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佔領中環行動失控，去中心化和去組織化的情況，導致佔領區山頭林立。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被指進退失據，學聯和學民思潮掌控了運動，但遭致許多聲稱「自己代表自己」的參與者反彈，缺乏退場機制。警方採取「柔性清場」，清除障礙物逐漸「收復」佔領區，但面對「流動佔中」與城市游擊戰的挑戰。
十月十四日晚近十點，平靜的金鐘正在舉行例行的集會，被稱為「雨傘廣場」的夏慤道像往常一樣擠滿了人，主台附近人們席地而坐，聽來自文化界朋友的分享。沒有人留意到，不遠處的特首辦附近，幾百名示威者悄悄展開行動，他們的目標是——搶奪龍和道，堵塞前往特首辦的一條隧道，落實「流動佔中」。
關於龍和道的佔領，一些網民早在網站上討論了幾天。在港府擱置和學聯的對話後，有人開始覺得，升級行動成為必然。但沒有人想到會來得那麼突然，那麼扭轉局面。
當天早些時候，警方採取的「柔性清場」策略，聲稱只是清除障礙物，並非清場，移除了金鐘與銅鑼灣的很多路障，客觀效果是漸漸「收復」一些佔領區，打通了堵塞了十幾天的交通，贏得了很多市民的支持。
事實上，通車之後的路段也將失去佔領的可能。示威者的佔領區在減少，佔領路段由月初的逾四公里，減少至二點三公里。當天警方加速移除障礙物的行動，除了有清場壓力外，或許也和前一晚部分佔領者的過激行動有關——他們在金鐘搭起尖銳的竹棚，又在銅鑼灣以混凝土加固路障，警方隨即發表聲明指責這些做法會危害民眾的安全。因此，這些加固障礙物只有一晚的壽命，即被警方清除。
在十四日晚，這場城市游擊戰，意外打到了隧道裏。學聯沒有策動這次行動，它的角色是在衝突時呼籲增援，以及提供物資。在警方使用了胡椒噴霧後，學聯在夏?道大台鼓動集會者去支援，立刻有上千集會者從四面八方前往支援。晚上十一點，龍和道已站滿了約二千名示威者，還有數百人站到了隧道裏。
凌晨三點，大批警力從中環進入添馬，再度出動胡椒噴霧，龍和道在多次警民推撞、衝突的混亂中被清場，六點左右全部通車。警方拘捕四十五人，四名警員受傷。這是九月二十八日以來最激烈的一次警民衝撞。
這場風波還意外地扭轉了政府本來已經擁有的民意優勢。有視頻拍攝到，示威者被制服之後，雙手被綁在身後，由六名警員抬到添馬公園的陰暗的角落，對他拳打腳踢，時間長達四分鐘。該名示威者是公民黨成員曾健超。十五日十時半，泛民主派議員召開聯合記者會，表達對警方的強烈譴責，要求徹查事件，拘捕毆打曾健超的六名警察。由於曾健超是社工，他被警察毆打事件引起社工界強烈反應，近百名社工十五日晚間集體前往灣仔的警察總部報案，要求警方調查。
而不久前，同樣具有視覺衝擊力的畫面，是一名八十八歲的老人的下跪。他與其他十餘名中西區居民到金鐘佔領區請願，遇到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後，跪了下來，請求他們讓出馬路。周永康及身邊學生也隨即下跪，並收下老伯伯的信。這「動之以情」的畫面，反映了很多普通市民的期望，支持爭取民主，但不要搞路霸阻礙市民生活，也扭轉了此前部分反佔中人士暴力清場的印象。
佔中更引爆新的戰場——一批反佔中人士包圍阻攔蘋果日報報社，導致這份積極鼓動佔中的媒體一度出報受阻，被逼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阻礙蘋果日報的通道。但連續幾天的攔路，已經使報紙延遲到達報攤。
