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和謙觀點：打滴吃麵找人脈─你還沒進入的互聯網消費時代

一年多前，剛從英國回到北京的時候，朋友們就趕緊指點我裝上幾個手機app，並半帶恐嚇地說，要是在北京，你手裏沒有個app，連打個車你都打不到。不到一個月，我馬上服軟了，畢竟在短短一個月裏，不但打車得用軟件叫，連下個館子、理個頭髮，都得在手機上先買個打折券才划算。後來，通過手機通信軟件為平臺的支付工具也強勢崛起，出門花的零錢越來越少了；而由於店家沒有刷卡機，為了轉錢給人家而加的店員微信，則越加越多了。

進入2015年後，依托互聯網和手機客戶端軟件的消費型態創新，又湧現了好幾波迭代升級。

前幾天，有日稿多量大，兼有薄雨，在桌前忙到中午都還得空出門。饑寒之中，首度嘗試了一家動員鄰居為你做菜、送菜的app，要了離家800米外，一家意大利先生的中國太太自己做的意大利麵。

下單約一個小時後，有人敲門，一看竟是人家主婦冒著冬雨親自把料理送上門。打開盒蓋一嘗，醬厚菇鮮，麵體筋道，佐以配贈的乾酪粉和醃黃瓜，正和我胃口。只可惜用外賣盒配送不可避免地讓面麵了一陣，但仍瑕不掩瑜。

在資本促銷補貼下，原價30元人民幣（含配送）的麵我只實花18元，不惟鄰居家廚的口味比傳統送外賣的餐廳好上一大截，還不用攤付一般餐廳裏昂貴的地租和裝潢氣氛費成本。

通過這個叫做回家吃飯的app，把私家廚房的資源和鄰居的廚藝調動共享之後，我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離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人均消費頻次最密、支付手段最多元、可購買服務種類最細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民電商國家，又踏踏實實邁進了一大步。

帶著好奇心，我又把這家app上登錄的許多服務提供者都看了一遍，其中有大半都是原本不上網，或是只是淺度上網而從不交易的「40後」「50後」大爺大媽，平常退休沒事、或者是來北京幫兒女帶孫子，閑來空有一身手藝無處發揮，正好被兒子女兒用這個軟件「上架」到網上，同時滿足了在北京的一大批尚未成家、父母不在身邊、無暇做飯、又不願意老吃外賣和尋常餐廳的我等─而這類人口光在北京，就至少有500萬人。

這，還只是我在北京體會到的互聯網消費滲入生活的一小部分。除了調動鄰家廚房幫你做飯之外，上門畫指甲油的、上門按摩的、上門保潔的的各類工種服務，也紛紛通過互聯網大行其道，解放了一大批原本必須長時間守在門店裏等人上門、既白耗時間，還得和出地租的店主利潤分成的專技勞動者。

此外，通過手機軟件盤活水果銷售、打通農戶到消費者的農產運銷，甚至辦一個能夠「串聯」北京各獨立／社區健身房、免去大健身房需綁定昂貴會員年費之苦的通用帳號等等，也成為在北京生活中的真實體驗。 （相關報導： 胡一天專欄：多中心化智能社會與金融物聯網（下） ｜ 更多文章 ）

而讓所謂「分享經濟」在中國普及開來的領頭羊─交通出行產業，則從2014年下半年起就把主戰場從出租車燒向了調動私家車上路的所謂「專車」產業。在2014年七、八月份，所謂的「專車」產業全國每日交易還不到1萬單；但而今，專車行業中的領跑者滴滴出行自稱每天交易量）含高價的專車、較便易的快車、上下班共乘的順風車服務等各類）已達500萬單左右，市場居次者Uber也自稱每天能完成150萬筆左右的交易。光是這個市場，一年交易數量就成長了超過500倍（不是500%，而是500倍─50000%）；成都、杭州、廣州等中國城市的訂單數量，也超過了Uber軟件的創始國美國，長居全球訂單量最多十大城市之列。

