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捷運隨機殺人事件，我們隱約或強烈地負有連帶責任感，這很正常，不過倘若感覺罪惡，則大可不必。
關於這點，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說得非常清楚：對於我們沒有積極參與其中的惡行而「感到有罪惡感，那只是隱喻的意思……隱喻性的陳述只會導致一種虛情假意，而把真正的問題給模糊了。」集體責任感則不同。「對於我們沒做的事情負有的這種間接責任，也就是，對於我們沒有直接犯下的罪，將後果攬到自己身上，讓自己承擔──這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我們不是和自己生活而已，而是同其他人一起。」
然而，「真正的問題」是什麼？我們的社會能從這件慘案提煉出什麼啟示？
兩記醒鐘
一九八四年，我父親於午覺中辭世，享年59歲，因此今年一月當我順利活過了六十足歲時，我鬆了一大口氣，以「頭過身就過」的心願大肆慶祝，吃了不少酒席，收到一些賀禮。當時以為往後的日子於欲望不大的心理建設下理應無風無波，感受到存在的沉穩與安靜的同時，卻也逐漸失去了鬥志，彷彿正參與一場已知比賽結果的重播：死神1，我0。正迷惑之際，3月18日帶來了我之前無可想像的學運，它宛如一份遲來的生日禮物，但更像一記醒鐘……接著，5月21日發生了捷運殺人事件。
我從昏沉的安逸中驚醒，但腦袋卻沒因此而清明。我不但迷惑，而且懼怕。
之後那幾天，我散步時觀看行人的眼神有點不一樣，而行人觀看我的眼神也不像以往。以前是冷漠，如今是戒備；以前是「誰怕誰」，如今是「我怕你。」
5月31日，和妻子走在敦化南路上，我告訴她以上的感覺，為了放鬆心情，還開了個玩笑：「今後看到雨傘都會有親切感。」妻子沒有笑，只說：「媒體不應大肆報導，不但增加兇手的知名度，還把社會搞得神經兮兮。」我犬儒地回道，「媒體不大肆報導就不是媒體了。」
以上對話才不過十分鐘之後，我們經過十字路口，再度踏上人行道，突然一名整顆頭顱被安全帽包住了大半的機車騎士，往我們這邊疾駛，急躁地嚷嚷不絕，我們一時聽不懂，他以為我是外國人，用英文重複一遍。原來，他說前方有人攜帶刀子，要我們不可往前。我們馬上止步，同時我往後看，瞧見台灣電視史上最資深的主播盛竹如先生正巧也往這邊走來，趕緊勸他暫時別動。所幸，警察隨即出現……整起事應該是誤會一場，真相如何我只能揣測，若說出揣測的內容恐怕對兩位當事人不公，就此打住。
事後回想，相較於前方遭指控的男子給我的純想像威脅，那名在人行道上橫衝直撞、心焦氣躁的騎士讓我不安的程度同樣巨大。
黑漆漆一片
遇到這種大事，我們不得不求助於媒體的報導，即便經驗告訴我們台灣的媒體只會使事情更加扭曲。有太多的速食解答和不負責任的臆測與牽拖，使我們不僅對於關心的「病徵」無進一步理解，還見證了連帶引發的「病徵」。（參考林瑋豐之〈犯罪者的標籤跟你一樣嗎？〉或〈風評：除了高分貝搶收視率 還能做什麼？〉）
我想，最令人感到恐怖的是，經過了這麼多天，我們對兇手本人仍舊毫無瞭解，對於他兇殘行為背後的動機亦無所知悉。既然不能一窺他的內在，也無從推理他的罪行，社會如何從中擷取教訓？一片漆黑之下，我們還當真無法往前推理而得到後見之明。因此，我們把希望寄託在他父母身上，不只基於義憤要他們道歉，而且企盼他們能夠提供何以至此的蛛絲馬跡。當他們保持沉默，不願或無法提供任何線索時，整個社會的療傷工程就此卡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