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結束前的昭和時代，川島芳子這個名號聽在我們耳中，就是一個羅曼蒂克的傳說角色。男裝的麗人，隱藏著異樣事件與飄蕩著詭異氛圍，她的身姿驅騁於大陸的風塵之中。
與我們大約同世代的曾野綾子，回想起「日本對支那大陸懷抱野心的那個時期」，正值她的少女時代，她寫道：「川島芳子與橫川省三的名字，與日式的死亡美學緊緊相扣，震撼著我的內心。比起少女小說，當時這類讀物反而更吸引我的注意。」（芙蓉書房刊《喀喇沁王妃與我》序文）。曾野氏以很自然的聯想形式串接起川島芳子與橫川省三，這點引起了我深切的關注。橫川省三與沖禎介於日俄戰爭初期潛入滿蒙進行軍事偵查，川島芳子則是在九一八事變前後活躍於大陸，即便兩者的時代背景不同，卻自然把他們聯想一起，其原因，就在於川島芳子是一種悲劇的象徵。
日俄戰爭期的日本國民情感，因為歐洲強國俄羅斯露骨地南下侵略，基於獨立與自衛本能，國民賭上國家存亡加以抵抗，同時，也伴隨著「扶清卻露」的亞洲連帶情感。當時東京外國語學校教授二葉亭四迷，抱著埋骨大陸的覺悟經由哈爾濱前往北京闖蕩，類似這樣的國民情感，可以說是最純粹的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ya）型表現。二葉亭前往北京協助當時主持警務學堂的川島浪速，但這樣的協力關係並未長久，原因與其說是思想上的差異，不如說是文人、知識分子與大陸浪人之間的氣質差異。
川島浪速在本書中，被描繪成一個配角，是女主角的養父，他的清朝復辟夢想破裂，是個既老又殘的過時大陸浪人，不過如果欠缺這位養父的薰陶，也就不會出現川島芳子的悲劇了。川島浪速希望在滿蒙建立一個強力的國家對抗俄羅斯，拯救清朝，這種亞細亞主義的構想，從他於明治十九年離開外國語學校前往大陸後，便未曾改變。這個構想的底蘊，那股純粹的心情，則由其盟友清朝皇族肅親王的女兒顯㺭（芳子）繼受。
川島浪速的亞細亞主義，出發點與昭和時期操控滿洲國的官僚統治本質不同，他們的想法，從投身生活於中國民眾之間開始，一起吃苦，以自己的肌膚去感受民眾，這種實踐欲望發展成可以為中國民眾而死的教訓，而芳子繼受的，正是此種思想，日本敗戰後她在獄中書信裡也有談到這個部分。那份對血脈相連同族的想念，對她而言是極為自然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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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造成芳子悲劇的原因之一，是一個殘酷的要素介入。這個要素作者坂上氏並不敢直言，但我們仍然可以推測得出，那就是因為身為女性而必須面對性的抑鬱。十七歲的少女，突然剪斷頭髮化身為男性的異樣行為，這只能說是殘酷。上坂氏寫作的意圖之一，就在於剝除男裝麗人這個浪漫的外衣，想要追究芳子的真實形象，但這種殘酷的意象，卻也更添加了芳子身為女性英雄的姿態。那是與女豪傑、女丈夫、有知識教養的女史等經常可見的畸形性刻板形象不同，是另一種的傷痛。川島芳子的傷痛，與因為近代人權意識形態毀損女性自然的女史類型不同，那股傷痛讓我不由得感到同情，這位女性的天性，如果放在不同的時代或環境中，或許可以出現更圓滿的結局。她機敏的行為、因為想與人親近而滿溢的激情，都遭陰謀的細網所纏繞、捕捉、甚至利用。如果不帶同情的批判，會認為這是一種性格的缺陷，她的說謊癖、自我展示欲、對男性奔放的情慾史等，就外界來看，很容易當成天真爛漫無防備天性的扭曲版本。不過當她因為漢奸罪名被置於生死關頭上時，仍然設法拯救相關人士的性命，可以看出她的本性是一位不後悔犧牲自己性命的人。
與以一介女身，將青春奉獻給國家工作，而且不至於毀損自己天性，之後擁有圓滿家庭，順利過完一輩子的河原操子相較，川島芳子的傷痛便更為清楚明顯。
河原操子從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先回故鄉長野縣立女學校任職，因為想要一償平日宿志，之後又離開橫濱的大同學校教職，渡海前往上海的務本女子學堂擔任教師。接著更為了擔任內蒙古喀喇沁王府教師，單身從北京啟程前往喀喇沁。她在《蒙古土產》一書中如此寫道：「喀喇沁在何方？在北京的東北。途中需要歷經九天的旅程。途中除了風景千篇一律外，什麼事情都沒告知，不僅沒告知，我自己也全然不了解狀況。」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日俄之間風雲詭譎，她除了表面擔任喀喇沁王府日本人教師，也得負責探查蒙古境內俄羅斯勢力的動態，此外，為了方便橫川省三、沖禎介的偵查行動，她也被委託負責國策上暗中執行的機密業務。喀喇沁王府內大多數人都屬於親俄派，完全不知何時會遭遇何種危難，因此河原一直以來，都是短刀與護身用手槍絕不離身的狀態。
