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金財觀點：錯誤史觀？日本殖民完勝國民黨威權統治？

賴清德總統在「總統直選30週年與民主韌性研討會」中提出：總統直選體現「主權在民」，臺灣人民藉此「確立政府合法性與民主正當性」；並稱「無論名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臺灣或臺灣」，臺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

尤其批判「國民黨政府來到臺灣之後，比殖民統治的日本對待臺灣人民還要差」，遭在野黨痛批是刻意製造對立仇恨發言，總統應要團結社會，而不是撕裂社會。

這些說法雖在政治與歷史發展脈絡中，或許具有某種程度合理性、務實性；但若放在憲政法理、歷史比較與兩岸風險管理的脈絡中，其倡議則值得商榷。這不僅有不當過度延伸之處；同時也否定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1945-1987)治理貢獻及過於美化日本殖民時期(1985-1945)治理，恐造成國政治理治絲益棼，舉凡政黨對立、國族認同及社會撕裂更為嚴重。

首先，政府合法性源自憲政而非僅單純是總統選舉方式改變。依據憲政法理而論，儘管1996年總統直選確實讓臺灣的政治體制完成「由人民直接授權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民主化關鍵一哩路。這不僅是總統選舉制度改革，更使中華民國政府取得更強的民主正當性。從某種意義來說，總統民選更強化政府的民主合法性，這確有一定說服力。但若將其表述為「直到總統直選始確立政府合法性」，則否定此前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法統延續。更何況中華民國自1912年建立成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歷經軍政、訓政及憲政過程；且1991-1992已經進行國會全面改選。

因此，中華民國的法統並不是1996年始開始存在；總統直選固然助於深化政府的民主正當性，而非創造國家的憲政合法性本身。國民黨批評賴總統把總統直選說成近似「制憲公投」或「重新建國」的象徵，並非全無道理。然從憲政法理而論，無論是總統直選或間接選舉，皆不影響國家的憲政合法性。內閣制國家有的總統選舉採取間接選舉，並非完全直選始能支撐政府合法性基礎。民進黨曾主張內閣制後改為總統制，其原目標不在於創造執政合法性基礎，而是總統直選成為最快且易獲取執政權途徑。

其次，陷入中華民國臺灣化成為務實臺獨的同體共生爭論。賴總統宣稱「無論名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臺灣或臺灣」，都是國家名稱。其政治效果是要把臺灣主體性、中華民國憲法體制與當代民主現實加以捆綁，此延續蔡英文主政「中華民國臺灣」與「兩岸互不隸屬」的路線。中華民國與臺灣關係，形成中華民國來臺灣、在臺灣及是臺灣的演變，主權從整合論變成分割論。

賴總統身為國家元首，對外使用高度伸縮性的國號表述，雖能鞏固臺灣派支持者認同，但卻硬生生阻礙中華民國派對其政治信任，兩岸互不隸屬論、界定中國為境外敵對勢力淪新兩國論、務實臺獨翻版。臺灣、中華民國臺灣、中華民國多元國家稱呼，意在達成選票極大化目標。是故，此類論述在選舉政治或民意政治具動員效果，但在憲政語言與戰略訊號上，確實增加模糊空間與風險，易被解讀為大打臺獨擦邊球。刺激中國對懲獨採取更大打擊力度，毫無助兩岸和平穩定框架建立。 （相關報導： 風評：賴清德的書袋與腦袋 ｜ 更多文章 ）

復次，比較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威權統治不應情緒化判斷。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民不僅缺乏政治參與權如地方自治權，也遭遇制度性的教育差別、族群歧視與殖民經濟控制。例如教育上，日本人在臺多就讀小學校，臺灣人多進公學校，原住民又另有蕃童教育所或蕃人公學校，形成差別待遇體制；即使1922年後名義上推動「內臺共學」，實際受益仍主要是日本人子弟，臺灣人在中等以上教育機會上仍明顯處於劣勢。

這說明日治時期的「現代化」並不是建立在平等公民權上，而是建立在殖民統治利益與同化治理之上。至於國民黨在教育普及與教育平等方面的制度性貢獻，明顯高於日本殖民時期。國民黨政府將教育義務由六年延長為九年，全體人民適用同一教育制度，原住民族逐步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教育機會公平性，促使陳水扁、賴清德總統是從家庭經濟弱勢者，有機會成為國家領導人。

再者，對比日本殖民與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政治壓制不易釐清。日本統治臺灣(1895–1945)期間，主要的武力鎮壓與較大規模傷亡事件包括：乙未戰爭估計臺灣民眾死亡約1萬至1.5萬人，西來庵事件事後大規模逮捕與處決，約800–2000人被處決或死亡。霧社事件鎮壓與後續清剿造成約600–1000名賽德克族人死亡。

整體而言，一般估計日本統治期間因武裝鎮壓與政治事件造成的臺灣民眾死亡約2萬至3萬人左右。若就局部事件的殘酷程度與殖民性暴力來看，日本殖民政權對臺灣社會的壓制，並非溫和治理，不應被浪漫化。

