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當大法官可以為自己解釋一切，憲法還剩下多少保障？

今年憲法法庭114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宣告《憲法訴訟法》部分修正條文違憲失效，被不少人視為「讓憲法法庭起死回生」的關鍵判決。然而，若仔細檢視其理由內容，問題恐怕不只是在於糾正立法院的程序設計，而是在判決邏輯中，悄然打開了一道高度危險的制度缺口。

這個缺口不在結論本身，而在於理由中所建構的一套「可以被反覆使用的工具」。

多數意見認為，新修正的《憲訴法》第30條第2項，透過提高評議門檻的方式，使憲法法庭在大法官缺額、迴避或拒絕參與評議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作成判決，已經實質妨礙司法權的正常運作，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因此宣告違憲失效，並回復舊有制度。乍看之下，這樣的論述似乎合理，甚至帶有某種「制度自救」的正當性。

然而，同一份判決理由卻同時主張，大法官基於所謂「程序自主」，得以排除現行法律的相關規定，自行重算評議人數。於是，三位拒絕參與評議的大法官，被視同缺額而不計入總額，使得僅五人即可作成終局判決。

換言之，多數意見一方面否定立法機關所設計的程序門檻，另一方面卻為憲法法庭自身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彈性空間，使其得以用「維護職權行使」為由，重新定義原本應當拘束自己的程序規範。這樣的結構，很難不令人質疑，其是否已經從防止他人濫權，轉化為自身擴權的正當化論證。

判決理由指出，新《憲訴法》的程序設計，使憲法法庭在某些情況下根本無法作出判決。立法機關一方面是被審查的對象，另一方面卻又透過立法，把憲法法庭的手腳先綁起來，這正是多數意見所批評的制度矛盾。

但問題在於，當憲法法庭本身正是受該程序法規範的主體，卻又由自己宣告這些限制不再適用，並改採對自身較有利的計算方式時，這樣的作法，是否與其所批評的立法機關「自我保護式程序設計」，在本質上並無二致？

從論證結構來看，這無異於另一種形式的自我證成：因為我認為限制我的規則違憲，所以我可以不受其拘束。多數意見援引「憲法最高位階性」作為否定立法機關程序規範的理由，卻未提出任何足以反過來約束自身的外部標準，來界定何時可以排除法律、排除到何種程度為止。如此一來，只要主觀上認定係為「維護憲法或解釋職權」，幾乎任何突破既有規範的行為，都能被包裝為合憲之舉，這本身即是一種典型的循環論證風險。

三、「程序自主」與憲法明文規定之間的滑坡疑慮

多數意見試圖劃出一條界線，主張大法官的任期與總額十五人係由憲法增修條文明文規定，不容動搖；至於評議門檻、出席人數，以及拒絕參與評議者是否計入總額，則屬於程序層次的問題，得在「程序自主」的範圍內調整，以避免憲法法庭陷入癱瘓。 （相關報導： 大法官判決恐加劇憲政危機？林濁水示警3現象：惡劣狀況「恐進一步升高」 ｜ 更多文章 ）

然而，一旦接受這樣的切割方式，邏輯上的滑坡便隨之出現。若未來有人主張，某些與補提名時程、任期銜接相關的規範，同樣在實質上造成憲法法庭長期無法正常運作，是否也可能被視為「妨礙大法官行使職權」，進而被排除或重新解釋？

當「維護憲法法庭運作」成為一把缺乏明確界線的通行證，變成一把可以到處使用的萬用鑰匙，程序門檻不過是第一道被突破的關卡，任期與組成設計是否終將被納入同一套論證之中，並非全然不可想像。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一個缺乏停損機制的制度性風險。用極端一點的說法：如果今天可以為了「維護職權行使」而改寫評議人數，理論上明天也可能有人主張，為了避免大法官大規模屆滿而未及補提名造成「憲政空窗」，可以「調整」任期長度。

三位大法官另行聲明指出，僅由五人作成的判決，欠缺法定評議人數，屬於顯然無效，並強調憲法法庭或大法官並不享有所謂「組織自主」或「程序自主」的權限，無從自行決定合議人數與組成要件。

這樣的意見，實際上是在憲法法庭內部，直接點出多數意見所隱含的危險方向：如果今天可以為了排除新《憲訴法》的門檻而主張程序自主，明天是否也可能以相同理由，動用同一套邏輯去處理其他更為核心的制度約束？

這已經不只是單純的程序技術之爭，而是關於憲法法庭是否承認自身同樣需要受到規則拘束，抑或可以隨時以「維護憲政」為名，將規則推開的根本問題。

回顧過去，釋字第499號以修憲程序與界限為理由，否定特定憲法增修條文的效力，實質上宣示大法官連形式上已完成的修憲，都得以進行實質審查並判定不生效。

本次判決則更進一步，只要多數大法官認定某些法律條文在效果上癱瘓憲法法庭，即可排除其適用，回復舊法，並重塑程序運作方式。兩者結合起來，形成一條令人不安的路徑：無論規範位階是法律或憲法增修條文，只要被界定為實質上破壞憲政根本原則或妨礙職權行使，便可能被宣告無效，或透過解釋予以改寫。

在這樣的理解框架下，憲法與法律所設定的界線，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制度邊界，而更像是一份「有待大法官最後詮釋」草稿。

不可否認，許多人支持本案判決的實際結果，因為它終結了憲法法庭長期停擺的狀態，讓卡在法院與憲法法庭之間的案件得以繼續推進。然而，一個健全的憲政秩序，不能只問結果是否令人滿意，更必須追問，為了達到這個結果，制度究竟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

真正令人不安的，不在於本案是否讓憲法法庭「重新運作」，而在於判決理由中所確立的一套方法論：只要被界定為妨礙憲法法庭行使職權的規範，即可在缺乏外部標準與明確界線的情況下，被選擇性排除或重新解釋。這樣的論證工具，一旦被寫入判決理由，未來便不再專屬於單一個案，而可能成為反覆動用的制度捷徑。

在這種框架下，程序門檻只是第一個被突破的環節；至於哪些界線不可跨越、哪些約束不能鬆動，反而變成有待多數大法官於個案中加以界定的問題。當「維護憲法」本身成為足以排除規則的理由，憲政秩序所倚賴的自我節制，便顯得格外脆弱。

憲法，憲法，多少權力的越界，是假「維護憲政」之名而行。

＊作者為高資產客戶與專業投資人 （相關報導： 大法官判決恐加劇憲政危機？林濁水示警3現象：惡劣狀況「恐進一步升高」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