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看台灣連續劇，管他台語、國語，不小心按到時，總帶著觀摩的心情看一會兒，不僅為了研究劇種進化或退化的程度，同時意在鍛鍊個人耐力，試試能忍受多久。通常不出一分鐘。
上個月遙控器轉到《艋舺的女人》，我依例瞄了一眼，這一瞄竟盯住了，不但看完整個時段，之後還覺得意猶未盡。讓我拍案叫妙、捨不得轉台的是，演員說台詞時屢屢以虛字起頭、以虛字收尾，好比如：
這可是一場阿的擂臺賽？我當時想，台灣連續劇編劇程度再怎麼差也不至於將虛字如鳥屎狗便般四處揮灑吧。難道這些虛字是演員自己加上的？為求寫實？為求生活化？我於是隨身攜帶計數器，開始觀察日常生活的談話，每聽到阿便按一下，結果破表，無論台語、國語或國台夾雜，台灣人果真阿來阿去，阿個不停。
若要細分，台語人有「阿」，國語人有「那」，像我這種雙聲帶則是「阿」「那」輪流來；中年人常「阿」或「那」，年輕人則「然後」不已。
針對這現象，中文沒特殊名詞，英文則通稱語言痙攣（linguistic tics）。
A: Ah where are you going lah?
B: Ah I’m going to the movies ah.
A: Ah I want to go too lah.
這並不表示美國人語言痙攣症不比我們嚴重。名列英文發語詞榜首的是WELL、SO、YOU KNOW、LIKE。
卡洛琳．甘迺迪是約翰．甘迺迪的女兒，目前是美國駐日大使。2008年，她有意代表民主黨競逐希拉蕊於參議院留下的席位，然而在一次訪談中，她砸鍋了：
「我是，你知道，其實，Andrew Cuomo我熟識很多、很多年了，而且我們常聊，你知道，在整個過程裡，因此，你知道，我們有真的很好的關係，而且他的作為我很敬佩，因此我不會真的好似批評任何其他角逐者，因為我認為有很多人資歷都很棒，而且，你知道……」
勤奮的美國網友算過，30分鐘訪談裡，她講了不下百次「你知道」，其中段落她於5分鐘內講了46個「你知道」。全美譁然；為了區區「你知道」，卡洛琳．甘迺迪的參選活動尚未正式開始便告結束。
卡洛琳．甘迺迪的you know和台灣電視名嘴的口頭禪，如「其實」、「所謂的」、「對不對」、「坦白說」、「所以我常説」、「你照」（「你知道」速縮版），屬同一類型。這已經不是普通的語言痙攣，而是較為嚴重的語言戀物癖。
設想我是個無可救藥、專愛購買名牌的血拼主義者，既使信用卡刷爆也無法遏抑；然而我真正渴求的其實不是看得到、摸得著的LV，也甚至不是LV所代表的象徵資本（社經地位、品味），我只是用這些物品來填補內在更深沈、迫切的匱乏──此為戀物癖的簡單解釋。
語言戀物癖不是指名嘴迷戀口頭禪，而是他們只剩口頭禪，口頭禪被無意識地濫用是為了遮掩思考的空空如也。
這道理人人皆知，問題是，台灣人既然早已看穿這些「談話頭」（talking heads），為何政論節目仍有不少收視率，而且大眾反而被他們牽著鼻子走，說起話來愈來愈像「談話頭」？這似乎是個弔詭，但仔細分析，它一點都不弔詭：政論節目之於觀眾，正如臉書之於某些臉友，正如口頭禪之於「談話頭」，是用來填補空空如也的替代物。
但如此解釋無法說明「我們在模仿我們鄙視的人」的弔詭。莫非我們羨慕他們的臉皮厚和知名度？或許。
也或許，我們怠惰，我們抵制這些人、抵制垃圾語言的決心與敏感度有待加強。
「兩人坐在房間裡，都沒說話。然後其中之一說“Well！”。另一個沒答腔。」
俄國學者佛羅斯諾夫（Valentin Voloshinov, 1895-1936）以此例說明他探索語言的路徑。光是如此，這故事看不出名堂，因此需要添加非語言資訊：當時五月，冬天卻還沒走，兩人望著屋外，又開始下雪了。這麼一來，加強語氣的 “Well” 變得有意思了，它明顯透露了帶著幽默的無奈。
佛羅斯諾夫認為，語言的意義不能光從字面解讀，而是要考慮到說話情境與社會背景；對他而言，「字典乃語言的墳場」。在他之前，西方語言研究有兩大主流，即個人主觀派和抽象客觀派。十九世紀語言學家認為，語言只是工具，它的源頭是個人心靈；來到廿世紀，索緒爾（Saussure）把語言視為抽象系統，專注於深層結構的分析。佛羅斯諾夫另劈蹊徑，強調語言的社會性和物質性，尤其是語言在日常生活上的表現與意識型態的糾葛。
我們或可從佛羅斯諾夫以及其後學者、哲學家的研究成果提煉出一個適用於日常生活的準則：大家都在說的話語盡量不說；換言之，被媒體濫用、被民眾廣泛使用的流行語要避而遠之。理由很簡單：第一，它讓你顯得乏味；第二，它讓你顯得輕浮；第三，也是最嚴重的，你在未察覺下被流行語夾帶的觀念洗腦了。
如果「小確幸」代表對「幸福」不貪心、掌握可觸知事物、保住目前所有，那麼「小確幸」的意義就是接受現狀。現狀好時沒問題，現狀愈來愈差怎麼辦？雖然世事瞬息萬變，雖然有很多看不到的人正在受苦，有很多聽不見的人正在哀嚎，「小確幸」卻教我們不要管太多、不用想太遠，要聚焦於自我和當下，因為現在可是自身難保的危險年代啊。