國民黨威權統治所造成人權傷害有其政治責任。針對國民黨威權統治(1945–1987)，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依研究資料推估，死亡與失蹤人數約1萬8千至2萬8千人（包含死亡與失蹤），其中死亡約3000至5000人。國家人權博物館指出，白色恐怖直接受害者統計下限為16,132人；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中，死刑且執行、遭處決及失蹤者已有1,241人。

上述統計數據屬於推估，無法呈現正確數據，難以對比日本殖民或威權體制對臺民眾壓制何者更為嚴重。然無論是國民黨威權統治或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政府暴力，同樣具有系統性、長期性與高度政治性。正確而言，日本殖民與國民黨威權統治，皆曾對臺灣人民造成深重傷害，兩者只是壓迫形式、治理目的與歷史情境不同，不宜簡單評價日本殖民統治優於國民黨執政。

相對而言，國民黨從革命屬性政黨轉化成執政黨，解除戒嚴、黨禁及報禁促使臺灣從威權體制歷經自由化、民主化到民主鞏固、政黨政治，此固然有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中產生龐大產階級影響效果，但也有黨外民主運動、反對黨推波助瀾，及國民黨政府體認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的憲政改革決心所致，也有國際民主化因素影響。換言之，臺灣政治民主化是多重因素所共推，非單一因素所促成。任何人、組織及政黨試圖掌握壟斷促進臺灣民主化的唯一功臣，此話語權及單一因素論述，形同一種言論箝制。

第五，恐造成臺灣人認同分歧化與社會撕裂更形嚴重。政治大學選研中心截至2025年6月的資料顯示，自認是「臺灣人」者為62.9%，「既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為30.5%，「中國人」僅2.3%。這表示臺灣主體認同已成穩定多數，中國人認同擇持續探底。總體而論，臺灣認同穩定在60%-70%，同時擁有中國認同及臺灣認同約在30%-35%，至於中國認同則在2%-3%。

尤其年輕世代的臺灣認同高於80%以上，未來勢必造成臺灣主體意識與中華民族主義激烈衝撞，不利於兩岸和平框架建構。 （相關報導： 風評：賴清德的書袋與腦袋 ｜ 更多文章 ）

此認同趨勢固然為臺灣主體性論述提供社會基礎，但也代表政黨若持續以激化認同對立來動員，社會裂痕只會更深。尤其是當臺灣認同意識極度擴張，也會對兩岸同屬中華民族認同造成衝擊。臺灣認同強化固然增進臺灣主體意識，雙重認同則利於建構兩岸和平的緩衝地帶，然當臺灣認同駁斥兩岸同屬中華民族，不啻是製造兩岸人民在民族主義衝突。

我們若納入《台灣前途決議文》檢視，賴總統演說明白引用1999年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的核心主張：臺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憲法上的名稱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臺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

這份決議文翻轉1991年《公投台獨黨綱》倡議公投建立臺灣共和國，把民進黨早期較強烈的「另建新國家」法理臺獨路線，調整為「承認現行中華民國體制在臺灣已本土化、民主化，並將其重新詮釋為臺灣主權載體」的務實臺獨路線。從中華民國來臺灣、在臺灣、是臺灣，從臺灣化逐步走向臺獨化的政治目標。國民黨指其帶有「兩國論」色彩，並非全然空穴來風。

第六，比較兩者經濟治理表現威權體制更具經濟增長成效。在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期間，臺灣經濟以農業與基礎建設為主，發展糖業、稻米與交通設施。依經濟史研究估計，GDP年均成長率約2%–3%，人均GDP年均成長率約1%–2%，屬於殖民地型經濟成長，產業結構較單一。

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臺灣推動三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改革、出口導向工業化與加工出口區政策，尤其是推動十大建設，創造「臺灣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1950–1980年代GDP年均成長率約8%–10%，人均GDP成長率約5%–6%。整體而言，日本時期屬於殖民農業經濟與基礎建設成長，成長率較低；國民黨威權時期則進入工業化與出口導向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更高。

最後，臺灣政黨政治應回歸理性競爭與合作。任何政黨不能再把歷史記憶工具化、把憲政語言選舉化、把兩岸風險口號化，不應過度延伸及消費歷史記憶。賴演說雖有其合理性，聚焦總統直選、主權在民、臺灣主體認同上升的歷史趨勢；但不當之處在於，賴將複雜的憲政史、殖民史與威權史，壓縮成高度對立的政治敘事。

國民黨的反駁也有其法理基礎，但若只強調自己曾推動解嚴、黨禁與直選，卻淡化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責任，同樣難以取得道德說服力。真正成熟的民主，國民黨應是誠實面對自己所曾創造歷史，無論是資產還是負債；民進黨不應將國民黨持續標籤化「威權」或「獨裁」；同時，也不應污名化國民黨為親中賣臺者、在地協力者。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歷經艱辛捍衛臺澎金馬，臺灣始有今日發展格局，這一頁歷史非賴總統所能抹滅。

綜上所論，藍白綠朝野能否在國家定位、安全治理、經濟發展與民主憲政之間，建立最低限度的共同語言，此方為臺灣真正邁向政黨政治必經路徑。賴總統與其單方片面界定日本殖民優於國民黨威權統治，不如與在野黨政黨對話、公民團體大眾諮商及共組國是會議，方為治國之略。 （相關報導： 風評：賴清德的書袋與腦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