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為中國六四事件25周年，《風傳媒》專訪當時身為六四學運的領導者之一的吾爾開希。他除了娓娓道來多年來的心路歷程，也談到當時已討論出卻無法實現的「退場機制」，還有他對中國政治的針砭與展望。他送給海峽兩岸的年輕人各一句話作為期許，也這場學運留下註腳，本文同步刊登於《風傳媒》主網站與特別企畫的「六四事件25周年專題報導」專頁。
採訪整理：簡嘉宏
訪問時間：2014年5月24日11：00–12：10
◆第一部份：回首過去
【初衷】
Q : 做為六四運動的學生領袖，是否可請你談談六四運動的背景，以及參與此一運動的初衷？
A：中國社會經濟在1979年進行改革開放後發展起飛，但隨之而來的社會與政治風氣腐敗，早讓許多民眾與學生不滿，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中國各界發起了追思活動；17日，我在北京師大校園內貼了傳單，要求中國政府開放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與經濟自由，「更開放、更民主並進行改革」；19日，學生開始於北京新華門外示威。
20日凌晨，軍警與學生於新華門外發生衝突後，已有一、兩千名中國各大專院校的代表響應，並與我聯繫，同時我們以波蘭華勒沙（Lech Wałęsa）所領導的波蘭團結工聯（Solidarity）為師，成立了「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及「北京市臨時學聯」，由我擔任主席。
21日下午，約5萬餘人擁入北京師大校內的廣場，我站在廣場中央的小講台上，靠著一具小麥克風，請現場同學向他們身後的人群複誦我的話，把學運訴求傳達給所有同學知道。
這場運動的訴求很簡單，就是「對話」。要求中國政府與學生們對話，以往的中國政府只會進行上對下的宣傳，當年，我們認為這場運動要能成功，就必須建立與政府對話的機制，並將學生自治會制度化，宣達完畢後，大家一起走向天安門準備參加22日的胡耀邦追思會。
25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成立（簡稱「北高聯」），成為了六四運動的主要組織，起初，我們天天上街遊行，表達訴求後回家，在北京感覺像嘉年華，就這麼單純。
5月13日，廣場上開始進行絕食活動；15日，當時的前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訪中，隨行的各國記者報導了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與示威運動，讓國際社會驚覺這場運動的嚴肅，在加入了媒體的呼應力量後，這場運動才真正開始席捲全中國。
當時，北京的媒體圈也響應這個運動，中國媒體均為官方喉舌，傳達的都是官方觀點，但是從絕食開始（其實是從運動伊始），北京的媒體圈極度關注這項運動，許多現場記者回公司後，詢問主管的處理態度，在得到「如實報導」的回應後，中國讀者與新聞收視戶開始發現不一樣的媒體，也知道了天安門廣場上的事件。
【退場】
Q：六四運動最後以鎮壓收場，在這場運動初始，你們是否曾考慮過退場機制呢？
A：有的。從組織這場運動開始，我們便一直討論退場機制。要知道，所有運動的成員一定不乏立場較為積進的份子，我們無法一一說服，由於我們的訴求是「（與政府）對話」，因此，設想一旦政府與我們的對話有了初步成果，並允諾具體落實後，我們的運動就會宣布結束，為下一次的運動儲備能量。
當時，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準備在6月20日集會，我們也對部分常委進行遊說，並獲得具體回應，表示將在集會時，把我們要求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訴求以法條內容具體化。
我們當時決定，這些訴求在成為法律條文後，這場運動就要結束，學生們將回到校園，遊行民眾回家，並確定「北高聯」成為常設組織，督促中國政府持續開放與改革，可惜等不到人大常委的集會，中共就決定先進行軍事鎮壓了。
【鎮壓】
Q：對於那晚的鎮壓，雖然許多人表明了主要的責任在政府，但也有人提及學生若能及早退出廣場，或許會有不同結果，你如何看待那晚的鎮壓？
A：那場軍事鎮壓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都是一場慘絕人寰、泯滅人性、違反人權的最惡劣示範，凸顯出中國共產黨是如何粗暴的回應這樣一個非暴力與平和的群眾運動，不但讓我們失望，也讓全世界失望。
（文待續，更多六四25周年相關報導，請參閱風傳媒專題報導，網址為：http://event.stormmediagroup.com/tiananmen_incid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