訊方法」欄載稱：「匪省工委會書記蔡孝乾，每隔一周或兩周至南部一次，傳達匪上級指示，及交換工作意見。」 從文脈來看，陳澤民「自新」聲明說的十八日，應該就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八日。那麼，蔡孝乾為何沒有按約南下呢？

同十月十八日，鄉土藝術團的林秋興在基隆港被捕，一九五○年六月廿五日被判處死刑，「理由」是：一九四九年「春季自滬返台，即受另案被告即叛徒台灣省匪黨工委書記蔡孝乾，化名鄭保真之領導，旋交由同案被告即叛徒郭琇琮聯絡。同年五月，經蔡孝乾同意，打入鄉土藝術團，作劇藝工作迄至該團解散。同年十月，蔡孝乾以顯影液書就進攻台灣意見，及搜得關於台灣省高雄、屏東、台南、基隆島、台北東部、新店等軍事地形地圖一百餘面，潮汐表，台灣交通第一輯，台灣水路地圖，顯影藥品三瓶等，使郭琇琮於同月十八日於台北市火車站轉交予林秋興，使送往香港德輔道二一四號匪黨港台聯絡人，即叛徒李萬，化名李灶。該林秋興受交後即往基隆乘船，恐被檢查，於是問託憲兵第四團第二營警衛下士蕭子良代送上船。該蕭子良收後懷疑，報由憲兵隊查覺，將人犯及攜帶各物拘解到部。」

「一九四九年秋天，蔡孝乾讓一個長的像西方人，外號叫『美國林』的林秋興，帶劉英德弄到的海圖到香港交給組織。」劉英昌回憶說，「蔡不讓我執行這個任務。他的說法是風聲太緊，而林秋興的親戚是憲兵，會保護林上船。結果，林秋興被他的親戚出賣，一到碼頭就被捕了。這消息很快傳到蔡孝乾耳中。他立刻通知林秋興的聯繫人郭琇琮逃跑。蔡也叫我趕快去香港，以後能回來就回來，不然就去找組織，前往解放區。」

「鄉土藝術團在中山堂表演後，我和郭琇琮醫師的關係比以前較為密切，並於七、八月間去過台北市政府旁邊的郭家二次。以後，我也曾應郭琇琮之約，黃昏時候，到台北公園、衡陽街口及台北橋各會一次。」一九五○年五月九日林秋興《訊問筆錄》載道。「在公園，郭琇琮問我在上海的情形，我就把一般情形告訴他。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本《七月文選》給我看，內容有毛澤東著的民主專制〔《論人民民主專政》〕。後來，他又給我一本沈志遠著的《人生觀》〔《新人生觀講話》，一九四六年生活書店出版〕，並介紹艾思奇著的《思想方法論》。在台北橋會面時，我把《人生觀》還給他。此後我們就沒有見面了。十月五日，我在榮町問美鈔價錢，又碰到郭琇琮。他問我在此做什麼。我說買美鈔，準備去香港。他想了一下，說也許有東西要我帶去香港，就約同月十一日在中國旅行社前面相會。他給我一百元新台幣，要我到香港代購雨衣、玻璃衣、大桶子、通便藥等，並說在開船的當天再在火車站晤面，將東西交給我。十八日上午，他就給我二個紙包和三個藥瓶，叫我轉交李灶，並要李以後不要常寫信。」

顯然，林秋興被捕以後並沒有供出蔡孝乾。蔡孝乾也暫時沒有身分暴露的危險。然而，蔡孝乾原定十月十八日到高雄與陳澤民會面卻臨時失約，應該與廖瑞發、林秋興的先後被捕有一定的關係吧。

隨著陳澤民被捕，不久以後，高雄的組織陸續被破壞了。截至十一月十日止，高雄市工作委員會所屬工、農、學運各支部人員共「四十六名」先後被捕。 （相關報導： 老台共蘇新《憤怒的台灣》33年後再度問世　作家還原「認賊作父」史觀：割台屈辱與反殖歷史從未切割中國 ｜ 更多文章 ）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我因葉崇培身分暴露而接替其職務，分別與高雄李份、朱子慧，屏東劉特慎，台南林飛（化名）聯絡。五六月間，將李份、朱子慧兩人合併為高雄市委。」十一月廿二日陳澤民再被提訊時供稱：「李份主要工作是工廠方面，據他說已建有六七個工廠的組織，黨員有二三十人。朱子慧主要工作為學校和其他方面，亦有黨員十餘人。劉特慎有黨員十餘人。台南林飛有學生和小市民黨員二十餘人。」

陳澤民提到的台南「林飛」，其實就是台南地區負責人李媽兜的化名。陳澤民在十一月一日所寫的供詞也交代說：「原定今天上午九時和下午二時在車站接他」。顯然，李媽兜並沒有因此被捕。

「民卅七年以前，張志忠或鄭寶珊〔蔡孝乾〕例月定來和我聯繫。但是到了卅八年以後，他們兩個都不來了，再換了個姓錢的來和我聯繫。」李媽兜在一九五二年被捕以後二月十六日的《自白書》供稱。「姓錢的不知道怎麼樣與我約聯繫日期。十一月初，沒看到他來到。初二號晚上，高雄楊崇山和一個不熟悉的人要來找我報告。那時，我就懷疑起來，到陳文山的地方去，思了思，又回到離家裡遠遠的地方觀望，等一等。果然，有幾個人在外面。一二個人剛進入我家，不一會又出來。從這時候起，我就跑了。」

