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元丁已死亡月有餘日，死亡何故？諒係被人暗殺，棄屍港中。」
這是保密局基隆情報人員楊風所披露的內容。為何要暗殺楊元丁？統治者也害怕被知道：他們確實殺了人民所感念的人。
楊元丁（一八九八～一九四七），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他還有另一個身分是政治建設協會的理事，這個組織從日本時代的台灣民眾黨脫胎而來，宛若戰後隱形的反對黨。所以楊元丁不只是一個地方型的議員，更參與在整體民主改革的脈動中，不訝異的是，戰後第一個主張縣市長民選的聲音，從基隆市參議會發出。
走過日本時代的抗爭運動，楊元丁究竟為什麼而戰鬥，竟繫獄高達六次。出生桃園八塊厝，他二十四歲來到基隆，在煤商大祥行工作，與工人為伍，切身感受來自資本家與殖民統治者的雙重剝削。
一九二七年蔣渭水成立「台灣民眾黨」，他隨即加入，並組織「基隆行商自治協會」，成為工友總連盟的加盟團體。台灣在戒嚴令下被封閉長達四十年的勞工運動，楊元丁早在基隆昂憤發聲。
每與同志假寺廟演講，批評日人政治舉措失當，言及台胞待遇之差別，義憤填胸，輒大聲疾呼，籲請改善，語涉激烈時，臨監警吏命中止，不答應，下君於獄凡六次。
這是陳其寅先生對他生動的描述。對日本殖民者的壓迫，他如此憤慨，他是不怕被關的！台灣民眾黨發起對日本鴉片政策的抗爭，一狀告到日內瓦國際聯盟總部，引來國際關心，日警要逮捕印發傳單抨擊政府的人，楊元丁一肩扛下，繫獄二百八十四天。這是他的豪情。
有一種豪情，台灣歷史很少書寫，那是不屈於統治者、敢於承擔且為眾人受苦的人格。
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對台灣社會運動的控制也轉趨高壓。此時楊元丁不願自己身陷中國變敵國的掙扎，且他是日本政府眼中的反對派人士，監視與壓迫勢必更加嚴厲，於是決定前往中國。
其子楊光漢回憶：
「即使在杭州，我們也不能讀中國學校。我們一到中國，日本政府就通知那邊的日本領事館，我們人一到就要去報到，上日本學校讀書。……但是小學畢業後，父親曾經偷偷送我們去中國學校讀了幾個月。……父親的中國觀念，是完全的認同中國，常對我說，我們是中國人。」
戰爭結束後，楊元丁回到台灣，對公共事務的熱情不減，他投入第一次民意代表的選舉，不只當選基隆市參議員，更被選為副議長。
的確，他每一次質詢，都是媒體關注的焦點。而透過這些質詢內容，我們也更瞭解楊元丁心中的價值。因為同樣為日本時代的社會運動者，有人在意的是民族主義，而非民主，因此回歸後，成為不再議論時政的順民，但楊元丁顯然不同。
其中兩起事件成為焦點，一是人事問題，媒體披露市長石延漢，大量舉用外省人、裁去本省職員，沒想到市長的回答是，他不認識本省人，所以只好找自己的知己。這也反映了戰後初期人事問題何以如此荒腔走板。 （相關報導： 美國記者直擊血腥二二八：學生遭割雙耳鼻子再刺死、海潮日日沖刷殘破屍體 ｜ 更多文章 ）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四日，《民報》報導了楊元丁的質詢：
一、市府接收時，本省人有一三四名，據十一月二十一日報紙上的統計，外省人七十六民，本省人七十四名是何故？
二、公營事業也是外省人佔多數。
三、市長前對林兩成的答覆說：因為土地生疏不知，有能相信的找本省人不到（找不到可信任的本省人），所以採用知己的外省人，……有人說，現在市府採用人員，像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樣的奴隸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