閣樓有個快解體的紙箱，裡面有六百七十三頁的打字稿，是我從一九九二年六月十日開始寫、並於一九九三年一月九日清晨完稿的《鳥歌》。紙箱裡還有一小罐果醬瓶，標籤上印著「黑醋栗傳統果醬」，我在上頭寫下「低塹路的泥土，索姆省（Somme）博蒙阿梅勒市（Beaumont-Hamel）」。
果醬罐下方是一本硬皮藍色活頁筆記本，約A4大小，裡面是胡亂塗鴉的筆記，應該是我看了一本名叫《最後的七月》（The Last of July，暫譯）的書之後的心得。其中一頁寫了一些小角色的名字，包括「連長伍德維斯」。我後來把這個名字劃掉，改寫「格雷」，我之後的作品也與這位角色的女兒有關。最後是一張圖表──記錄了困住史蒂芬與傑克的地道系統，我不僅記下了時間順序，最後還註記「修改〈第一部〉中傅門葉女兒們的年齡」。
回想起來，我還頗為驚訝。這本外界看似雄心勃勃的長篇小說，實際上我本人的事前準備竟然如此不充分；但也許在很久之前，我心底早已勾勒出故事情節了。動筆寫《鳥歌》時，我已經三十九歲了，但早在我還是十二歲的小男孩時，腦海中就不斷浮現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畫面：那一年，還記得是十一月十一日的朝會那天，我被要求朗誦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壯烈犧牲的學長名單。我的學校很小，但那份名單卻如此漫長，讓我第二天甚至因為喉嚨痛請假。我想，這就是預兆了吧，因為那段過往是如此令人錐心、令人難以啟齒。當歷史老師講完穀物法與斯圖亞特王朝，準備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環節時，他只是哀傷地搖搖頭，好似呼吸困難地想迅速結束這個主題。我納悶他是否曾在戰爭失去了兄弟，但總之，想來一切都有跡可循，那時我心底便下了個小小的決定：有朝一日，我絕對要了解這場戰爭的來龍去脈。
在我一九八九年撰寫《金獅酒店的女孩》（The Girl at the Lion d’Or，暫譯）時，曾經針對三〇年代的法國史做了一些研究；本書主角是一位懷著童年創傷的二十多歲女服務生，簡單回推就不難猜測到，她的傷痛應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
起初，我不太想將她設計為背負著戰爭創傷的角色，因為那場大戰就像潘朵拉的盒子，我甚至還沒準備好要打開；然而最終我決定還是要認真面對，於是找了蓋伊．佩德隆西尼（Guy Pedroncini）的作品《一九一七年法軍譁變》（Les Mutineries de 1917，暫譯）參考。接著我又循線到南特市（Nantes）一所大學的圖書館（當時沒有網路，且期間我進行了多次長程旅行），後來我又讀了阿利斯泰爾．霍恩（Alistair Horne）的《榮耀的代價》（The Price ofGlory，暫譯），其中詳實記錄了凡爾登戰役［及羅伯特．派克頓（RobertPaxton）的《維琪法國》（Vichy France，暫譯）］，讓我對二十世紀法國的認知完全改觀。 （相關報導： 貿易戰的歷史已有百年之久！一次世界大戰時，英法如何對德國實施制裁？ ｜ 更多文章 ）
一九八八年，我是倫敦《獨立報》（Independent）的文學編輯，為紀念終戰七十周年，市面上的相關新書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一本關於地道系統的紀錄。我從未想過在無人地帶、在那根本無法挺身站直的低矮暗黑地道中，竟然還有另一場戰役要打：那是地獄中的地獄。書中也有一小段故事，描寫一位怕鳥的軍官帶著金絲雀回到地面、逃出地底。在許多第一手資料的佐證下，我明白了在戰爭趨緩時期，人們為何將鳥鳴聲視為活下去的希望。金絲雀的故事文字平凡簡單，卻充滿了深刻的象徵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