李媽兜所說的「姓錢的」，就是陳澤民。據其十一月廿二日《供訊筆錄》所載，關於先前所供「姓鄭的」，並沒有再多吐露一絲絲新的線索。也就是說，蔡孝乾並沒有因為陳澤民被捕而暴露身分。但是，原保密局第二處特勤組組長谷正文的晚年口述卻聲稱，蔡孝乾的身分暴露乃至於被捕，是因為陳澤民被捕之後「變節」供出蔡孝乾和中共地下黨的一些情況，而其破口則是「十一月中旬」套出蔡孝乾在台北市的住處。

雖然老特務的口述日期總與事實不符，鑑於他是「捕蝶人」的身分事實，我們還是不妨參照他所憶述的內容，藉以客觀比對，從而盡可能進入那撲朔迷離的歷史現場。

「陳澤民態度很坦率。不過，他的供詞，大致上只是他自己參加共產黨及如何奉派潛入台灣活動的過程，對於他所領導的組織和他的上級，他總是小心地閃避過去。……」谷正文回憶口述：「於是，我拿出在農會前逮捕陳澤民時從他身上搜出的那本記事簿，問他上面所載有關『老鄭』的問題。老鄭這個名字，鍾浩東提過一次，如今又出現在陳澤民的記事本上。我推想，他一定是台共組織中數一數二的角色。不過，陳澤民到底還是不肯詳談這位神祕人物，他只說，見過老鄭幾回面，對他最深刻的印象是有雙精明的眼睛。」

朱諶之來台聯繫

就在阿里山樂野部落的基地初步建立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末，上海解放後即取代上海台灣同鄉會而為台灣省工委會與華東局交通聯絡據點的香港的上級，派來「與本省組織並無直接關係」，「專與情報關係聯絡」的朱諶之〔朱楓〕，介紹給蔡孝乾，要他「與其聯絡，以便代為傳遞情報。」

這樣，因為林秋興被捕而奉蔡孝乾指示撤往香港的交通員劉英昌，就起到了關鍵的聯繫作用。

「我在香港找到中共中央華東局對台工作委員會駐香港負責人萬景光，以及也是地下黨人的林樑材。」劉英昌回憶說，「一個月後，萬景光叫我寫封信給妻子，轉給蔡孝乾，內容是介紹朱諶之去見他，目的是和國民黨國防部次長吳石聯繫，希望日後有情況時，地下黨可以有個接應，例如武器、彈藥的奪取。」 （相關報導： 老台共蘇新《憤怒的台灣》33年後再度問世　作家還原「認賊作父」史觀：割台屈辱與反殖歷史從未切割中國 ｜ 更多文章 ）

關於萬景光與香港，張執一回憶文章寫道：「大約是一九四七年初，組織上派萬景光、馮修蕙夫婦到香港建立了一個聯絡點（也稱上海局香港辦事處），負責掩護上海局領導人於必要時轉移到香港暫住……並有一部份幹部和民主人士轉送到香港聯絡點，然後由他們負責分批轉送解放區。這個聯絡點做了很多工作，直到上海解放後才撤銷。」 《百度百科》另載，萬景光於一九四六年奉中共中央上海局指派，與妻子馮志瓊（修蕙）來到香港。一九四七年初，經岳父馮少山（廣東商會會長）的關係開辦榮記行，作為掩護，並以位於摩利臣山道的家為聯絡點，建立中共中央上海局香港聯絡站。一九四九年，通過老同盟會會員何遂，與中華民國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建立聯繫，並通過吳石的副官聶曦傳遞情報。同年，他送潘漢年副手劉人壽上船時結識中共地下黨員朱楓。由於局勢變化，聶曦傳遞情報的風險加大。萬景光於是決定派朱楓赴台灣，當傳遞情報的交通員。

「我係由香港派來。與老陳關係，係由香港劉先生（劉另有姓為萬或范，名不知）所交。」朱諶之一九五○年二月廿六日在台北保密局的《訊問筆錄》記載。「劉派我來台，主要任務是與老陳聯絡，並將從吳石處所得各方面情況報告老陳。同時，劉對我說，要我等在台灣，待台灣解放後擔任接收工作。」

朱諶之說的「老陳」當然就是蔡孝乾，而「香港劉先生」則是化名劉棟平的萬景光。一九五○年三月十一日，她又在親筆撰寫的《回憶錄—民國廿六年至卅九年三月》交代說，抗戰勝利以後，她正式參加華東局經濟工作，並在一九四七年始告解決遲遲未決的組織問題。然後「由小萬通知於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搭乘長沙輪啟程」。

朱諶之：離港前，我與劉棟平再三講明，來台只為協助，不作領導負責。我闡述的理由是：一、台灣人地生疏，幹部個性不熟。二、言語不通，本籍幹部不能緊密聯繫。三、工作經驗不夠，我係商業人員，地工能力缺乏。劉同意我的意見，但後來要我來台後多與陳、錢〔陳澤民〕商討，多多研究台灣的一般問題。並說將來台灣解放時我可參加接收金融及商務機構，那時候經濟部門也一定要我留在台灣的。

因為劉很關心我的政治健康，所以他介紹組織關係只有陳、錢二人，社會關係則只有吳石一人。 （相關報導： 老台共蘇新《憤怒的台灣》33年後再度問世　作家還原「認賊作父」史觀：割台屈辱與反殖歷史從未切割中國 ｜ 更多文章 ）

＊作者藍博洲，小說家，報導文學作家，現任辜金良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我是蔡孝乾》（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