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陸軍第 27 集團軍特遣分隊的軍人端槍衝上來的時候，坐在紀念碑底座臺階下的學生隊伍最前列的，大多是赴京聲援的外地學生，他們在中共當局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上宣佈對北京市部份地區實施戒嚴後堅持不離開北京，表明他們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中最堅決的一群人，在天安門廣場堅守到底的呼聲甚至遠勝於北京學生。
在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猛烈襲擊下，許多學生當即頭破血流，倒地不起。但周圍的學生依然端坐不動，甚至都沒有去扶持或觀察一下身旁倒下的同學。如果不是身處其中、身臨其境者，很難理解這種見死不救的現象。因為在當時的情形下，大家都已抱定必死的信念，認為反正遲早都免不了一死，無非只是時間有先有後而已，所以對周圍的流血已經近乎麻木。
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潮水般地湧入學生隊伍，此時此刻，在紀念碑底座的臺階下，學生隊伍依然端坐不動，坐在前幾排的學生不僅受到棍棒、槍托和刺刀的襲擊，而且遭受到蜂擁而來的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無情踐踏，慘叫聲此起彼伏，撕心裂肺。場面益發混亂，誰也無法看清楚到底倒下了多少學生。
傷亡急劇增加，尤其是由於不斷受到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踐踏，位於紀念碑底座臺階下的部份學生終於被迫站立起來，但站在原地不動，依然堅持不撤，而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武裝警察部隊的官兵和防暴警察的襲擊也仍未停止。那些堅持不站起來或根本就來不及站起來的學生，則遭受到更為嚴重的踐踏，慘叫聲響成了一片，已經無法分清發自何人之口。
此時，我已與幾位特別糾察隊員一起被陸軍第 27 集團軍特遣分隊的軍人強力從紀念碑底座最高層北面的最高一級臺階上打下來，但依然堅持坐在稍低幾級的臺階上。我發現劉蘇里也在附近，想起他的妻子曾經有過的囑咐，就擠過去坐在他的身旁。
我坐在臺階上，眼睜睜看著紀念碑底座臺階下的學生不斷地先後倒下，但由於人群過於擁擠，情景相當混亂，加上心情緊張和光線昏暗，實在無法看清楚每一個人倒下的具體原因。不過，可以肯定兩點：一是凡是端坐不動而倒下的學生幾乎都是因為遭到踐踏；二是至少有相當多的學生是由於遭到棍棒的襲擊，由於這些棍棒又粗又長，不停地在學生們的頭頂舞動著，非常引人注目。
暴力在肆虐，每一秒鐘都在流血。然而，紀念碑底座北面的數千名學生依然堅守不撤，同時，他們依然堅持著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始終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沒有一個人有過任何過激的言行。
臨近六月四日凌晨五時，侯德健、周舵等人從紀念碑底座南側過來，出現在紀念碑底座北面的學生隊伍中。他們一邊走一邊去拉拽那些依然堅持端坐不動的學生，大聲疾呼趕快走，想盡量地多帶動一些學生撤離。然而，他們的努力並未引起多大的迴響，只有紀念碑底座東北側的部份學生聽從他們撤離的呼籲，開始從紀念碑底座東北角往外撤離。
正當侯德健、周舵督促紀念碑底座北面的學生趕快撤離的時候，一名堅持不走的學生對周舵表示說，他絕不會和當兵的對打，只等著當兵的來拖走他。周舵回應說：「你不動手，怎麼能保證當兵的也不動手？都像你們這樣理智嗎？」這名學生毅然決然地表示說：「那也好，就讓我流血犧牲好了，不流血不足以喚起民眾。」侯德健、周舵好話歹話說盡，嗓子都說啞了，總算才有幾個學生勉強從地上站起來了。可是坐在地上的人群裏馬上有學生大聲喊叫：「不許走，誰走誰是叛徒！」站起來的學生於是又坐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