有些人確實自身難保，有的甚至三餐不保，但行有餘力者仍屬社會多數，可一旦這些多數，包括一般人、官員、候選人、媒體、網路社群、廣告、作家，不時將「小確幸」掛在嘴上，那些不公不義的事只怕會變本加厲，而且總有一天會輪到你我。
我不是說這個社會沒「良心」。不可能，「小確幸」的附帶條件就是擁有適時適量的同情心。其實這社會有很多「良心」，有時氾濫到讓人搞不清到底是良心，還是贖罪之心──當欺騙文化蔚為主流，當良心教條化時，欺騙者的鞠躬下跪、流淚道歉會不會如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並非真正的悔悟與救贖，只是為了存活的「適應」罷了？
「小確幸」敬候災難發生；唯有透過災難，「小確幸」才彰顯價值：還好沒發生在我身上。稍經思索，我們便很難忽視「小確幸」猥瑣的一面；原來「小確幸」的主體是那麼卑微，那麼渺小。「小確幸」區分了受害者和倖免於難的人，但後者充其量是「潛在受害者」，對真實已無心追尋，對改變個人或社會現狀早已放棄。
與「小確幸」同時流行的是「人生勝利組」、「魯蛇」、「存活」等等。若說「小確幸」是小資產階級於新世紀的退而求其次，「人生勝利組」、「魯蛇」和「存活」則不折不扣是資本主義意識型態衍生的價值系統：贏家、輸家、苟活家。
「我再強調一次，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什麼『基本生存權』這種東西，請不要再把它掛在嘴邊了。地球自有物種以來，生存就一直是一種競爭，而不是基本權利，非常簡單的道理，因為地球的資源有限。喊出『基本生存權』這種狗屁名詞的人，要馬是想騙年輕人選票的政客，要馬就是自己不爭氣的媽寶年輕人。記住，『均富』的概念既不符合生物本能，更嚴重違反人性。當你掌握了多數的資源時，很自然的，你的下一步就是想辦法設置門檻，讓資源少或沒資源的人翻不了身，以維持你的生存優勢（或者說是競爭優勢），這才是所有物種的本能。」（柏克希爾哈薩維，〈年輕人，國家沒有對不起你，是你對不起你自己〉）
1960年代期間，威廉斯便已指出，十九世紀後半葉西方逐漸流行著一種要命的學說，那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該理論如今看來是一個試圖將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社會合理化的努力。『適者生存』不是被理解為最具適應能力者生存，而是被理解為最強壯和最具侵略性的生命型態生存。」也就是說，這套說法將自然生態的局部現象當作是人類社會的整體規律，從而將「競爭」視為存在的唯一選項。
可見柏克希爾哈薩維所宣示的立場一點也不新鮮，不過是把十九世紀的學說推到極致。如此社會觀令人冷到骨髓。然而它不是資本主義不小心生出的「怪物」，而是資本主義獨大的時代特徵；而發表這種言論的人可能受害最深。
「台北房價『大躍進』的真相是全球經濟大崩壞後，政府無能且失靈的產物。1％有錢人資金囂張肆虐，政治淪為利益團體的工具，政策變成為富人量身打造的提款機。公義淪喪，政府無視一船民眾的痛苦……以致一個不向命運低頭的女孩，只能抓著幾句書寫者的語句，每日如誦念珠般，不斷安慰自己。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
陳文茜用一個年輕人的困境來囊括所有年輕人的困境，彷彿台灣年輕人全都是逆來順受、毫無主體動能的受害者。
照兩人的說法，年輕人不是只能坐等政府良心發現、環境漸獲改善，就是加入割喉賽局，殺個頭破血流、踏著「魯蛇」屍體邁進也面不改色？
陳文茜覺得年輕人很可憐，柏克希爾哈薩維說他們「沒懶趴」，雙方立場的差別其實小之又小；更確切地說，兩人彷彿給了一場合唱，看似白臉對抗黑臉，實則協力共譜一曲自然主義的環境命定論。
怎麼回事，蔣介石專政「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的口號，於解嚴近三十年的自由民主台灣，在這兩種言論裡、在「小確幸」語境中，竟然砍了後半？這歷史反諷，任誰也料想不到吧。
我認為《艋舺的女人》演員不應該為了寫實而阿的啦的；或者說，他們不應將平常說話的方式帶進攝影棚。演員照說是喜好語言的一群人，不僅是因為對白所傳達的知性情懷，更是它所帶來的感官經驗。讓語言到位，照說是演員的絕活，但何其諷刺，語言卻逐漸變成台灣演員最大的障礙。
美國劇作家艾爾比（Edward Albee）之《動物園故事》（The Zoo Story）提及佛洛伊德晚年因抽雪茄而罹患嘴癌、下巴潰爛，醫生只好做個義肢替代。作家以此暗喻，當一個人所說所言盡是流行俗話、大眾濫調，此人無異得了「嘴癌」，徒具義肢，而無真正皮肉。
沒那麼嚴重。在我看來，當今的現象不是絕症，只是暫時失語。我們遺忘的、足以刺激感應、思辨的語言當然找得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