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中國人」的纏糾——從移民歷史談起
朋友Sabrina今年4月在明報寫了一篇《失語》作者劉綺華的專訪，從翻譯問題討論此部小說如何被翻譯。在訪問文章出來前，聊天時，她跟我推薦《失語》，我問她「好在什麼地方」，她沒有直接回答我，僅說道，這部小說被翻譯成英文、日文，入選了美國婦女節的推薦書。我手上的《失語》在台灣購入，是台灣版本，礙於台灣一般讀者不熟悉廣東話口語，把原來的廣東話文句大加刪減，讓台灣讀者更容易理解。
《失語》，作為小說名稱，除了指涉香港人的口語廣東話被慢慢（急速）消失，亦指涉近年來香港政治的失語狀態。香港雨傘運動以後幾年，中國政府對香港的管制、中國香港大灣區的倡行、中國大陸人大量來香港就讀和移民，香港街道上景觀出現最明顯的改變，就是說「普通話」的人多了很多。
對於這幾年香港的社會政治改變，我在台灣很少談及，因為不少從何談起。早就想寫一篇關於《失語》的讀後感，但因為香港是我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距離太近，反而難以簡單下筆。我在這篇文章不太想從文本細讀，或比較學術性的方式討論香港，而是從移民的經歷來談論。
香港文化到底是什麼文化，一直長期在學術界被討論，混雜性、曖昧性、難以說清，反正難以簡單概括香港文化。我跟大部分人都只能很簡單的說出，香港被英國殖民過，回歸中國以前，受到相當多的西方文化影響，但同時保留了中國文化的傳統……到最近兩三年，特別是在疫情時期，被封鎖在台灣，特別想念香港。對於香港的思念是建基於生理上的反應，去茶樓吃點心、港式奶茶，港式蒸魚一次又一次閃現眼前，還有我童年時的食物記憶竟然都回來了，祖父還在生時做的薑蔥炒蟹，父親做過的酥炸鯉魚等等……
一場疫情打開了陳封已久的記憶，像招魂般，把零落四散的身世又重新拼湊，圍城時候，更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是「香港人」的身份。即使多年在台灣留學，仍然不習慣台灣的飲食，胃口仍然是香港人的胃口。日本的餐廳門外，有時會出現「一生懸命」四字，我在想，食物的造化跟文學、藝術一樣同樣偉大，能把「平凡」化為「不平凡」。
以前你阿媽真的好慘，屋企的米呀、油呀，都要主動送給紅衛兵，自己捱餓都要紅衛兵吃飽。還要幫他們搜集情報，帶他們去小資產階級的屋企抄家，揭發鄰居的惡行。改革開放後，好多人罵我殘忍、賤格，但我可以怎樣？難道跟紅衛兵鬥過？唔討好紅衛兵，你阿媽早就死了，仲講良心？
伶母的世故圓滑、審時度勢，反映了香港的市場導向價值，一切以利益和效益為主。最簡單解釋香港人的「隨機應變」，就是放在「資本主義」的脈絡下。在伶母身上，其實也看到親人的幾分身影，很喜歡談錢，幾乎什麼都可以拉到「錢」的份上，坐在家裡什麼都不做，也要錢，電費、水費、管理費……這些聽多了，其實很厭惡。但「錢」背後，其實深藏著對世界的不確定感和不安全感。一般人理解，香港人就是土生土長於香港，但其實從自身經驗去談，我的香港好友，有很多是小學時候從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他們談吐、穿衣、關心的事情，已經很「香港」，「香港」到根本不會想起他們自己擁有中國大陸移民的背景。而我們的父母輩，其實非常多的百分比是從中國廣東地區來到香港。我母親在深圳長大，父親在廣州長大。這些歷史，他們很少會提到，反而是在我隨家人移民到舊金山，身邊的親戚在聊天時會提到。
2024年10月1日，香港慶祝中國建政75周年國慶日，各地都能見到五星旗。(美聯社)