另外一個令人意外的輿論戰場，也突然爆發。澳洲媒體Fairfax Media揭露，特首梁振英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與澳洲企業UGL簽署協議，收受該公司四百萬英鎊（約六百四十萬美元）的「秘密費用」，作為梁振英支持其亞洲業務發展之用；梁在二零一二年當選特首後並沒申報此項收入。這筆收入與梁在選特首前出任主席的戴德梁行出售予UGL有關。特首辦回應時指出，該協議是在梁出任特首之前簽署，因此不必申報。此事的曝光也被認為與佔中有關，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在宣讀致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公開信中，也以此事告梁一狀。
佔中行動已去中心化、去組織化，旺角佔領區的群眾聲稱「學聯不代表我」、「我代表我自己」，更一度拒絕學聯代表與他們商討，反映佔中失控、山頭割據局面下，缺乏退場機制。
秋涼已經降落香港，而這場運動尚看不到盡頭。
劇本的變幻
如果不是那一聲令下，就不會改變了整個故事的走向，劇本原來應該是這樣的：大專生罷課一週，中學生罷課一天，接著，佔領中環運動在十一國慶之日啟動，迅速清場，核心人物被捕，「後佔中」時代開啟。
佔領中環是一個醞釀許久的計劃，被稱為「佔中三子」的發起人包括大學教師戴耀廷、陳健民與牧師朱耀明。他們始終強調，只有在香港真普選的希望完全破滅時，才會啟動佔中。在過去的二十個月裏，他們聯合親民主的政黨與民間團體，開展全民商討，組織民間方案投票——做的完全是與「佔中」字面意思不同的事情。哪怕是在七月一日，香港大學生組織學聯啟動佔中預演時，他們也按兵不動。這難免讓他們背負了來自盟友的罵名。
草草收場，似乎是這個運動的結局。在八月三十一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為香港制訂未來的政改框架的那天——失望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則稱其為「落閘之日」，也僅有三千人在政府總部外舉行了集會。對於一個擁有七百二十萬人的城市來說，這顯然絕非聲勢浩大。
從常理上看，涉及違法的佔領中環，比和平集會需要更強的行動力。戴耀廷是「佔中三子」中最為樂觀者，在公開的場合，他預測將有一萬人參加佔領，但私下裏，他承認數字可能只有三千到五千人。一切跡象顯示，他們最終走上街頭，是為應許的承諾，意在長遠的感召，並不追求直接的改變。而在反對者看來，這個運動自一開始就行錯了方向，以威脅手段逼中央讓步，絕不可行。幾次民意調查中，反佔中者始終過半數，他們未必是親政府的建制派。
「到最後時，人不多，戴耀廷被警察抓了。我會買啤酒在警局門口等他。」在不久前的採訪中，反佔中大聯盟的發言人周融說：「他出來的時候，我給他啤酒。你達到你的願望了，你被抓了，我也達到我的願望了，香港沒有亂。乾杯！」他臉上露出譏諷的表情，設想著未來的某個場景。劇本就是這樣。
在九月二十六日晚，罷課的最後一日，學生們決定改寫劇本。
「我現在呼籲大家跟我們一起進入公民廣場！」隨著一聲令下，約百名學生奔向政府總部東翼的空地。那片地方原本是開放空間，但因為六月份的一次衝擊事件，政府在週邊裝上了二米高的鐵欄，禁止民眾進入。夜幕之中，學生們翻過圍欄，佔領了廣場。一切發生得如此之快，零星的安保人員根本無法阻止。
發號人是當時十七歲的黃之鋒，他對那塊空地不會陌生。兩年前的反國教運動，時為中學生的他成立的學生組織學民思潮，發動了為期十天的佔領政府總部的行動，逼使港府撤回國民教育科。指揮部所在地，後來被人們稱為「公民廣場」。
