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安．鄧納姆（AnnDunham）就不一樣，她很有主見。她是我外公、外婆的獨生女，高中時就很叛逆，讀披頭族詩人和法國存在主義者的文章，跟朋友到舊金山玩好幾天，卻沒有告訴任何人。小時候，我從她那裡聽說過人權遊行，以及越南戰爭為何是一場誤導性的災難。我還聽她談起婦女運動（她熱中同工同酬，而不熱衷除腿毛）和向貧困宣戰。我六歲跟著母親搬到印尼與繼父同住時，即使當地每個官員似乎都貪污，但她一定會解釋政府貪污腐敗的罪過（「這就是偷竊，巴瑞」［Barry，我的小名］）。後來，在我十二歲那年暑假，我們全家去美國本土度假一個月時，她堅持要求我們每晚觀看水門事件聽證會，並發表自己的評論（「對於麥卡錫主義者（McCarthyite，譯註：意指在沒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指控他人犯下顛覆、叛國等罪行），你還能指望什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