父親作為家中最小的兒子，不太懂得照顧別人，家事都丟給我姑媽（大姑）、姑姐（小姑）去做。小時候的記憶，爺爺奶奶，和我父親的其他兄弟姐妹都在香港，只有我姑媽一直留在廣州，有一次我好奇問起「為什麼會留在廣州」。我姑媽說，當時我爺爺在香港工作，家人慢慢移民到香港，但中國有政策，要留至少一個家人在中國大陸，確保資金回來，所以我姑媽自己留了在廣州。姑媽是說自己當時已分配到在工廠的工作，所以自願留下來。姑丈也是廣州人，但出生在比較鄉村的廣州地區，他提及年輕時有兩次偷渡來香港的經歷，當時很多人為了生活偷渡到香港，白天有警察巡邏，只能晚上在山上步行。沒有燈光，一失足，摔下去，人就沒了。
我問姑丈，為什麼沒有再嘗試偷渡來香港，他說抓到三次就要坐牢，所以沒有第三次。那時候，廣州也有批鬥偷渡者，搭一個臺，台上掛著「投敵叛國」四個大字的橫額，被抓到的人就在台上被批鬥。文革時，我姑丈姑媽都有親眼看到，紅衛兵在炎熱的夏天把人拉到街上，要他們光著腳走路，他們被燙得跳來跳去，也把人拉到碎玻璃上批鬥。姑媽說，你大伯娘也是從中國大陸偷渡來的，哪一個親戚也是。
一次在舊金山茶樓跟家人親戚飲茶，我姑姐的一個朋友突然說起自己年輕時從中國大陸偷渡到香港：香港人其實心地很好，當時剛到香港，不知道怎樣去找我親戚，剛好看到兩個年輕人一男一女的走來，我問他們怎麼去牛頭角，他們兩人帶我搭地鐵又搭巴士，把我帶到親戚家。按門鈴，我親戚出來看到我和他們兩人，他跟兩個年輕人說，你等我一下，我拿一個紅包給你，他們說「不用了」就離開了。他們連地址都沒有留下來，我後來也沒有見到他們。不知道為什麼，別人打記憶的潘朵拉盒子，眼紅的是我。得人恩果千年記，兩個年輕香港人把她接到親戚家之恩，記了幾十年。
小時候過年，會到親戚家拜年，一定會去藍田兩個舅婆家。因為家住沙田，從沙田搭火車、地鐵到藍田，對於小孩子的我實在太奔波勞累，內心十萬個不情願。我問母親大舅婆是誰，母親說是舅公的老婆，但舅公很早就逝世，沒有小孩，只有她一人獨居。母親沒有多說什麼，舅公應該是我外公的兄弟。去了大舅婆家，還要去小舅婆家，小舅婆有家人，家裡安著土地公的牌位，一直在燒香，有濃濃的煙火氣。
我問母親，大舅婆跟小舅婆是親姐妹嗎，母親說不是，只是乾姐妹。她們有聯絡嗎？沒有，兩人吵翻了。她們不是親姐妹，為什麼我們也把小舅婆叫做「舅婆」？可能小孩的問題很多，大人總是沒耐心回應。但母親語言中隱藏的意思是，她年輕時來到香港，雖然我兩個舅舅和一些親戚都在香港，但沒地方居住，她有一段時間在小舅婆那邊居住。那時大舅婆和小舅婆還沒吵翻，沒有血緣的人收留了她，所以她每逢新年都會帶著一盒藍罐丹麥曲奇到小舅婆那邊拜年，還有離開時塞給她一張深咖啡色的五百元港幣。小時候看到五百元港幣，覺得是很多很多的錢，可以買很多很多的零食。但二十幾年後的今天，五百元港幣，已經不算是什麼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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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時，一次去我三舅舅粉嶺那邊家，看到我表姐身份證的姓氏是「蔡」，我好奇問，不是應該姓文嗎？外公姓文啊。表姐說，你大舅婆的姓啊，你舅父改了姓蔡。後來問母親，好像是三舅舅來香港時，大舅婆幫了他不少，所以他後來改姓來表達感謝。好像還在深圳時，大舅婆常常從香港帶食物、衣服回深圳，給我外婆、舅舅他們。當時中國大陸非常貧困，在香港的親人、親戚都會想盡辦法去接濟，「中國人」、「香港人」的區分，其實沒那麼明顯。