這一晚，受學民思潮與學聯的號召，約三千名學生來到政府總部外靜坐。為期一週的罷課，從最初的萬人集會的高潮，歷經一度僅幾百人參與的戶外公民課堂、特首梁振英官邸外的徹夜留守，終於到了最後環節。只是直到衝擊發生前的一刻，絕大多數人並不知道這個原劇本之外的新計劃。
就像台北太陽花學運的翻版，衝入公民廣場的部署，也是在極短時間內提出的。「一兩個小時前才決定要衝的。」學民思潮的領袖之一林淳軒向亞洲週刊回憶。當時，學民思潮首先向學聯提出了這個建議：「那麼多學生加入我們，是不是要把行動給提升一個層次？」而學聯在幾天前，也恰好討論過，只是該方案排在遊行至特首辦、延長罷課等選項後面。基於對當時氛圍的判斷，雙方一拍即合。
林淳軒很快召集了所有在場的約五十名學民思潮成員——他們大部分是中學生，其中二十人自願加入。學聯方面則動員了約八十人，多為大學生，但也包括了社民連主席梁國雄與副主席黃浩銘。
從佔領效果上，這場衝擊失敗了。陸續增援而來的警察很快封鎖了現場，將闖入者圍困其中。黃之鋒與學聯的正副秘書長周永康、岑敖暉，以及其他四十人被警方逮捕。但顯然，學生們預設的效果實現了——引起政府與社會的更多關注。當晚共二十九人受傷，包括五名警察、十名保安、一名政總職員，但通過電視直播，人們的目光聚焦在率先被抓捕的黃之鋒的狼狽窘態，與學生們被層層圍困的畫面上。
警方拒絕了黃之鋒的保釋。四十八小時後的九月二十八日晚，幾名大律師用「人身保護令」成功爭取釋放他時，事態發展已經完全超過了他的想像。在他被沒收手機、與外界隔絕的那段時間裏，他並不知道，數萬市民在政府總部外聚集，聲言要守護學生，而佔中運動在二十八日凌晨提前啟動。
佔中三子受到質問
佔中三子一度處於進退失據的位置。學生被捕次日上午，當戴耀廷與陳健民趕至政府總部時，他們遭到了人們的質問與辱罵。一個女生大哭道：「學生為你們做了很多事了，輪到你們了！一年多了，你們給學生希望，現在又令學生失望。你們究竟為學生做了什麼？」佔中運動拖延太久的指責，一直以來跟隨著他們。而此時，道義責難已達頂峰。
他們決定做點什麼，而啟動佔中，恐怕是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某種意義上看，佔中在啟動的那一刻，就已經結束了。不斷演進中的這場運動，與原本的佔中差距甚遠，它沒有真正波及香港的金融中心。包圍金鐘的政府總部是第一目標，隨後，人們湧上樓前的主幹道，佔領區擴至長達三公里的路段。二十八日晚，旺角與銅鑼灣的主幹道也出現了民眾的自發佔領。
佔中三子領導權的認受性在最短時間內即遭到了挑戰。佔中宣布啟動之後，政府總部的示威者當即就走了一半。有人認為「三子」爭取的只是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而不是學生要的公民提名，不值得追隨；也有人認為他們以違法的佔中，騎劫了大致合法的學生運動。
如果按原有的部署，佔中會在中環的遮打道上發生，共劃分為九區，交由不同的政黨、團體，他們將穿上黨派服飾，並打出旗號。第九區最為特殊，不設佔中組織的糾察隊，由最為激進的泛民政黨「人民力量」自行統領。一直以來，這個政黨與立場相對溫和的泛民最大黨民主黨存在著公開化的矛盾。但在人大決定做出後，這個被視為不安分者的政黨還是選擇了跟隨大部隊。
人民力量副主席甄燊港告訴亞洲週刊，早在九月中，他們已經從淘寶上購買了四個流動廁所、二千個尿袋、一千件雨衣、一千個麵包等物資，並組織了五十個糾察隊員。他們預計，佔中發生後，警方拖不過十月二日，就會像佔中預演時的處理手法一樣，通過包圍再抬離的方式清場，那麼流動廁所和尿袋將派上用場。所有參與者需遵守佔中組織的號令，統一進退。佔中三子還設定了八大紀律守則，包括不戴面具、口罩，不使用揚聲器等。
