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劍橋醫學研究委員會（MRC）分子生物學實驗室（LMB） 自成立以來，培育出16位諾貝爾獎得主。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溫特（Sir Gregory P. Winter）接受《風傳媒》獨家專訪時表示，「在這裡，你看到非常努力的工作文化，非常重視科學，聚焦真正重要問題，這個文化就這樣散播開來。」
溫特的科學生涯以MRC分子生物學實驗室（LMB）為基地，從博士生、博士後研究、部門主管到LMB副主任，2012至2019年擔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溫特印象最深的是，獲得二次諾貝爾獎的Fred Sanger，工作到午夜才離開實驗室。隔天清晨，他竟然比自己更早到實驗室。這份對科學研究的熱情，開創了偉大研究成果。
諾貝爾獎得主、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士溫特應「台灣橋梁計畫」訪台，3月2日
中研院院長廖俊智指出，「以演化為工具」的研究思維是當代生物醫學研究的重要核心。溫特因發展噬菌體展示技術（phage display），掀起抗體革命，於2018年與George Smith、Frances Arnold共同獲頒諾貝爾化學獎。
從科學家到創業家，研發新藥全球銷售額逾2500億美元
溫特不僅是成功的科學家、發明家，也是成功的創業家。他創業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而是拯救生命。他創辦多家新創公司，研發製造新藥，其中，抗體新藥Humira自上市以來，全球銷售額逾2500億美元，成為全球最暢銷藥物。中研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漢忠表示，「把基礎科學研究成果轉為對現實世界的影響力，溫特扮演了關鍵角色。」
現年75歲，溫文儒雅的溫特首度訪台，幽默風趣，思路嚴謹，非常健談。他接受《風傳媒》獨家專訪時，分享對科學研究的熱情、MRC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的磁吸效應、開發新藥Humira的成功密碼、人生的重大轉折點、以及對年輕科學人的建議。
童年在西非度過，從小對生物學產生興趣
溫特出生於英國萊斯特（Leicester），父親是法文教授，由於父親工作的關係，他的童年在非洲迦納度過，那兒充滿了生命力，生活周遭可看見蛇、蜥蜴和蔗鼠。有一天，一位科學家帶一隻巨大的烏龜到學校，有趣極了，一問之下，得知這位科學家是海洋生物學家。溫特當時7歲，小小年紀就決定，以後長大要從事這一行。
溫特回到英國上中學，大約13歲時開始接觸化學，必須動手做實驗，許多東西冒出泡泡，他非常喜歡，也很擅長。大約在這個時候，他對化學產生真正的興趣。
青少年時閱讀兩位諾貝爾獎得主著作，探討生命的起源
為何投入分子生物學領域？溫特說，「我很早就對做研究，對生物學有興趣；我對法律，對賺錢沒興趣，只是想研究生命的起源。」
溫特指出，青少年時期閱讀兩本書對他影響最大，一本是諾貝爾獎得主華生（James Watson）寫的《雙螺旋：發現DNA結構的故事》，這是一本關於科學家的故事；另一本是諾貝爾獎得主卡爾文（Melvin Calvin）寫的《Chemical Evolution》，探討生命的起源。他說，「這兩本書很棒，這正是我想從事的領域。由於自己的背景，加上這兩本書的影響，讓我認真思考投入化學生物學。」
1962年MRC分子生物學實驗室4位科學家獲諾貝爾獎
劍橋醫學研究委員會（MRC）分子生物學實驗室（LMB）臥虎藏龍，自1962年正式成立以來，培育了16位諾貝爾獎得主。1962年是特別的一年，LMB有4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創造了歷史記錄，那一年John Kendrew 與Max Perutz共同獲諾貝爾化學獎；Francis Crick與James Watson共同獲得諾貝爾生醫獎。此外，最令人驚嘆的是，Fred Sanger一人獲得二次諾貝爾獎（1958, 1980）。
究竟LMB有什麼獨特之處，培育出這麼多位諾貝爾獎得主？溫特指出，LMB有許多獨特的優點，首先，這個實驗室最初由諾貝爾獎得主Max Perutz領軍，他研究蛋白質結構；另一位科學家Fred Sanger研究蛋白質定序，他因此獲得諾貝爾獎，他一生得了二次諾貝爾獎。LMB由這兩位非常傑出的科學家開啟先河，他們延攬更多傑出人才加入。
「在這裡，你看到一個非常努力的工作文化。」溫特指出，「他們非常重視科學，聚焦真正重要問題，這個文化就這樣散播開來。我甚至平安夜晚上還在實驗室，有時候耶誕節也到實驗室。我們非常非常努力，因為大家對我們的期待非常高。這些前輩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印象最深一刻：連得二次諾貝爾獎，他還工作到半夜