同時，用手機app搓合需求、定制特定路線且保證有座位的互聯網巴士服務，也開始在北京等多個城市開跑。未來有一天，如果法規政策允許，互聯網企業揮軍更「重資本」的地鐵運營或是更廉價的三蹦子，覆蓋城市出行的每一個環節，並且進行自動化的資源整合和個人出行路線調度，也未嘗不是完全不可想象之事。

在互聯網和移動端應用鋪天蓋地地改變人們生活，優化各產業服務／需求匹配精准度、調控各產業產能、適度降低人才進入門檻之際，大陸政府各部門的政策和法規在一陣觀望之後，也紛紛應時而動，為之調整。

例如在10月份，由交通部牽頭的「專車」管理辦法的徵求意見稿出臺，在為期一個月的時間裏，廣徵各界的意見和評議。事後，大陸交通部宣布獲得各方建議和意見共五千多條，會擇優納入修改草案時的參考。

而一批聯名發表公開信、抨擊管理辦法草案過於保守，不利於新行業發展、應該重新大修或暫緩實施的12名學者，不但其言論沒有被消音、該出席的論壇或電視節目通告沒有被取消，反而還集體獲邀，在一個周末步入交通部大門，和制定行政管理辦法的行政官員及同情政府立場的學者對辯交鋒，座談了一整天。

於焉，我們看到互聯網消費帶來的改變，不只是你我的消費習慣，也不只是各行業的生產環節；通過互聯網的嫁接，每個人都有機會挖掘、聚合出自己能獲取／或能提供的獨特需求，並通過便利的網上支付體系將之貨幣化，使自己的資源稟賦可以兌現，或是更易於和他人交換。更深遠的效應是，互聯網消費創造的就業機會、激活的快速反饋系統、透明公開的用戶評價機制，也讓主管當局一點一點地放下猶疑、邁出對話步伐─哪怕只是做做樣子，也比不做好。至少，那體現了對新消費型態背後用戶民意的一種重視，或者是忌憚。

每次，當我又用手機／互聯網做成一單新交易、或體驗一次新服務時，心裏總有一個角落為臺灣焦急。在我們成長的那些年裏，臺灣總以科技代工產業自豪、以青年族群充滿創意自矜、以網絡空間完全自由自居。然而，光是金融法規的綁束，就迫使除了銀行機構以外的任何商家不能承擔支付和雲端貨幣池功能─這不但臺灣本土無法產生如支付保、微信支付等網絡交易基礎設施，連帶地，也使各類講究「快錢」現金流的手機應用軟件和移動端消費平台，無法在臺灣市場鋪開。

從2009年智能手機日漸普及至今，臺灣利用移動互聯網成功創業、並具有全社會影響力的案例寥寥，移動互聯網創業者大多僅局限於手機遊戲一隅，或是承接各類公司行號或政府單位委托開發app的訂單為主─這造成能直接入行、貢獻才智者相當有限，更難以直接和大眾消費捆綁在一塊。(附帶一提：離開台灣兩年了，此處的印象若有訛誤，還請方家指正。)

走筆至此，又一位傳媒界的朋友 Yan Lu傳來一個她參與創業的APP「米加」要我試用，給點意見。我一看，原來是由媒體人、公關界人士為主體用戶，互相盤活採訪資源、交換辦事能力和「人脈存摺」的一種應用軟件。我笑問，天哪，你們互聯網創業族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呀，以後該不會連和你問個電話，都要先付費或先下個APP了吧？對方笑說，不會啦不會啦。

到北京一年多來，天天抱著手機，學著如何高效花錢、看著人家怎麼掙錢，甚至看著小夥伴一個個跳進創業大潮，就是北京互聯網生活的一頁即景。 （相關報導： 胡一天專欄：多中心化智能社會與金融物聯網（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在北京工作的台灣人，現任職於財新周刊。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