但佔中發生後，八大紀律守則很快就失效了。警方在二十八日投擲了八十七枚催淚彈——官方解釋是避免發生踩踏而被迫採取的最低武力，面具、口罩成了民眾必備的防護用具。但紀律失效的主要原因是，佔中運動已經徹底變成了去中心化的民眾自發運動，在催淚彈投出的那夜，佔中三子與學聯曾號召民眾撤回，但很多人沒有聽。「民眾覺得是他們打下來的（陣地）。」人民力量執行委員劉嘉鴻說。
九月二十九日晚，黃之鋒獲釋後首次來到金鐘的主佔領區。他一路從添美道走到位於公民廣場外寫著「命運自主」的主台，但只有幾個人注意到，稀落的掌聲響起。他顯然並不滿意這樣的歡迎儀式，回到添美道起始處，左右各摟一個朋友，重新走了一次。這次，鎂光燈與記者被吸引過來，像護駕一樣簇擁著他，面對震耳欲聾的歡呼聲。
他本來只是想奪取公民廣場，但新的「廣場」已經形成。警方發現投擲催淚彈刺激起民間反彈後，以退為進，改打消耗戰。廣場上的人們唱起《海闊天空》，享受著階段性的勝利。但到處的堵車，佔領變成了路霸，也引起了社會上越來越多的反彈。
至少從表面上看來，黃之鋒在廣場上受到的擁戴，要遠勝佔中三子。黃之鋒的故事最有魅力的地方，可能正在於他的年輕，換一個老成持重的中年人，很難有同樣的效果。洞悉世事的成熟少年，從來都是中國敘事裏的經典主題，現在，這個角色更具有了反抗色彩。他像是漫畫中跳出的人物——尖下顎，大嘴巴，西瓜頭，身形瘦削，四肢細長。
黃之鋒具有高度戲劇化的能力。在演講中，他提及了自己被關的四十八小時，但馬上強調，「是值得的」。他在演講開始和結束時，都會說，「我是學民思潮的黃之鋒」，然後停頓下來，預留時間給掌聲——他是所有金鐘的演講者中唯一這樣做的人。
佔領區風格迥異
十幾天過去了。整體看來，金鐘與銅鑼灣的佔領區是一場讓人驚歎的高素質運動。秩序如果算不上井然，也保持著大致的和平，沒有一個店被搶掠，沒有一輛車被焚燒，無人死亡或者嚴重受傷。當然旺角歷經了幾次的武鬥的驚魂，被警方視為「高風險地區」。不過佔領區內沒有政黨的旗幟——任何公開展示都容易招致騎劫的指控。
「政黨要處在進可攻，退可守的位置。」一位泛民議員的助理說。他的辦公室在遠離各大佔領區的新界屯門，也被多次貼上了辱罵的言辭。佔中畢竟爭議性極大，為避免流失選票，主流泛民政黨不願在運動中過多亮相。
但佔中運動的突然啟動以及與學生運動的捆綁，也埋下了內部裂痕。按原有分為九區的部署，易於管理，進退同步，而現在不再有明確的地界劃分——佔領者可任意轉移，擴大地盤。佔領者中有泛民支持者，有同情學生者，更有那些從未認同過佔中理念的人士，某種程度上，戴耀廷的民主盛宴變成了一鍋亂燉。
金鐘是佔領區大本營。高峰時，這裏曾匯聚了超過十萬人。目前有二十一個物資站，有的特別註明「本站政治中立」或者「沒有政黨背景」。這裏多是學生面孔，但他們很可能既不屬於學聯，又不屬於學民思潮，而是完全獨立行動，自成體系。有的人來得久了，就當上物資站的站長。
「群眾在這裏會建立不同的系統，但是每一個系統我們都拜會過了。」陳樹暉對亞洲週刊說。他是糾察隊的負責人之一，值守時段是夜裏十二點至早晨七點。「我們現在做的不是控制，而是提防『藍絲帶』（指佩戴藍絲帶標誌象徵支持警察的反佔中人士），以及其他不懷好意的人。」他總結起工作時與他人溝通的方法，不能自稱佔中糾察，只說是工作人員，「不可能跟其他人說，你要聽我們的，我們反而要聽他們分析現在的局勢」。在金鐘，隸屬於佔中組織的戴著藍袖標的糾察隊只有十幾個人了，至於學聯和學民思潮，已經不設糾察。