溫特說，印象最深刻的是，「諾貝爾獎得主Fred Sanger經常工作到很晚，我們共同使用離心機，通常等他使用完畢，接著輪到我。有一次，我看到他大約接近午夜時離開實驗室。我想，隔天早一點到實驗室，這樣可以比他早一步進實驗室使用離心機，隔天，我大約清晨6點到實驗室，當我要進去時，Fred Sanger正好走出來，他笑著對我說，現在有點晚了，不是嗎？」
LMB的科學家對科學研究充滿熱情，幾乎都是工作狂。溫特說，「那時Fred Sanger約60多歲，已經獲得兩次諾貝爾獎，他還經常工作到午夜。」或許Fred Sanger整夜都待在實驗室，沒有回家？溫特笑說，「我看到他午夜時離開，騎著腳踏車回家。他隔天一早可能5點就來了，因此比我早一步。」
LMB眾多諾貝爾獎得主光環下，科學家們非常努力。溫特坦承，「自己平均每天待在實驗室約12個小時，周末也待在實驗室，這是日本式工作模式，大家非常非常努力。」
多位諾貝爾獎得主成為導師，帶來深厚影響
一路走來，影響最大的人？溫特指出，青少年時期閱讀諾貝爾獎得主華生（James Watson）和卡爾文（Melvin Calvin）寫的書，受到這兩人影響很大。在MRC分子生物學實驗室時期，許多傑出科學家與諾貝爾獎得主成為他的導師，對他帶來實際的影響，例如，博士論文指導教授Brian Harley引導他對蛋白質產生濃厚興趣。合作者Alan Fersht幫助他如何利用酵素動力學來判斷蛋白質的功能。
在工作上，實驗室裡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對他的研究生涯幫助很大。他指出，諾貝爾獎得主Fred Sanger給了他第一份工作；諾貝爾獎得主Cesar Milstein提供他終身教職，同時建議他朝向抗體的領域發展。
成功開發人類抗體新藥，救助全球數千萬病患
1980年代末期，溫特開發出從龐大抗體基因庫快速篩選出人類抗體的方法，這項方法促成抗體新藥Humira的開發，上市以來成為全球最暢銷藥物。究竟開發Humira的成功密碼為何？溫特分析，Humira主要對抗發炎介質TNF，這個蛋白質引發許多免疫發炎病症如類風濕關節炎，克隆氏症。首先，這是非常重要的目標，它是治療類風濕關節炎的人類抗體藥物，最好的抗體藥物，有非常緊密的結合力。
其次，溫特指出，這項抗體藥物有一個優點，病患可以自行進行皮下注射，不必赴醫院找臨床醫師做靜脈注射，因為靜脈注射反而增加過敏反應的風險。因此，這項抗體藥物由病患自行進行皮下注射，比其他由小鼠衍生的抗體更不容易引發免疫原性，非常人性化，這是非常好的抗體。
第三，與商業策略有關。溫特指出，製藥公司AbbVie進行大量臨床測試、取得多項疾病適應症、取得上市核准、在多個不同面向取得許多專利，讓其他人難以複製並使用相同資訊，同時在電視上直接向病患傳達訊息。
總之，從科學、商業與臨床方面許多優勢結合起來，使得這項人類抗體新藥自上市以來，成為全球最暢銷藥物，迄今全球銷售額逾2500億美元。
人生轉折點，上班途中遭襲擊，他化危機為轉機
科學研究生涯中，1984年對溫特是很大轉折點。1984年1月，他騎腳踏車上班途中遭到精神異常人士攻擊，右臂幾乎癱瘓，很長一段時間無法在實驗室工作台上工作。溫特回憶，那時候只好在電腦螢幕上觀察蛋白質的結構，特別是抗體的結構，越看越覺得有趣，美極了，藉此暫時忘記右臂神經損傷帶來的疼痛。他說，「神經受損引發的疼痛是很劇烈的，那時候，我在電腦前看得入神，幾乎忘記了疼痛。」
「那段時間，天天在電腦前，讓我學習到很多關於蛋白質結構的知識。」溫特指出，「那個時候，我意識到可以透過一種方式把老鼠抗體轉化為人類抗體，這個結構可能讓你把一個抗體的迴路移轉到另一個抗體，因而產生人源化抗體。於是，在技師協助下，我做出了抗體。目前已有非常成功的抗體。」
溫特：科學研究路上碰到困難，一定要設法克服
事後看來，這段時期對溫特相當具有塑造性，化危機為轉機。溫特表示，「如果那個人沒有攻擊我，或許一切會比較順利。事實上，科學研究路上，總是會碰到困難，會碰到技術上的困難，你一定要去克服。這就是我做事的態度。我遭遇困難，不可能悲傷地坐在那兒。我雖遭遇不幸，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嘗試，總之，最後的結果比我預期來得好。」
溫特開發出全球第一個人源化抗體，必須找病患做臨床測試。當時有一位70多歲女士，罹患非何杰金氏淋巴癌，所有治療方法都用了，都沒有效。這位女士願意成為人源化抗體第一個受試者，經過幾天治療，效果非常好，這位女士想見發明這項人源化抗體的科學家。在醫院安排下，溫特與這位女士見面，這位女士問，「我還剩下多久時間？」溫特坦白說，「很高興這個抗體發揮效果，但你能活多久，我也不知道。」
為拯救更多人的生命，最後走上創業之路
這位女士接著說，「我只需要2個月，不用太久，希望我先生臨終前，我可以陪伴他。」大約1年多後，癌細胞復發，而實驗室沒有足夠抗體可以提供，這位女士不幸去世。這段經驗，對溫特是相當大的震撼，讓他深深感覺，這項新發明必須與產業合作，才能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當時劍橋醫學研究委員會（MRC）決定把溫特發明且取得專利的技術獨家授權給一家公司，充滿理想主義、具正義感的溫特反對獨家授權，如此將限縮新科技的應用，尤其MRC的財源來自政府的補助，應該把科學研究成果讓廣大民眾受惠。溫特主張非獨家授權，透過自由市場競爭，讓更多病患受惠，曾經在內部掀起一場改革風暴。
