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二十世紀，中國沒什麼人寫現代推理小說，香港也不多，在台灣則有一群人創作了二三十年。他們創作的推理小說有什麼問題呢？做為一個讀者，我認為他們的作品無法讓人入迷，有些人的文筆甚至不通，有幾部簡直難以下嚥，就算勉強讀完，也無愉悅之感。別忘了，我讀推理小說是為了助眠，若一邊閱讀一邊改語法、修辭，哪睡得著？
另一個問題是他們著了詭計的道，他們把日本及歐美推理小說的詭計挪來使用，並加以推陳出新，但是讀者看到的只是炫技。他們寫的東西和台灣社會似乎一點關係也沒，裡面的人物不像台灣人，裡面的場景或案件換成別的國家也適用，以致全篇沒有台灣味。這些作家的野心不大，不論就格局或視野，都難以讓人看到突破窠臼的企圖，而且他們彷彿無意與當代對話，很少對台灣現狀或可能的發展提出有趣的觀察。這一切使得台灣只有推理小說，沒有推理文學。
到底台灣的推理作家犯了什麼錯誤？我認為第一個錯誤是公式的移植，太注重詭計。他們很少考慮外國小說裡面的公式、詭計和布局和咱們台灣有什麼關係，哪些是互有呼應，哪些是格格不入的。（有關台灣推理小說界多年來執迷於日本單一作家的本格派而不悟的程度，參考陳國偉所著《越境與譯徑：當代台灣推理小說的身體翻譯與跨國生成》。
於此，有必要提及外國傳統和公式背後的思維與歷史條件，例如西方的宗教觀、神祕主義、重理性思想、重科學態度；西方的法治精神、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以及集權法西斯主義的毒瘤，這些東西都是他們的底蘊，從而造就出推理作家的各個風格。
前陣子很暢銷的《龍紋身的女孩》三部曲，作者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就是藉由推理小說來討論歐洲法西斯主義復甦的現象。它的時代背景很簡單，即當歐洲經濟愈來愈差時，整個歐洲政治圈便愈趨偏右、愈趨保守，開始排外、自鎖。這似乎是歷史不變的節奏：經濟好時，歐洲引進大量非白人廉價勞工，歡迎他們移民，幹著歐洲人不願意幹的粗活；經濟差時，歐洲人馬上變臉，怪罪起這些非白人的移民者搶了他們的工作。拉森就是要反對這些，他的創作是有所本的。
日本的武士精神，對於死的著迷，對於缺陷美的執著；日本人的壓抑，對群體的重視，對純粹的迷戀，對精確的講究等等，都是造就日式推理小說的養分。松本清張寫過一本小說叫《縱貫線》，場景設在東京車站，兇手就是利用兩列火車同時停靠月台的區區幾秒的差異而設計出一個假象，做為不在場證明，後來偵探靠著時刻表的精密推算才找到兇手的破綻。這在台灣根本不可能，台灣的火車很少準時，我們怎麼寫得出《縱貫線》，靠著誤點能做推理嗎？應該很難，若是精準的誤點還算誤點嗎？
什麼樣的社會才會產生出什麼樣的罪犯和偵探，這是台灣推理小說家必須面對的第一道課題。
第二個缺點是，台灣推理作家很少觸及台灣的情境、歷史與文化，以及什麼叫做台灣人。就我對台灣的了解，台灣人不注重法治，不但人民沒有法治觀念，連法院也沒什麼法治觀念，形成許多冤獄和莫名其妙的判決。台灣人沒什麼群體概念，台灣有所謂的個人主義，但與西方不同，西方的個人主義始於文藝復興時代，他們的個人主義是，你有你個人自由，可發揮個人色彩，但前提是利他、為群體謀福利，而台灣的個人主義是「只要我喜歡，沒什麼不可以」。
