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記得是在那一年、那一個場合認識如玄的，大約是在婦女新知基金會成立之後，那個台灣婦運迅速集結的1980年代後期，不少年輕知識女性的性別意識被喚起，興奮地交換著新的想法、新的資訊、夢想著新的未來。婦女新知是台灣第一個標榜女性主義的婦運團體，因而吸引了不少優秀的新血。可是正因為處於生命的摸索期，有人留下來，有人短暫駐足後另覓奚徑。如玄選擇了留下，成為婦運中堅，後來接替我的任期，成為婦女新知基金會的董事長。我對她的最初印象是她說話速度飛快，愛講笑話，熱心助人，曾為陳水扁早期的辯護律師，(但查不到是什麼案子了)有一位沉默守候身旁的丈夫。
朋友們曾經聊起各自接觸婦運的機緣，如玄說她是在唸研究所時讀呂秀蓮的書新女性主義，受到啟蒙而開始關注婦女議題，碩士論文選擇了「 論離婚後子女監護之歸屬－從貫徹男女平等並保護子女利益之立場出發」，一如她爽快的個性，從不遮遮掩掩，旗幟鮮明。30歲時加入呂秀蓮創辦的新女性聯合會，成為祕書長，之後受邀進入婦女新知基金會，參與男女工作平等法的制定。不久鄧如雯殺夫案爆發，鄧未成年即被迫嫁給強暴她的男人，卻求助無門，悲慘的命運受到婦女團體同情，也突顯了性別權力的制度性問題，但殺夫這樣的舉動仍受到主流社會嚴厲譴責。如玄自願為鄧辯護，並自此關注婚姻暴力問題，加入了關懷婦女人身安全的現代婦女基金會，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法。早年替性暴力受害者辯護耗時又費力，一方面法條尚未週全，社會輿論也以嚴苛的眼光檢視受害者；另方面受害者在極為弱勢的處境下難免意志動搖，時而選擇逃避，使得不少義務律師感到難以始終相伴而中途落跑或意興闌珊，未能全力以赴，導致受害者難脫悲慘結局。如玄卻總能在困逆中堅持到底，不離不棄，讓鄧得以重生。
婦女運動積極建構女性的主體性，轉換父權體制，因而和以男性為主的政治團體想法和作法有所差異，國內外的婦運團體也都極力維持超黨派的運作模式，追求跨越政黨、跨越各種界線的合作。台灣曽經歷數十年的戒嚴和一黨專政，1970、1980年代的婦運因為反抗既有體制而與黨外陣營互動密切，解嚴以後的十多年間，則以婦女政見為主軸，與各黨派維持合作關係，1990年婦女新知基金會的男女平等工作法草案得到國民黨的趙少康、朱鳳芝、葛雨琴和民進黨的盧修一、葉菊蘭等委員關心，最後由趙少康主提，39位跨黨派委員聯署，送進立法院。1995年婦女新知協會主辦的政壇傑出婦女之夜也不分顏色，邀請到余陳月瑛、呂秀蓮、李慶安、陳玉梅等政治人物出席，盛況空前。 （相關報導： 風評：屆期清倉，想像過半數落選立委審查的法案預算… ｜ 更多文章 ）
然而民主化使得台灣的政治生態變得複雜，也考驗著婦運的理想性格，婦運日漸壯大之際議題的衝突性也開始浮顯，1997年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法期間，為了是否要處罰明眼按摩人，婦運產生兩種不同路線。反對黨以保護視障者工作權為由反對執政黨，新知部分成員也主張女人比起盲人仍占優勢，號召大家去立法院和國民黨部示威，要求明訂罰則。當時如玄是婦女新知基金會的常務董事，卻支持按摩女，她提出的理由是：理容按摩不等於色情；坎坷的邊緣女子需要按摩工作來維持生計；按摩的需求量大，遠超過視障者所能供給；政府應協助視障者適應更多種類工作，而非限於按摩。最後立法院仍是增加了罰則，直到2008年大法官才宣告禁止明眼人從事按摩的法條違憲，政府應促進視障者多元就業，並將按摩業的管理導入正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