一切秩序是自發的，沒有誰能給他人制訂規矩。但至少在金鐘，佔中組織的權威能夠獲得起碼的尊重。某一個「系統」的人曾打給陳樹暉，說在那邊沒有事做，想在佔領區內踢球。「我說不好，他們就真的會聽的。」陳樹暉說。
銅鑼灣和旺角是佔中計劃之外的部分，純粹是民眾自發佔領，對「組織派來的人」尤其抗拒。林淳軒曾見過，有人自稱學民思潮成員，被別人罵了：「你憑什麼管我們？這個地方是我們衝出來的。你有衝嗎？」但其實，那人也是冒認的。林淳軒不認識他。
去標籤化有助溝通
銅鑼灣只剩下約五十個常駐的佔領者，他們沒有明顯的團體標韱。學聯常委陳玨軒是這裏唯一代表學聯的人，他一直守在這裏，希望能夠在兩區之間承擔紐帶——但從不用學聯身份說話。他認為，就是因為銅鑼灣人少，反而更容易協調一致。有天早上，有個熱心的市民來到佔領區，表示想開火做早餐給大家吃。「我們就很緊張，把睡覺的人都弄醒」，陳玨軒回憶，有人覺得這裏很多紙張和帳篷，容易引發火災，最後大家投票決定，不能明火煮食。
在旺角佔領區的不同地方，示威者擺上了關公像、耶穌像與觀音像。這種神佛共存的景象，倒是與旺角的複雜性暗合，佔領者的年齡與階層各異。本土派佔據了主流，曾有一個講普通話的人帶物資來捐獻，但大家一聽他講話，就圍上去唱生日歌——這種無厘頭的做法已約定俗成地用於驅趕反佔中者，那人只有離開了。
在十月三日，反佔中人士對旺角進行大規模包圍，拆除了中心帳篷之外的所有帳篷。佔中三子號召示威者以安全起見撤出旺角。一些願意聽從佔中調配的泛民主派或者學生群體，從此轉移去了金鐘，原置於中心帳篷的音響被職工盟搬走了。但當反佔中人士離開後，佔領又重新出現，人民力量給中心帳篷帶來了音響。新的帳篷也搭建起來。割據的勢力得到洗牌，除了自發佔領的群眾和學生，留守的主要兩股力量是人民力量和熱血公民。旺角現有的兩個物資站，兩個組織各控制一個。
熱血公民的統領者，是黃洋達。他自稱是立法會議員、名嘴黃毓民的門徒，曾以「人民力量」的身份參與二零一二年立法會的選舉而落敗，後來自立門戶，成立熱血公民的電台和網站。在支持者眼裏，作為網台主持人的黃洋達有著一種毒舌的邪魅，他們稱他為「皇上」。
人民力量已是泛民陣營裏的最激進派，熱血公民更加激進。一直以來，他們以近乎粗鄙的方式批判佔中，認為其太過溫和。即使現在，黃洋達也毫不掩飾對佔中三子的反感。「三子當然很失敗。而且在最危險的時候，多次宣布撤退。佔領又不是你發動的，你出來宣布什麼結束？」
作為反佔中者，黃洋達並沒有缺席這場佔領。他並未對前後的不一致給予太多解釋，只是反覆強調，這場運動已不是佔領中環，而是「雨傘革命」（因為示威者用雨傘遮擋警方的胡椒噴霧）。他主張戰鬥到最後，絕不撤退，「宣布撤退是罪行」。他認為運動不應有代表，不應與政府談判，這樣就不會有投降方案，不會有人帶動全體撤退。相反，如果有人擴大佔領或者衝擊其他地方，他表示樂觀其成。
雖然把「群眾自發」一詞掛在嘴上，「皇上」仍試圖在旺角建立他所認可的秩序。「左翼二十一」曾在旺角發起「佔領的更多可能」（包括吃火鍋、打麻將、打乒乓球）的活動，但這樣「嘉年華化」的現象，引起了受堵路之苦的市民的反彈，最後遭到了熱血公民的狠批而叫停。
黃洋達坐在物資站深處，等著在區內巡邏的熱血公民成員彙報——那些巡邏者戴口罩，穿黑衣，有的綁著頭巾，他們如此穿著，似乎是可以追逐一種戲劇感。看起來，所有的調配權都歸「皇上」掌控。「調一半的人過去吧。」當某處發生狀況時，他迅速下達指令。
一個紅頭髮的青年走進帳內，跪蹲下來——那情境讓人聯想起兩軍對壘時的密探來報，他說左翼二十一的人來了，是不是要去「攻擊」（其實他用的是一個髒字）。黃洋達沒回答，意識到記者在，把他拉出去說話。
人民力量暗戰熱血公民