台灣人看不起政府，靠的都是人民自己的力量。台灣人也沒什麼顧忌，這些情況也許在香港並不陌生。我最近讀了一部小說，一名義大利警探察求教於同事，因為他嬸嬸的錢被靈媒騙走了，他想去查但覺得不妥，因為對象是自己嬸嬸，很怕因此侵犯她的隱私，因此希望同事代為。同事想了想，也認為不方便介入，因為這是公器私用，若要部署警力，還得跟上級報告。這種情節在台灣完全不成立，台灣的警察哪會有那麼多顧忌？受害者是自己親人，當然更義無反顧！他才不管隱私權，直接就跟踪了，而且他的同事一定一口答應，幫忙到底，根本沒有職業上或倫理上的卻步。
此外，死刑在台灣從來不是個議題，只要提到廢死，立刻就會被口水淹死。台灣沒有真正的神祕主義，我們只是迷信。台灣人非常不精確；台灣太小，沒有真正的大都會，而大都會是連續殺人犯的溫床。台灣人很聰明，但沒什麼智慧，至於台灣有沒有智慧型罪犯？有的。
前陣子出了一個雨衣大盜，此人是奇才，專門選於在陰天或下雨天，穿雨衣、戴安全帽，騎著贓車做案，因此相貌身形看不出，身分很難識破。此人專搶運鈔車，犯案前幾天先去部署，將需要的槍枝等物品事先藏好，一旦運鈔車到了定點，就現身朝保全人員的大腿開槍，也不要他們性命，搶到錢後立即有接應的機車載著他長揚而去。這十年間，他犯案三次，從未失手。
台灣過去這十五年有九件運鈔車搶案，到目前為止有七件尚未偵破。這回為了抓雨衣大盜，警方過濾了上萬支監視器，發現此人體格健壯，應是好健身者，而尋線慢慢縮小範圍。雨衣大盜有反社會傾向，又自以為幽默，遇到同學問他現在的職業，總開玩笑地回答「金融業」，似乎也有道理。他愛上酒店，一次朋友與他聊到這年頭錢難賺，他答道賺錢有何難，搶銀行就好了。朋友認為事有蹊蹺，線報給警方，警方原來就懷疑是他，加上這條線索，又跟踪他到滑水俱樂部，確定他就是搶匪。幸好偵查過程中警方早已將他的照片提供給海關，在嫌犯到機場打算潛逃到中國時，一舉將他緝拿歸案。
2004年台灣發生一起離奇命案，南迴搞軌案。當時南迴鐵路某路段一年內發生三起事故，調查後發現乃人為蓄意破壞。最後一次翻覆造成李雙全的妻子死亡，由於李雙全在台鐵工作，警方懷疑他是為了詐領保險金而設計這起意外，前兩次事故只是為了計算列車會翻覆在哪一節車廂。根據警方，為了確保妻子死亡，在她坐上死亡車廂前，李雙全還讓她服了毒藥。警方調查發現，李雙全的前妻也是中毒死亡，他因而領到一筆保險金。此案撲朔迷離，算得上是高度智慧型犯罪，轟動一時，當時幾乎是媒體引導辦案。台灣媒體一向是有罪推論，其實到目前為止真相不明，此案尚未定讞。
這麼說，台灣的確出現過一些有趣的案件，但此類的犯罪對我來說不構成想像的養分，最主要是我對於為錢犯案不感興趣、對於因感情犯案也不感興趣。選擇小說也是如此，理念型罪犯或連續殺人犯比較吸引我。
再說一次，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偵探。以日本小說的偵探為例，這些神探大多不食人間煙火，衣衫不整、蓬頭垢面，好像沒有性生活，生活上是個白痴，在推理卻是天才。西方的偵探則較為入世，會談戀愛，也搞離婚，也為狗屁倒灶的事如水費電費心煩。但兩邊的偵探有個共同點：日本的警察喜歡美術、哲學、歌劇、文學，西方的警察也如此，感覺上他們的素質頗高。我經常胡思：台灣的警察讀尼采的書嗎？尼采可能門檻太高，白先勇呢？黃春明呢？他們看不看雲門舞集？他們都聽些什麼音樂？搖滾樂、古典樂，還是周杰倫、江蕙？他們到底看什麼書？或者，他們看書嗎？