姑媽說，你爺爺去了香港工作，回廣州時，自己身上穿了一大堆給我們的衣服，因為穿在身上不用打稅，有一次穿著小孩子的衣服回來，脫下來都破掉。他回香港時，把穿回來的襪子留在廣州，穿著有破洞的襪子回香港。那時中國大陸還有配米制（糧食配給制度），每人每月多少米、多少麵粉，吃完就沒有了，有時親人回廣州，會有米票，那多出來留給我們，我們就可以多吃一點。
這些貧困的經歷，屬於中國歷史教科書的一部分，屬於我的親人，其實理應成為我的一部分，但聽起來，有一種千里瀟湘煙渺渺之感。
小時候常回深圳探望外婆，跟在中國大陸的親人很靠近。很多表哥、表姐和表妹都在深圳，小時候玩在一起。外婆住的地方離深圳市中心有一段距離，那時候走出去常踩到雞糞，因為鄰居養雞都沒有圍著養，別人要買雞就去找他，也不怕有人把雞突然偷走。小時候在深圳過年，最大困擾是晚上狗叫，清晨就公雞叫，睡不好。還有凌晨時分會逐家逐戶放鞭炮。那時候的房子都是用磚建成，一間又一間的房子，並不像現在的高樓大廈，鋼筋水泥，有電梯。外婆家附近的池塘，過了幾年就移平，變成了又一棟高樓。
後來長大，因為香港課業的壓力，也不再有那麼多空餘時間在跟在深圳的表姐妹玩在一起，僅是逢年過節回去短短幾天。有幾年，還會寫信，那時候還流行寫信。慢慢發現，自己跟他們的關係沒有那麼要好，會傷心，但無法避免。到底什麼是「香港人」，這幾年在台灣留學時，不時會閃現出這個問題，我應該要如何理解自己的香港人身份？「香港人」跟「中國人」的距離，真的像現在流行表述那樣嗎？
我父母分別在70年代中期和80年來香港，從個人家族移民史的角度出發，其實不難理解為什麼在1989年，香港發生了兩次百萬人遊行，聲援天安門學生。當時香港人口不超過600萬，但四分之一香港人願意走出來聲援當時天安門的學生，是因為跟中國大陸的感情血濃於水。1949年中國共產政權正式建立，與香港以後的政治命運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新中國以後發生的政治改革運動，導致大量中國人民逃亡到香港，少部分的知識分子是因為個人的政治理念，但大部分人多是為了活下來。僅僅是為了活下來。在無法溫飽的年代和社會，不要說「前途」，就連「未來」也難以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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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我出生的年代，香港已經是高樓大廈的香港，物質無憂，具有義務教育，我們這一代「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年青人面對的是學業上的競爭，需要考到大學，取得高學歷，在社會上找到穩當的工作，不然就淪為社會主流語言的所謂「失敗者」。單是應付高考，已經耗盡我們的心力，但伴隨而來的問題是：考到理想的大學，取得高學歷，擁有別人看來優秀的工作，那真的是理想人生嗎？這是我想要過的人生嗎？教育對我們這一代而言不是「奢侈品」，更像是「惡夢」。年過四十的高中文學老師，有一次在課堂上跟我們說，即使到最近，晚上還會夢到高考，出了一身的冷汗。對的，我們的A-level高考，就是一天考一個科目，六個小時的論述題，分成各自三小時的兩個環節。張愛玲在《小團圓》寫的「大考的早晨，那慘淡的心情大概只有軍隊作戰前的黎明可以比擬」，我記得高考時，考中國歷史前，在考場門口，拿著一疊讀書筆記，喝了兩罐Redbull。