在旺角，人民力量與熱血公民之間有一種微妙的角力。「坦白地說，我們主要的工作是防止黃毓民和熱血公民的人去主導，因為會讓這個運動變質。」劉嘉鴻對亞洲週刊說。「我們不一定對佔中三子或者學聯的主張百分百同意，但我們的合作對這個運動能夠走下去是很重要的。黃洋達的人基本上是希望主導旺角，完全脫離金鐘，變成他們自己的運動。這是我們不允許的。」
雙方從未爆發過衝突，但暗戰時有發生。在劉嘉鴻看來，熱血公民一心想奪取中心帳篷，那裏是最佳的宣講場所。黃洋達曾走進中心帳篷，有學生對他說，「我們不歡迎你」。中心帳篷沒有派別控制，但親近人民力量，「那邊的音響是我們的，那邊看大台的學生、市民跟我們的溝通是比較好的，但我們沒有站那邊，只是在旁邊協助他們。」
「他每天都在做這種工作：我們在討論時他們也會有兩個人來聽，清晨人比較少的時候他們會跑進去兩個人（到中心帳篷）說是義工啊…?很多的小動作。」劉嘉鴻說。
撤與不撤
自佔中啟動後，戴耀廷與陳健民已經連續十幾天，睡在立法會的九樓民主黨的辦公室裏（年過七旬的朱耀明會回家休息）。他們時時都可能開會。佔中三子是尷尬的。當佔中變為去中心化的群眾運動後，他們失去了領導權；當政府選擇與學聯對話後，他們喪失了決策權。
但是，與政府的對話仍未促成。雙方就像是在進行一場此消彼長的拉鋸戰。當政府十月二日同意與學聯展開政改對話後，學聯次日認為警方對於旺角與銅鑼灣出現的衝突處理不當，一度擱置了對話。而十月九日，港府擱置了與學聯的對話，原因是學界同日公布的新一輪不合作運動，重提撤回人大決定、爭取公民提名，並號召更多市民進駐佔領區，已動搖對話基礎。
學聯大多數聲明，是由兩位秘書長周永康、岑敖暉及常務秘書鍾耀華起草，內部審議通過的。除此之外，學聯還要負責社交網站更新、媒體採訪、「佔中大會」籌備與發言、與其他團體開會，僅十四人組成的學聯常委會——他們平均年齡只有二十歲出頭，唯有超負荷運轉。「對於一些緊迫的回應，在台上你拿著麥克風，你說什麼就是什麼了，這個時候就沒辦法了。」學民思潮的林淳軒說。
在罷課之初，學生們提出的四項訴求是爭取公民提名、廢除功能組別、梁振英和「政改三人組」引咎下台，及人大需向港人道歉。九月二十九日，四大訴求修正為，普選需有公民提名、要求撤回人大決定、特首梁振英下台及重開公民廣場。這些訴求或許體現了學生們勇於捍衛的信念，但並不具有政治可操作性。在十月二日學聯的四點聲明，似乎調整了策略，預留出對話空間，聲明稱，政改是唯一議題。
至於十月十日，學界公布的新一輪不合作運動，究竟有多大程度是出於政治談判前的叫價方式，還是幾經周折後重新確立的底線，已經不再重要了。既成事實是，政府抓住了這一點，對話被擱置。
時間站在政府一邊。佔中拖得越久，民間的反彈已越來越烈。反佔中者已經多次到達佔領區，與佔中者發生衝突。他們不是鐵板一塊，有黑社會，有永遠忠於北京的「愛字頭」社團，但絕大多數只是普通市民。
一些親民主的公眾人物如退休大法官李國能、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趙紫陽秘書鮑彤、天主教陳日君樞機、香港大學教授陳弘毅等，均發出了呼籲撤退或者結束佔領的聲音。大律師公會則批評，學聯「有關憲制及法律原則的討論，是玩弄學生及市民的花招」的講法，是公開詆毀法治精神，並引述案例指出，公民抗命是哲學原則，並非法律原則。
對於旺角和銅鑼灣的佔領，佔中組織內部一直存在兩派意見。有人認為，這種深入居民區的佔領方式容易引發爭議，不如先撤，但另有人認為，沒有階段性成果，不能撤。
在十月十二日，佔中啟動整整兩週後，原本參與過罷課的同學，很多已經復課了，學聯走出金鐘的大本營，去旺角與銅鑼灣開展商討。「我們要跟同學們一起談，怎麼支援全民的佔中行動，因為不再是一個學生的行動了。」陳玨軒說。他在銅鑼灣主持會議，超過百人參與討論。