構思《私家偵探》期間，正好遇上一名警員來我家查戶口，事情辦完後卻一副不想離開的模樣，我心想既然不走，不妨留下來談談，於是泡了茶給他，和他聊他的工作。他說自己是最基層的警察，工作多年卻無意升遷……這麼聊著聊著，突然給了我靈感，之後便將他放進《私家偵探》裡面，取名小胖。
對於台灣的警察我還需更多的了解，不過機會並不是那麼多。有個朋友認識調查局的中層高官，我問他能否替我引介，讓他接受我的訪問。朋友詢問後告訴我，高官不但答應受訪，還會派個副官聽我差遣、隨時諮詢。不過他有個要求，他女兒也學文學，剛好從法國回來，希望我和她見個面，給點提攜。我心想，這不會是跟「魔鬼」交易吧？最後，我和他女兒見面，也給了些建議，但絕口不提採訪之事，這條線就此中斷。以後還有機會。
總之，台灣的環境看似不利於推理小說，但這就是台灣的特色。看似不利於推理小說，卻有屬於台灣推理小說的養分，這不是缺憾，而是特色，是台灣獨有的傳奇色彩。台灣能夠孕育出什麼樣的罪犯呢？這是我可以思考的。各位若對創作有興趣，我認為構思推理小說，就是把你對於現況的理解，經過濃縮之後，再把它推到極致。推理小說都在寫極致，我們不能只描寫現況，反映現況沒有用，看社會新聞就夠了。
以台灣為例，應是把你對台灣的視野和理解濃縮了以後，再用想像力推到極致；也就是說，照目前的脈絡下去，台灣會產生出什麼樣貌的案件、什麼屬性的兇手？推理小說就是扎根於在地文化的想像力的提煉，它是帶有現實軌跡的傳奇，是一面照映出扭曲的凹凸鏡，不過必須是基於現實的扭曲，有所本的。
寫推理小說和寫純文學小說一樣，一方面觀照在地及所處時空，另一方面加入想像，把人、時、地、物全部加進去，到最後我們彷彿在書寫未來。我說的未來，不是指2032或2052那麼遙遠，而是預測社會與文化的走向。推理小說既是寓言，也是預言，它預示：這個社會再這樣下去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經濟學者可以預測，思想家可以預測，推理小說家也應如此。
（ 卜洛克塑造的「鐵血神探」深植人心，也因此對紐約布魯克林區感到親切。）
我所尊崇的曼凱爾曾說，寫了一輩子推理小說，他真正想寫的其實是歐洲，還有他所在的國家──瑞典，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認為所有推理小說家都可以如此。我們都知道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就是因為他的小說，讓我們對於紐約的Brooklyn感到親切，那個地方被他給寫活了。曼凱爾寫的是瑞典鄉下的小鎮，那裡的氣候與人文也被他寫活了。對我而言，推理小說的詭計只是骨架，我們必須以人物、地方色彩以及人情風俗添加血肉，一旦朝這個方向思考，不難發現詭計其實沒那麼重要：這兩位歷史勢必留名的大師都不以詭計見長。
兩年前，我為了《私家偵探》接受某週刊專訪，不久後雜誌出刊，碩大標題竟寫著「台灣第一本偵探小說出爐」。當時心想，這下完了。台灣有個「推理小說俱樂部」，會員不少，其中多人從事創作，甚至舉辦推理小說比賽。我和台灣推理小說界沒有接觸，這個標題恐怕會幫我在尚未接觸之前便得罪了所有的人。多人努力了二十年，推理小說也有一籮筐，怎麼說我是第一本偵探小說？接受楊照訪問時，我拿週刊給他看，他笑著說，「紀蔚然，你完了！你永遠別想加入他們。」這實在是很倒楣的事。這場演講無意抺殺他們的成就，所提出來的問題是我誠懇的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