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承泰專文：解讀台灣貧富問題─從《扭轉貧富不均》談起

主計總處公布我國所得分配時間約在每年 9 月，近兩三年來每當公布後不久，即有媒體報導我國有 160 萬個家庭入不敷出，有些則直接說這 160 萬戶落入貧窮！整個台灣約 800 萬戶，真的有五分之一生活於入不敷出或落入 貧窮嗎？

首先我們必須澄清入不敷出並非等同於貧窮，白話一點說，「不夠用」 和「生活於貧困」當然不同！一位年薪千萬的富豪，可能因為該年支出較 多（如購置房地產）而超出其該年總所得，因此稱他（她）該年為「入不 敷出」或「負儲蓄」，但這算是貧窮嗎？然而，對於一位低所得者來說，就 算是該年支出未超過所得而有了一點儲蓄，難道就不會是貧窮嗎？

問題來了，那什麼是「貧窮」（poverty）呢？世界銀行曾提出每人每日 生活費用低於 1.25 元為標準，全球約有 12 億人口生活於「貧窮」範圍內； 這種「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概念雖簡 便，卻不適用於許多國家（包括我國）。事實上，大多數國家的「貧窮門檻」是取決於經濟分布的一 個適當位置，低於該門檻者才會被認定為貧窮（官方對貧窮的認定通常還 會加上其他條件）；因此，若要了解貧窮，需更廣泛一點來問，一個社會的「不均」（inequality）該怎麼來看？ 阿特金森這本《扭轉貧富不均》便提供一個多元、具國際觀且務實的看法，不僅可提供人們對於不均現象的認識，給決策者帶來一些政策擬定 的啟發，也可以是一本很好的大學教科書，特別是針對唸社會科學的人， 因「不均」乃是社會科學的起始點。

全書分為三部分，首先診斷不均現象，其次，阿特金森提出建議，最 後則討論建議的可行性。簡言之，這本書先教我們先認識「不均」現象， 才能找出原因，接著提出改善方案，才不至於亂槍打鳥，病急亂投醫！最 後，他不像一般經濟學者只是指點江山，他很務實的從行動者、國家與國 際社會的角度來討論，所提的意見究竟可不可行？

台灣的所得不均現況分析

我國主計總處每年所公布所得不均相關數據，是根據每年主計總處所 蒐集「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來分析，目前主計總處所公布的家戶 所得不均倍數，簡稱「大島指數」（Oshima index）。我國 2001 年曾達到 6.39 倍的高點，2013 年是 6.08 倍，2009 年金融海嘯達到 6.34 倍以來繼續呈現微 幅下降。

我國在 1970 年之前，五等分位的大島指數曾高於 5 倍，此後二十年經濟成長快速卻仍維持相當的均等（低於 5 倍），直到 1990 年才又回升到 5 倍以上，而從 2001 年開始超過 6 倍。

為了瞭解我國「不均」更多的樣貌，也可採用年度綜合所得稅資料，以最高 10% 所得戶占全國所得比重來看，從 2000 年占 31.3%，上揚到 2013 年占 36.4%。數字歷歷，確實說明：在台灣，「有 錢人更有錢」。

財富重分配才是不均的關鍵

《經濟學人》2014 年曾報導，美國最有錢 1% 人口的所得從 1970 年代占 全國 9% 增加到 22%。彼得 ‧ 聖吉在 2012 年《必要的革命》一書中，也指 出全球前兩百大富豪財富等於最窮 25 億人口年收入總和。根據《遠見》雜誌 2015 年 3 月的報導，國內前四十大富豪 2012 年資產總計達 844.5 億美元， 占我國國富毛額的 13.5%。因此如阿特金森所說，不均才是二十一世紀的關 鍵議題，於是他在第一章就對家戶總所得做了仔細的分析與討論，這是理解不均的重要一環（見該書第一部）。

二十一世紀勞動市場    — 世代不公、社會福利與非典型工作

阿特金森有別於一般經濟學者，不只強調生產力，更對分配與不均有 更多著墨，他並嘗試提出具體可行改善措施。在十五項具體建議當中，雖 然是以英國為基礎，他卻試圖應用到歐盟各國。他觀察到近二十年來所得 底層的停滯，加上落入貧窮者許多仍擁有工作，亦即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發現問題癥結在於缺乏穩定的工作與薪資的最低保障。雖然全球化 導致市場力量更為強大，他認為仍有制衡的可能，並由此建立機制來降低 不均（不論是機會不均或是結果不均）。他根據實證資料指出，二戰後到 1980 年代間，貧富差距維持在相對較低的範圍，可見經濟發展與貧富差距二者關係並非絕對。因此他認為政府不能只想創造最大就業量，而應想辦 法把非自願性失業降到最低，並同時注意二十一世紀勞動市場的新特質。

不均的發生可以在世代內，也會在世代間產生。如果只是發生在世 代內，也就是個人憑藉來自遺傳的天分，自己的打拼，以及難以解釋的機 運，而有不同成就與收穫，這樣的不均還不至於被其他人所憎恨（阿特金 森所說的競爭性不平等）。可是，當前社會許多的不均是發生在起跑點的不 公（阿特金森所說的非競爭性不平等），這通常來自於環境（家庭背景、社 會結構、國家資源等）與世代間的移轉；人們對不均現象感到無力感，通 常是來自於世代間不公平的移轉！因為透過自身的努力競爭，未必能超越 結構性的不公。

阿特金森對此主張，要針對遺產或贈 與採收取累進資本終生稅。換言之，一個人一輩子能獲取遺產或贈與是透 過累加，超過上限即課予重稅，減少跨世代財富的累積；另一方面，他也 建議所有人到成年時，都應得到一筆資本稟賦（capital endowment），這是 拉平起跑點的一個辦法。

至於如何透過社會福利，在下一代中減少不均（見第十章）？特別是兒 童福利方面，他認為需要更積極投資，也支持普及式不排富的補貼措施， 才能讓有錢人覺得自己沒有被排除，也會更樂意交更多的稅，透過阿特金 森所主張加強累進效果的所得稅制，更可以發揮再分配效果。在「不拋下任何一個孩子（no child is left behind）原則下，他甚至建議應該在全歐實施 統一的兒福補貼政策，讓所有孩子擁有基本人生起點。

兼顧理論與實務

阿特金森的目標是要將當前逐步擴大的貧富不均程度，帶回到 1980 年「貧富不均轉折點」之前。同樣的，台灣也曾在那個年代同時有高度經濟成 長率與較低的貧富不均，那樣的「均富」，有什麼道理，在現在或未來幾年 做不到呢？

＊本文選自天下文化出版的《扭轉貧富不均》一書的導讀，作者薛承泰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本書作者安東尼‧阿特金森生於1944年，英國經濟學家，所得分配及租稅公平經濟研究的開創者與巨擘，經濟學知名的「阿特金森指數」即是以他為名。他的研究與貢獻以兩個領域為主：一是不均與貧窮問題，特別是所得的分配和財富的跨世代移轉；二是現代公共經濟學，尤其是最適租稅制度。影響力及於當今青壯世代經濟學家，包括《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提。皮凱提的研究師承阿特金森，深受其啟發，尊稱他為「所得與財富歷史研究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