但也有人懷疑，這種商討是為撤退做鋪墊，旺角的集會就遭遇了挫折。「今日下午三點在旺角，是學聯的死期。」本土派領軍人物、《香港城邦論》的作者陳雲在facebook號召追隨者「以對付警察清場的態度來對付學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到場後，一些在場人士仍大聲叫罵。
「我們跟社民連的人在幫忙守護周永康。」人民力量執行委員劉嘉鴻說，他指出圍攻者有熱血公民的成員。但他並不否認，其實人民力量也不願撤出旺角。他給了一個有些牽強的理由，「守護學生」。
不要說整區的撤退，哪怕是一段道路的讓步，甚至一層路障的移除，都困難重重。特首辦及通往政府總部的天橋阻塞時，公務員不能上班，戴耀廷曾去溝通，遭到了客氣但強硬的拒絕，他的境遇已經比工黨主席李卓人要好一點，後者被報以噓聲。
金鐘道也是佔領區的一部分，它與政府總部外的主幹道干諾道一街之隔。早在十月四日港府同意對話之後，戴耀廷認為應把金鐘道開放，這樣有利於對話。把守那裏的是人民力量成員，以及香港城市大學一個政治團體的幾十名同學——他們不受學聯控制。戴耀廷請求劉嘉鴻的介入，但劉嘉鴻拒絕做調解，「如果有些學生不聽你們的，守在那邊，我們也會守在那邊」。
說服工作艱難進行著，泛民議員、學聯、學民思潮都曾到金鐘道與佔領者會面。這期間，《蘋果日報》的老闆黎智英也去到金鐘道，但他也被罵了回來。「十幾天裏你都沒有過來，為什麼現在你要過來叫我們離開，我們就離開？」
直到十月十二日，談判終於有了成效，佔中者同意撤出金鐘道，開出的條件是，公民廣場的重新開放。他們以投票形式做出了這個決定。然而，政府很快拒絕了這種交換，繼而在十月十四日，警方清拆路障，開通了金鐘道，佔領人沒有守住。誰也不會想到佔中劇本演進至此。按原來的設想，廣場的退出機制，要?通過對話，要?通過清場，但政府現在按兵不動。
雙方找下台階
「不談判這場佔領很難退場，現在我們也要給雙方找個台階下。但是現在看不到台階下。」學聯常委張秀賢對亞洲週刊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我們希望有個台階。我們相信這個台階在於對話，我們也在想辦法去重?對話。」他表示，如果政府向人大常委會提交一份政改補充報告，全面表述香港人對普選態度的民意，那?佔中運動退場便有可能。十月十四日上午，他在金鐘佔領區接受了採訪。
不要求公民提名，不再要求梁振英下台，只是一份政改補充報告嗎？
「我們可以給它時間寫。我相信這是個很大的轉機。」他說。
但如果補充報告提交後，沒有帶來改變呢？
「我們仍然有很多的空間去談，你可以有一個時間表給香港人看，這個是中央可以決定的。北京受到各種不準確的報道，認為我們就是革命。他聽不下去我們的要求，這是很大的問題。」
清場的消息每天都會傳到廣場上，但清場尚未發生。廣場上的人日漸減少。在金鐘，四百米的路段幾乎空無一人，部分路障無人把守，在沒有學聯特別動員的情況下，每天早上只有一兩百佔領者，到晚上才可回升至千人。最新的撤離者是一個叫周庭的十七歲女孩，這位學民思潮的發言人因不堪壓力而辭任。
林淳軒從學民思潮的總部運了一批椅子到金鐘的佔領區，他希望能夠吸引一些學生來這邊做功課。「我希望人越多越好，但我真的是看見人越來越少。」他不自覺地又重複說了一遍，「每一天都在盼望，但人是越來越少了」。
（侯正昕、吳薇一參與整理錄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