創業成功心法：全心投入，領先對手，保持競爭力
溫特不僅是成功的科學家、發明家，也是成功的創業家，從科學家到創業家的路上充滿艱辛與挑戰。溫特先後創立多家新創公司，1989年成立劍橋抗體科技公司（CAT），1997年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2006年被知名藥廠AstraZeneca收購。2000年成立Domantis公司，2007年被GSK收購。2009年成立一家以肽為基礎的公司Bicycle Therapeutics，2019年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
溫特創立多家公司，開發新藥，造福全球無數病患，有一段時間，他每周有4天在實驗室工作，另外3天在新創公司工作，幾乎沒有休假。究竟科技商轉的成功秘訣為何？溫特謙虛地說，「自己只能分享個人經驗。從事科學與創業兩個領域，都需要付出極大努力。它們涵蓋大量的領域，必須把自己完全投入真正重要的問題，不論是商業或科學的層面。這兩個領域都強調競爭力，你必須領先其他對手，因此必須非常努力。」
世界面臨最大挑戰為氣候變遷，科學家可做出重大貢獻
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為何？溫特指出，「最大挑戰是氣候變遷，而更重要的是，這是科學家可以做出貢獻的問題之一，例如發電方面，不論是利用太陽能、風能或核能，排除燃燒化石燃料。儲能方面，科學家可以開發更好的電池儲存能源。我們可以捕捉二氧化碳，找出方法掩埋起來。或者，我們可以從太空中攔阻太陽輻射線，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我想，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官僚可做出重大貢獻協助解決問題。」
面對下一次大流行病，必須在最短時間大量生產疫苗
面對下一次大流行病，對決策者有何建議？溫特指出，「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從生物技術專家的角度來看，例如，快速鑑定病原體的方法，通常以DNA定序；快速鑑定受感染的個人與環境；快速開發與規模化生產疫苗與藥物的方法。這些措施大多已經在做了，但因應下一次大流行病，我認為，我們可以籌備得更完善。尤其在疫苗方面，我們必須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大規模生產疫苗，這是個問題。」
溫特指出，「另一個科學層面棘手問題是開發抑制病毒複製的小分子藥物。許多病毒透過核酸聚合酶進行複製，我認為，這方面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從不同病毒中分離這些聚合酶，開發小分子藥物。」
建議年輕科學人，聚焦真正重要且感興趣的問題
對於年輕科學人的建議？溫特謙虛地說，「我分享的是對我有用的方法，從事科學有許多不同方法可以成功。首先，聚焦真正重要且感興趣的問題。我從周遭的諾貝爾獎得主們例如Fred Sanger、Sydney Brenner、Max Perutz和Cesar Milstein等人身上學習到的是，他們都是自己動手做實驗，不是發包給技術人員，他們親眼見證所使用的技術。他們不僅重視細節，同時關注全貌，這點非常重要。」
其次，溫特指出，「學習以最清楚方式呈現自己的工作，不論是對科學界或商業界投資人，要能夠清楚說明你所做的事，這點很重要。舉例來說，投影片上，儘量只放最重要的資訊，而不是大量資訊。這些是我所學到非常重要的事，對我的成長非常重要。」
自1973年來到劍橋醫學研究委員會（MRC）分子實驗室（LMB），溫特一生精華奉獻給科學研究，每天工作時間長達12小時，甚至耶誕節也待在實驗室。除了對科學的熱情，有其他興趣嗎？溫特笑說，「我有一間老房子，四周是護城河，休閒時會去清理護城河，同時看看周圍的野生動物，那兒有魚，周遭有鳥兒，還有水獺。我有一個菜園，種了很多花草植物。沒有參加會議、不到各地旅行演講時，我來到這裡，找到了平靜。」
溫特從青少年時閱讀諾貝爾獎得主的書籍，長大後投入最喜愛的科學研究，在MRC時期，多位諾貝爾獎得主成為他的導師，耳濡目染之下，自己也獲得諾貝爾獎。他對科學研究充滿熱情，充滿理想，富正義感，看到不合理的事，挺身而出；他走出研究室，成立多家新創公司，成功開發全球最暢銷藥物，造福無數病患，成為科學家拯救世界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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