《失語》中的慧和伶成為了中學老師，在香港算是相對高薪穩定、光鮮亮麗的工作，但面對需要具備流暢普通話的能力，工作上殘酷的壓榨與能力，但仍無法瀟灑地離職，因為這是她們歷盡千辛萬苦所得到，一旦放棄了，過去所承受的痛苦又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一場夢後的空虛嗎？慧用電鑽戲劇式的「自殺」，其實也是「他殺」，看似是個人意志，但背後有著整個社會政治的壓迫。個人行為，同樣反映了社會形態，人是社會的動物，時代虛無，人也虛無。涂爾幹的《自殺論》，就是以社會作為脈落來理解「自殺」。慧和伶在香港所受的教育，告訴她們拿到高學歷以後，就能「捱出頭來」，不過是「謊言」。成為了「老師」以後，你不僅要教育學生，還要跟著時代的步伐，學做一個中國人，更重要的是能說出一口標準普通話的「北京人」。政治改造，最好的方式就是思想改造，讓一個人徹底否定過去，拋棄由過去歷史所組成的自己，「天生太蠢，我要改變我的大腦」成為了慧的遺言。
廣東話、普通話之爭——從語言角力看文化暴力
香港九七回歸以前，學校不少已開始普通話課，但當時讀小學的我還沒領受到這個優勢，比我少兩歲的弟弟在跟我同一所的小學已開始了講普通話。我後來考上的中學，雖然每週有一節時間（四十五分鐘）是普通話課，但學校也沒有特別重視普通話，學校也不太有組織性地計劃我每一年都好像把b、p、m、f的聲母重頭再來一遍學習。直到來台灣留學，我才痛下決心要學習。
剛來到台灣，記得第一次在課上報名，報告的內容早在報告兩個月前已做好，但練習國語的發音持續了兩個月，每次我會把報告內容複製、貼上在Google Translate，之後開啟讀音功能，一字一句跟著讀。因為不懂普通話、台灣國語的拼音，我用英文、廣東話在旁注音，但這樣的練習在報告當天，換來依舊是大家都不知我所云，只有一個越南華僑的同學聽得懂。她後來跟我說，因為她也是廣東人，母語也是廣東話，大概猜到我在說什麼。即使在台八年，無法擺脫的是我的廣東話口音，也會有台灣人初認識我不久，問：你好像不是台灣人？你是外國人嗎？你是香港人嗎？
在舊金山，我想不起來什麼時候被問過「你好像不是這裡的人」的問題。Where are you from，可以解釋為你是哪國人、哪裡人，也可以解釋為你從哪裡來到舊金山灣區，他們通常的意思是後者。在灣區，很多人都是移民而來，或父母是移民，所以大部分人的英文帶有不同的口音，一般人不會從你英語的口音來判斷你是否具有作為加州人的法律身份。僅從對方說話的口音，來判斷對方是否加州居民、美國公民，先不說是否帶有歧視意味，只從生活經驗領域來說，是完全不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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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少時移民來的東南亞裔，他們日常的英文流暢無礙，但他們還是帶著自己原來文化、民族語言的口音。剛移民到灣區時，令我頭昏腦脹是面對不同種族、文化背景的英文口音，電話客服人員很多是印度人，他們的英文帶著強烈的印度口音，不止是一次，我真的無法聽懂對方在說什麼，雙方談話陷於膠著狀態時，我把電話掛掉。我現在可以聽懂了，再重的印度口音，我大概也可以猜出他們說話內容的重點，解決溝通問題的方式，是我聽懂他們的印度英文，而不是請他們來說標準式的英語。但到底什麼是「標準式的英語」？
