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蔚然

校園之於我，猶如教堂廟宇之於信徒，是庇護所。四下安靜，步調緩慢，散發一股閒適，而濃濃的綠意，以及年輕學子身形與話語所流溢的青春氣息則充滿生機。我有回家的感覺。雖然已辭去教職多年，體內尚且殘留些許書卷氣吧。繞了校園一圈，精神來了，心情也舒坦些，但焦慮並未完全消失，仍在心裡某個角落隱隱發作。我邊走邊想，試著理解。之所以感覺愧疚，是否因為我一面指責胡舍為達目的而不......

每於外語大樓三樓和他錯身而過，總會下意識看一眼他拄的柺杖，以及腳下黑皮鞋，鞋頭蓋特別突出，猶如隆起的土丘，前後不成比例。他是文納神父（Fr.PeterVenne），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後英文系創系主任。一位學長跟我透露，文革期間他曾遭清算，受盡苦難，雙腳腳趾全給斬切。文納神父來自德國，慈祥和藹，總是面帶笑容，但為人嚴肅，我們不敢和他親近。記得大四上學期，我和他又在走廊相遇，但這次不只打個招呼，還把我叫住，從背心口袋拿出一只信封，說某善心人士捐了三千元，希望幫助經濟上有困難的學生。原來他已注意到我，看見了我右腳皮鞋頭蓋的開口笑。臨走前他說，樂捐者只有一個期許：將來若有餘力也能幫助有困難的人。當天的畫面難忘，而那句叮嚀始終謹記在心。

多伊徹撰寫《透過語言這面鏡子》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處理一個棘手的問題。關於語言，最難纏、最具爭議性的問題之一，就是語言和思考的關係。

猶太教宗教文獻《塔木德》裡這麼寫著：「世上只有四種語言值得使用，歌唱用希臘文、打仗用拉丁語、哀悼用敘利亞語，平常說話用希伯來文。」

近日遇到一位可愛的小男孩，已經兩歲但不太說話，還在呀呀發聲的階段。問出原因之後，才知道媽媽平時不太跟他說話，只顧著滑手機；而且她不知從哪聽來的撇步，每天放英語、法語、日語錄音帶給孩子聽，以為這樣就是多語教育。這樣的觀念完全錯誤。

賈克‧洪席耶（1940-）

在歷史的皺褶中尋找自己，抑或從個人出發去理解歷史？雖說前者由外而內，後者由內而外，兩項工程實屬同一回事，交相運動中形成了無限循環的迴道。經過了無數的理論，以及多年的爭辯，我們終究必須相信，一個人不可能只是歷史塵沙中隨風飄蕩的微粒，更不會只是任由結構（經濟模式、政治形式、世界潮流）擺置的棋子，你我的選擇對於歷史的走向勢必會造成影響。如果不相信這一點，我們其實用不著關心歷史。

早晚有一天，台灣會出現如下的對話：

新年新願望，容我破天荒的談一回愛。

台灣推理小說的歧途

2012年，我帶著《私家偵探》參加香港國際書展，做了一場以「別上詭計的當──尋找華人推理小說的線索」為題的演講。現將文字打出，除潤飾、增刪局部外，大至保留口語原味：

我常為了一句話思索良久，離妄想症不遠矣。是否有一種病，妄想自己得了妄想症的病？

我喜歡動作片，老婆認為一個戲劇教授這麼愛看動作片很丟臉，我則對她說，一切為了研究。為了證明不是完全胡說，偶爾得交出一篇關於動作片的心得報告：

來點輕鬆的。

「怎麼穿得這麼黑？」

對於捷運隨機殺人事件，我們隱約或強烈地負有連帶責任感，這很正常，不過倘若感覺罪惡，則大可不必。

說真的，面對近年的紛擾，你渴望回到兩蔣的年代否？或者，面對多年的認同爭議，你當真希冀回返日帝治台的光陰？打死，於解嚴近三十年的今天，我都不願回顧這兩段歷史而帶著一絲不捨；因此三月三十日，當我下了高鐵，步出台北火車站，乍聞挺馬、反反服貿人士播放著〈梅花〉時，我心中不由得泛起了今夕何夕的疑惑。

《Kano》或《看見台灣》的風光浩蕩讓我想起《賽德克‧巴萊》的摧枯拉朽。因此，讓我們稍作回顧。

好萊塢電影史上，以反面烏托邦（dystopia）為題材的作品還真不少，但經得起時代考驗的經典寥寥可數。或許是受到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Orwell）小說《1984》的召喚，1980年代出現了三部擲地有聲的佳作：《銀翼殺手》（BladeRunner,1982）、《一九八四》（NineteenEighty-four,1984），以及《巴西》（Brazil,1985）。

1985年，美國娛樂週報Variety刊出全版廣告，偌大篇幅僅打上寥寥數字：「親愛的席德．辛伯格（SidSheinberg），你何時才要發行我的電影《巴西》（Braz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