一位正值二十幾歲的女性，擁有什麼樣的動機，懷抱何種的宿志，才會想渡海前往大陸呢？她落落大方，極其自然地寫道：「在厚冰之下暫時被閉鎖的宿志，也就是投身清國女子教育的希望，在暖春陽光的沐浴下，又如草木般復甦萌芽了。」一位如此年輕的女性，卻能如此自然地下了這個決心，這應該就是河原操子的人格，也是那個時代的心聲。那是一個石光真清所謂的「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未來被緊緊繫在一起的時代」（《望鄉之歌》）。那個時代的心情，在日俄戰爭之後便失去了。
保田與重郎在昭和一○年代中期，於改版的《日本之橋》上發表了一篇〈河原操子〉。他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在於追思已經失去的遙遠文化情操，以及抗議昭和戰間時期的國策言論。「古代封建之世，與其教導女子意識形態的表現方法，更著重於努力創作文化的母體基礎，其結果，便是在這個新日本的動亂期，藉由一位日本少女之手，讓國家出現在整個世界舞台上。女人講道理、宣傳思想時不需靠嘴吧。女史們不論是在和平還是戰爭時期，她們展現出來最高明的人類行為之一，就是不依賴人工性的理論，她們依照的理論，是最自然的，發自內心的愛的教誨。小生今日為了想要批判當下非常時期型、國策型的女丈夫諸君，指責她們非日本的一面，因此文章中不厭其詳地討論了有關河原女史的事蹟。」
回過頭來思考川島芳子時，如作者上坂氏所介紹的那般，有第三者批評說，考察芳子既帶傷痛又充滿華麗的行為軌跡後，發覺她缺乏任何明確的思想體系，但正因為如此，這也暗示著她扭曲心理下的愛，而這種愛正是造成她奔放行為的原因。當她的心情表現在行為上時，便屢屢加強了她想由高崖上一躍而下的決心。剪斷頭髮、改穿男裝，就是最初的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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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坂氏寫道：「或許芳子以她自己獨特的感受性，察覺了養父浪速進退維谷的實情。無論真相如何，此時期理了個大平頭的芳子，她的舉止未必能以一句『古怪』，便可解釋清楚。」這是大正十三年十月的事情。浪速的盟友肅親王兩年前於旅順過世。浪速經歷了兩次受挫的滿蒙獨立計劃後，袁世凱突然死去，中國進入軍閥割據時期。
大正十三年，發生了第二次直奉戰爭。日本政府與陸軍首腦們苦惱、議論著究竟應該支援奉系軍閥張作霖，還是該支持直系軍閥吳佩孚。當年九月川島浪速前往東京，一天夜裡在帝國飯店面對各政黨幹部、陸軍、貴族院的老支那通、在野關心支那問題的有志之士等，舉行了一場演講。講話內容被速記下來，收錄於名為《支那的病根》的傳單上，從該文章可以一窺當時川島的心境。
簡單來說，關於國家統一，他對支那人的國民性感到絕望。也就是被稱為「一盤散沙」的特性。高度發達的利己之心，只讓小個體變得堅固，但與其他個體間卻完全缺乏黏合能力，就像沙子的特性一般。因此川島浪速主張不應該期待任何新興勢力，不管是張作霖還是吳佩孚，甚至是孫文的國民黨，他們都是不值得期待的幻想，因為所有人都犯了「一盤散沙」的民族性病根，所以支那只能如沙子般一路崩盤下去，前方完全看不到統一與安定。此時日本如果深加介入，那將會是最愚蠢的舉動，最好的策略應該是，要在日本的利益與權利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只要保持在旁靜觀其變的態度。
不過，他也有稍微暗示，當混亂至極時，仍可能由滿蒙民族以強大武力進行統一，但這不免給人只是附加性說明的印象。川島浪速在這個時間點上，早已把清朝復辟這種想法當作可笑的夢想，捨棄不論了。
男裝的國士川島芳子，可以說從養父浪速的絕望感中飛騰而出。如果說芳子抱持著到死為止都要與國民黨戰鬥，要為清朝復辟而犧牲性命的想法，那這個信念的出處，與其說是承繼養父浪速過往的夢想，還不如說是因為浪速的絕望感讓她產生鋌而走險的扭曲心態。
最終關東軍以武力支配了滿洲，出現了傀儡國家滿洲帝國，這與浪速過往的夢想完全是天差地別。想當然爾，這種局勢也無法撫慰當時暗地裡活躍的芳子。作者上坂氏引用那首芳子經常掛在嘴邊的詩句：「有家不得歸 有淚無處垂 有法不公正 有冤訴向誰」，完全適合描述這位走過傳奇命運的女性的生涯。
曾為李登輝寫過《虎口的總統》的日本作家上坂冬子，與她的著作《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