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5周年即將到來，港台兩地都有紀念活動，但中國的年輕人如何理解此一歷史事件？《美聯社》記者訪問北京大學等學校的中國學生，顯示六四至今仍是校園的禁忌話題，不少年輕一代到了海外才知道此事的詳情；即便他們的父母輩曾經歷這一切，即便事情就發生在他們成長的土地上。
1989年出生在北京的史提夫．王，有時候會很好奇那年故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他對這場鎮壓群眾的民主抗爭的好奇心一下子就消失了。「我不是當時的一份子，我知道這事很重要，但我感受不到。」他說。
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對中國年輕人來說，這場運動就像一樁遙遠的傳說，中共禁止公開討論89年的事情，中國的教科書與網路上也付之闕如。
許多人千方百計想知道六四的真相，不管是透過那些知情者，或在中國嚴控的網路裡「翻牆」出去看看，還是藉著出國旅行的機會，而有些人知道那張具代表性的照片－長安大街上，一名男子孤身站在一列坦克車前的身影。
天安門前，一名穿著中共黨徽T恤的男子，後為人民英雄紀念碑。（美聯社）
犬儒主義的一代
但年輕一代似乎不在乎。他們在民族主義的氣氛中長大，並為中國20年來強勁的經濟成長感到驕傲。25年前的這場學生運動，似乎與這一代無關，他們更在乎的可能是找個好工作、買間公寓。
香港大學新聞系學者傅景華說：「基本上他們沒想深究此事，即便他們知道了這些，還是相信政府的版本。」
目前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著有《天安門流亡》（Tiananmen Exiles）的何曉清，記載了抗議學生在鎮壓後的生活。她說，許多海外的中國學生宣稱對此事知道甚多，實際上卻不然。「有的人會說『我們知道那時發生什麼事，那又怎樣？』，這是很典型的反應。」
著有《天安門流亡》的何曉清。（取自網路）
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很難對1980年代的學生有同理心。何曉清說，這一代較受犬儒主義與物質主義影響。一名中國學生曾對她說道：「我真的不相信他們上街是為了理想。」
出了國門才聽說
王在1989年七月在一間北京的醫院出生，離血腥鎮壓之處不遠。他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從親友或師長口中聽過那場學運，直到他在中國上大學時，才從朋友口中聽聞點點滴滴，「我很好奇，也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我找不到資料。」
2010年，這個年輕人到英國唸書，在那裡遇見了一個香港學生，他讓王看了一部關於鎮壓的紀錄片。「我只記得，裡頭有個年輕人試著阻擋一輛前進的坦克」，「當那個香港學生問我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時，我張目結舌，說不出話來。」
回到北京，王不認為當年的學生運動會在任何討論中出現。「誰會談它？沒有理由再討論它了。時間過了那麼久，中國也不再報導了，國際媒體只是想小題大作，他們總愛報導中國的負面事件。」
「我只知道我不能知道」
在北京大學，這個一度是學生抗議的中心地點，六四事件看來更像與這一代的學生無關了。一名社會系的研究生張瑜（音譯）說：「這件事似乎不再與我們有關。」
雖然有一些勇敢的北大教授向學生提起六四，但討論止於課堂。航空系的新生陳豪云（音譯）說，自己第一次聽到這事，是歷史課上一名助教提到的，「我知道的不多，我只知道這件事不能討論，我很感興趣，但學校裡不給談。」
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朱善璐警告老師，提到這件事要小心。當《美聯社》記者問他此事是否為校園裡的討論禁忌時，他說：「我們要對學生的價值觀負責，這就像扣衣服鈕扣，第一對就不能扣錯。」
一些年輕人有門路可以得知當時的情況，女大生王嘉盈（譯音）的父親當年參與學生運動，「他說自己當時領悟不高」，她自己則認為，那是特殊時空背景下的特殊事件，現在不能再被討論。
她的室友，21歲的盧秋軒（音譯），也從母親那裡聽說此事。盧秋軒的母親當時在北京醫院照顧祖母。她母親說，當時一直有受傷的學生送進醫院。盧秋軒到了海外之後才開始讀查相關資訊。「我沒想到這事規模那麼大，那麼多人牽連其中，還有那麼多人死傷，我嚇壞了。」
「政府隻字不提，我不知道怎麼幫這件事下定論。」盧說，「我們這代不能在課堂上了解這件事，我覺得很遺憾，我認為這事已經改變了我們對未來生活的展望。」
身著制服的高中生少年先鋒隊在廣場上練習。（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