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安．鄧納姆（Ann Dunham）就不一樣，她很有主見。她是我外公、外婆的獨生女，高中時就很叛逆，讀披頭族詩人和法國存在主義者的文章，跟朋友到舊金山玩好幾天，卻沒有告訴任何人。小時候，我從她那裡聽說過人權遊行，以及越南戰爭為何是一場誤導性的災難。我還聽她談起婦女運動（她熱中同工同酬，而不熱衷除腿毛）和向貧困宣戰。
我六歲跟著母親搬到印尼與繼父同住時，即使當地每個官員似乎都貪污，但她一定會解釋政府貪污腐敗的罪過（「這就是偷竊，巴瑞」［Barry，我的小名］）。後來，在我十二歲那年暑假，我們全家去美國本土度假一個月時，她堅持要求我們每晚觀看水門事件聽證會，並發表自己的評論（「對於麥卡錫主義者（McCarthyite，譯註：意指在沒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指控他人犯下顛覆、叛國等罪行），你還能指望什麼呢？」）。
我的母親不只關注頭條新聞。有一次，當她發現我在學校參加一個取笑孩童的團體時，她坐在我面前，失望地噘起嘴來。
「巴瑞，你可知道，」她說（從小到大，她和我的外公、外婆都用這個小名叫我，通常還只叫我「巴兒」（Bar，發音跟英文的「熊」［bear］一樣），「世界上有些人只考慮他們自己，只要他們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就不在乎別人會怎樣。他們打壓別人，藉此覺得自己很重要。不過，有些人剛好相反，他們能夠想像別人的感受，並確保自己不會做出傷害他人的事情。」
「所以，」她直視著我說。「你想成為哪一種人？」
我覺得自己很差勁。如她所願，她提出的問題讓我思索好長一段時間。對我的母親來說，這個世界充滿道德指導的機會。但我從不知道，她會參與政治活動。她跟我的外公和外婆一樣，對政見、政策和絕對的事物都抱持懷疑，她比較喜歡在範圍較小的事情上表達自己的價值觀。
「巴兒，世界很複雜。這也正是世界很有趣的原因。」由於東南亞的戰爭讓她感到沮喪，最終她將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那裡，學習並理解當地的語言與文化。早在小額信貸在國際發展成為主流前，她就為當地窮人開辦小額貸款計畫。種族歧視的嚴重情況讓她感到驚訝，但她不只嫁給其他族裔，而且還嫁了兩次，並以無止境的愛養育兩個棕色皮膚的孩子。
她對於女性受到社會限制感到憤怒，當她所嫁的兩個男人表現得過分傲慢或令人失望時，她就跟他們離婚。她自己選擇要做什麼，並開創出自己的事業，也按照自己的行為準則標準養育子女，而且讓她真正高興的事情幾乎都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