如果以在香港或台灣生活的經驗來說，我們會立即判斷「他們英文很差」，但遷移在舊金山的我只會描述為「口音很重」。而有點詭異的是，當我回到香港，聽到身邊的朋友說港式英文時，我會自然的有情緒反應：「這樣的英文太奇怪了吧」，但瞬間我又意識到自己是「香港人」，而我是否在「厭惡」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出身？我想起在舊金山吃日本壽司的經驗，日本壽司店的老闆和員工往往是中國大陸人，也有韓國人開，但日本人就比較少遇到。一開始，我並不習慣加州的壽司，它們看起來沒有日本壽司那麼精緻，日本文化重視細節，細膩是美，這裡的壽司太不日本，而且手捲更有趣。各種不同的手捲，配上不同的名稱：Salmon Lover、Lemon Killer、Lion King、Red Dragon、Family Affair、Romeo＆Juliet、Playboy、Tiger、Pink Lady……現在啦，我比較能欣賞加州手捲，當我在挑要哪一款式時，我喜歡看它們的英文名稱，到底要Pink Lady好，還是Playboy嗎？
《失語》中，伶嘲笑移居到香港的大陸妓女的廣東話，而伶和慧同時亦被北京的普通話所折磨。來到香港的中國大陸人要努力擁有港式流利的廣東話的同時，香港人因為政治因素亦要練出一口流利的北京普通話，兩種不同語言的角力，顯示出背後政治權力的角力。香港被英國殖民的歷史，中國近代化的各種社會主義運動、文化大革命，香港人對於中國大陸政治的反感，中國政府嘗試要去除香港人對本土文化的認同和建立對自身政權的認同。語言作為政權權力工具，對個體最大的壓迫，就是要個體否定個體自身。故事中，伶找來一位操北京口音的老師，老師告訴她的努力方向是錯誤：
「而你……首先是不夠努力，還有，努力的方向錯了。這是大部分香港人的問題。」「你要改變你的心態。」
「你的香港腔太重。你要想像自己是北京人。」
「怎樣想像……我天生是香港人……」
「你們香港人很自大，不屑做中國人。我教過很多學生，抱著這種心態的，普通話都學不好。從前有個學生，每次上課都跟我吵，說自己是香港人，為什麼不能保留香港口音？又有些學生說我是土共，那麼討厭大陸人，來學普通話幹嘛？這些學生我不會留住他們，他們太主觀了。凡是考得好的學生，都不會常常想著自己是香港人，然後給自己藉口，說香港口音。」
你要成為中國北京人。問題是，我們能夠成為不是我們自身的「他者」嗎？個體無法選擇個體被拋擲來到世界的時空脈落，當我意識到自己是香港人時，我已經「被出生」，我被出生在香港的1990年，我無法選擇我出身後所經驗到的社會和時空，所有建構我成為我的東西，都是來自於香港……而當我擁有選擇的能力和條件時，我能選擇到哪國讀研究所，能夠選擇移居到哪國，只能決定之後的我，但以前作為香港人的我，是無法被取消和否定，難道我要以「失憶」的方式活著嗎？即使「失憶」，我也無法創造自身童年時期的北京回憶，北京普通話構成的過去……那不僅是殺掉我的過去，而是在經驗上無法達到的事情……
伶最後決定接受Ivy的建議去「整容」，企圖改變自身的命運。「整容」同時是隱喻，去掉自身。Ivy說：
破相有什麼問題？相貌哪有分原本唔原本？就算唔整容，化了妝都無人看到你的素顏，而且最後整得靚就行了，無人知道你原本的樣子。至於風險，一次整唔好，整第二次囉，我都整了兩次啦。
什麼是「原來面目」？Ivy覺得沒有，整容整得好看，才是重要。問題是，我的頭骨，我的五官基礎，我的臉形，再怎樣整，也不會改變。我們只能根據原來的基礎去修改，如果有一天醫學技術可以發展到把人的臉部完全換掉，也許人的記憶也可以同時換掉，修改。當個體的過去可以隨意被刪除、消失，我可以隨意選擇成為什麼樣種族、文化背景的「人」時，我們會擁有更大的自由嗎？
我想到的是港式鴛鴦和加州手卷。奶茶加咖啡，成為香港的「鴛鴦」。壽司結合加州人的創意，成為「加州手卷」。在台灣時，日本學妹有一次回禮時，給我帶來一杯飲料，當我以為是「香港奶茶」時，我發現寫著「香港鴛鴦」的貼紙。這是她對香港人的理解嗎？在舊金山吃加州手捲，有一天會成為別人對我的印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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